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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大河”是猥琐卑鄙的

作者:古明浩 发布时间:2018-12-01 10:22:0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国人钦点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因共青团所属周刊《冰点》遭停刊,同步于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一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景韬先生的公开信〉。她先演绎一段拿手的普世论述:

  “我对中国大陆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

  占据道德制高点后,便傲然做出自以为是的价值选择:

  “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

  “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

  换句话说,西方推销的普世价值高于国族认同,所以《冰点》被停刊: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于是这个虚矫的女人于文末舖陈了几行得理不饶人的文字:

  “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麽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麽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一家团办周刊仅因内部不同意见喊停就要上纲上线到国族“文明”与否的高度吗?我们不妨来看看龙应台曾旅居十三年的欧洲在“人道的坚持”与“异议的宽容”上又是怎么个文明法?

  话说德国战后有一部刑事侦探名剧《探长德里克》(Inspektor Derrick),由已故演员霍斯特·塔帕特(Horst Tappert)主演,从1974至1998年共拍摄了281集,曾在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102个国家热播,戏中德里克“工作尽职尽责地处理案件,一次次不负众望地找到真凶,让一切回到正轨”,为重树德国的正面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任谁也没想到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德国之声》却以〈‘探长德里克’的黑暗过往〉为题对主演者展开清算:

  “德国政治学家贝克尔(Jörg Becker)曝出这个‘猛料’:2008年已逝世的演员塔帕特年轻时曾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经过最初的踌躇后,包括前(纳粹)德国国防军阵亡士兵亲属通知办事处都证实,1943年塔帕特加入了装甲掷弹兵团‘骷髅’,不过档案并未记载他在该部队所待时间。

  塔帕特是否涉及战争罪,如今已难查究。人们可以确定的是,武装党卫队曾在东线参与屠杀,并且多次于集中营担任过警卫角色,但伦敦政经学院历史教授奈策尔(Söhnke Neitzel)表示,武装党卫队中具体哪个部队做出何种暴行并没有多少切实证据。”

  “在英国、瑞士和澳大利亚,一直有着正面形象的塔帕特突然被打上坏人标签。荷兰私营电视台MAX听到这个讯息立即做出反映,台长斯拉戈特(Jan Slagter)在国营电视台NOS节目上宣布:‘这个曝光让我感到十分震惊。我真没有想到德里克会这样。’本来定于今年7月播出的20集《探长德里克》现在被取消。在本周五(5月3日),比利时和法国电视台也做出叫停正在播出的《探长德里克》的决定。”

  让人难以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是,已故者即使有问题,但全世界观众喜爱的《探长德里克》何辜?曾长年旅居西方的女作家边芹就评论道:

  “65年前一个20岁的青年在国家进入全面战争时当了兵,就算进的是纳粹精锐部队,毕竟不过一个兵卒,政治清算追到半个多世纪以后,连他演的戏都不能放,有没有一点政治锁定艺术的感觉?就像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发现某老艺人1949年以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过役,他一生的作品就要被打入冷宫,有这么绝的吗?不要说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兵的,就是投日的文人艺客又有几人被追打至今?”

  “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

  是的,想想当年伽利略的下场,就能意会宗教裁判所何以让每一个自由心灵不寒而慄。龙应台曾有一篇〈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对“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提出质疑,“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癒、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显然嫁给德国人又长年生活在西方者,对基督教文明不容异己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我们就来翻几页他们“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西元一五三六年比利时宗教裁判所把擅自英译圣经第一人廷德尔,以邪说惑众之名判处绞刑并火焚其尸体及圣经印本;一六零零年梵蒂冈宗教裁判所判决火焚义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因其发表“神颂扬自身的荣耀,展现宏大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在一个太阳上是如此,在无数个太阳上也是如此;不仅在一个地球上是如此,在无穷无尽的世界上也是如此。”的观点“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不合道理”;一六三三年伽利略也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理由是:“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严重涉有传播异端邪说之嫌……”,七十老翁还被迫跪在法庭前声明:“我以真诚的心,毫无虚假的信仰,对于我以前说过违背神圣教会的谬言、邪说及其他种种的错误与学理主张在此表示放弃、诅咒及憎恶……。”如今教会势力退去,上来的是掌控舆论的金融寡头,但其意识形态挂帅的教士本质依旧,所以宗教裁判的行事思维不变,凡与纳粹沾边者,一律以异教徒视之,《探长德里克》被封埋,不就如同以火刑架来灭得你尸骨无存!

  一位当年的弱冠青年,一个已去世五年的85岁老人,需要如此劳师动众起他于地下展开有甚于闻革的政治清洗吗?一部受到全世界观众喜爱的侦探剧跟犹太人被迫害又有何关联,为何从荷兰起整个欧洲叫停该剧?这些电视台还是客观独立的吗?多元宽容这些普世价值那里去了?该扮演自由民主守护神的传媒俨然落井下石的帮凶,不知此符不符合龙应台的“价值认同”?习惯性指责中国政府迫害异己者这回不就曝白自身伪善的嘴脸?我们中国人经历过火烧圆明园的野蛮,当然在乎文明,但是那些动辄堆起火刑架的基督徒是不配的。

  回想二零一六年底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当台下一千多听众与讲者互动唱起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就在要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时,歌声被台上打断。事后她以《大河就是大河》为题写道:

  “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 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

  把寄託几代人集体国族情怀的“大河波浪”、“稻花白帆”简单化甚至曲解为“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她还好意思大言“我对中国大陆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

  《我的祖国》歌词作者乔羽先生曾于二零零九年谈到当年创作时的内心情感:

  “50年代,是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个时代。刚刚解放,打了这么多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家高兴,都希望国家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就是这么一种很单纯的想法。那时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勃勃生机,你会觉得祖国的天是那么的蓝,土地是那么的滋润。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情真的就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到现在我都还向往那个年代。”

  “新中国诞生了,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这样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想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上战场的,那种感情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我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我作为一个歌词作者,在写作关于祖国的歌词时,最先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感情,让大家唱着这支歌,享受美,创造美,珍惜美,同时就会产生一种东西——为了这美好的国家,自己得为她多做些贡献。”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的祖国》是高尚的,背靠海外势力挟“文明”来质疑人者,其实是在践踏多数人的家国认同;把中国“野蛮”化进而“离之弃之抵抗之”,只说明了国民党子弟的大江或大河依然是猥琐卑鄙、不识大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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