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的“美国观”

　　“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出版了“纽约人在北京”- 更新了他的“美国观”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1993年，每一个有电视机的中国家庭几乎都在等待这几行字的出现。因为之后刘欢的歌声将响起，《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会出现。

　　这部电视剧可谓风靡一时，不仅获得当年的五个一工程奖，也几乎包揽了次年的飞天奖、金鹰奖的重要奖项，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从片头的这几句话开始。

　　20多年后，《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原作者曹桂林又出版了《纽约人在北京》，更新了他的“美国观”：“纽约呀纽约，曾把你比作地狱，曾把你比作天堂。为你孤注一掷，为你得意狂妄。为你忘了自我，为你内外皆伤。如今两鬓斑白独自叹：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

　　8月27日晚，曹桂林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导演郑晓龙、主演王姬举行座谈，透露其新作也将由郑晓龙改编为电视剧。

　　写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的生存群像

　　已经入了美国籍的曹桂林前段时间去大使馆办护照加页，门口堵得人山人海，他觉得比他1980年办签证时人更多。“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区有别墅，每年春秋两季回来度假，除了同学与发小，邻居们是他读懂中国的最新材料：他们热衷于送孩子去美国上学，打听移民问题，并抱怨中国的环境与食物。

　　“我跟他们说，美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其实留在国内对你们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可土豪们就是不相信我。”曹桂林说。

　　在一个敲击键盘或打开手机就可以得到资讯的时代，曹桂林发现自己还得不断跟中国人解释美国。20多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为了给那些抱有“美国遍地黄金”观念的人们看看新移民的真实处境，而现在的《纽约人在北京》，以这20年的观察，展现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生存的群像。

　　因为娶了加州大学声乐系主任，曹桂林近些年一直生活在大学城，交往的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负笈求学，而后留美任教的华人知识精英。但令他感慨的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尽管享有高薪，但在美国的高赋税政策下，教授们的生活相当拮据，“一个月下一两次馆子是要咬着牙的。”他反感于“放弃了海外高薪优待毅然回国”的说法：回去的人各有原因，但更多人是想回而不得，“就算把美国的房子卖了，四五十万美元，在北京上海能买到什么样的房?”

　　在他结交的圈子里，他觉得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心里总是缺那么一块”。教授们凑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是国内热播的连续剧，聚会的时候非让唱歌剧的曹桂林太太唱《十五的月亮》。但每次他跟中国邻居苦口婆心“美国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不是被批评“带有情绪”，就是被指责“站着说话不腰疼”,《纽约人在北京》有他立此存照的意思：“我都快七十了，犯得着骗他们吗?不就白纸黑字留点证据，等以后的人看到，说还是他说得对，是咱们没听进去。”

　　心里被撞个窟窿只能写作来填

　　但光和邻居们打打嘴仗，并不能够刺激一个年近七旬的人写一部长篇。《纽约人在北京》的直接成因，是他的一位当历史教授的朋友在驾车去机场时与妻子双双车祸殒命。曹桂林觉得心里被撞出了一个窟窿，只能通过写作来填。不仅是因为这位朋友把生命中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他，津津乐道于买了红眼航班省了100块钱，更因为，这位朋友买机票是为了补度蜜月，而他的太太正是曹桂林介绍的。再追溯回去，教授的太太原本是曹桂林另一个朋友的小三，朋友后来怕麻烦，托曹桂林将她带去美国，因为出国办的是旅游签证，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与她假结婚。“如果我不牵这个线，是不是就没这两条人命?”曹桂林自责。

　　他至今为那个女孩遗憾。女孩漂亮、乖顺，弹一手好钢琴，即便是当了世人所不齿的小三，他也评价“品性好”，他觉得她的问题是“被时代大潮弄得价值观变了”。所以他不喜欢《北京遇上西雅图》，这类赴美待产案例他见过许多，但他觉得不能写成喜剧：“这么写太不严肃，这事说起来其实挺惨的，结果最多写点什么女人之间勾心斗角，完全不是这点事。”

　　很多中国人的美国叙事，他都觉得太过轻率，比如《中国合伙人》，“你相信了合伙人的故事你就傻了。合伙人发不了，只有包装他们的华尔街的中间人才会发。”曹桂林经历过五个美国总统，自认为被美国的财政政策所伤害，坚持克林顿执政时期最好，因为“只有克林顿才真正想把经济搞起来，只有那时候投资房地产才赚钱”。

　　1980年代的新移民面对生活的压力，到美国后不久往往不是离婚就是分手。“现在的阔学生没法理解，他们觉得你们对待婚姻怎么这么轻率，一点也不轻率，全是压在心底的。初恋或初婚对人还是挺重要的，(分手)总会在你心上划上那么一道，有时难免还要怀旧下。但这种怀旧放到现实生活中，马上就没了，你必须鼓起全部的力量去面对那么残酷的现实。”曹桂林说。

　　过了耳顺之年，相比这类说给外人听听的故事，他越发感慨人生的不确定。新作里“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真荒唐!”的慨叹，就有为此事所发的原因。他越来越感到人如沙砾，被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浪头推来搡去，有人终于被推上了岸，有人莫名不知去向。

　　第一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的背后

　　《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销量超过100万册。导演郑晓龙回忆，“当时中美两国在物质上确实差距巨大。加上出国的人传回来的情况从来报喜不报忧，回来也是衣锦还乡，造成那时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定要出国。而这部小说写出了这其中的问题，不仅是在国外吃苦，还有文化冲突之下的状况。”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拥有很多个“第一”：国内第一部全程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姜文的第一部电视作品、刘欢的第一次作曲。此前刘欢一度被央视封杀，却因该片主题歌又见诸央视。

　　郑晓龙在座谈会上透露，当时拍摄预算是130万美元，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工资，这笔钱勉强用于应付整个剧组的所有开销，过得非常拮据。在美国拍摄，本可以提出拍摄申请，获批后会有专人帮忙清场、维持秩序，“虽然申请是免费的，但我们也没有申请，因为有人帮忙就要给小费，小费对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纽约》中用了很多航拍镜头，是在一日内完成的，郑晓龙回忆，那天他在飞机上待了11个小时，到最后已经站不起来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用了很多违法手段，比如演员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联系飞机迅速下降拍摄，在空中管制发现之前开溜。有一场戏，飞机低到螺旋桨的风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来继续拍。“就这，后来还发现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后是找了个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们有钱，就可以申请航线，但我们没有这个钱，就只能偷拍。”当时剧组，有美国驾照的只有郑晓龙一人，其余的人都是持中国驾照在美国开车，“美国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国驾照，一下就懵了，他都没法给你开罚单。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被法院传唤，光是违章停车、无证驾驶，就要罚6000美元。”

　　但相对经济上的困扰，作为团长，郑晓龙更担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压之下，因为随时都可能出事儿，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来。尤其是有些文艺团体，连团长、副团长全都带头跑干净了，押了护照也跑，我特担心哪天剧组人都跑没了。”

　　对话

　　写书是因为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

　　东方早报：你并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体现文化冲突的小说?

　　曹桂林：我对写作既没计划，也没定位，也没训练过，平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一般来说写东西就是不吐不快，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业余爱好者。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所以我一般写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开始《北京人在纽约》是我把自己在美国10年的生活总结了一下。后来写《绿卡》，是因为这事撞得我挺难受的，一个女孩为了拿绿卡遇上那么多波折，就写出来了，但因为之前《北京人在纽约》火了，出版社加了一个“北京姑娘在纽约”的副标。因为拍《北京人在纽约》，和主创也成了好朋友。那时候王姬还在美国，见到特别多偷渡移民，她想让我写个书，她来演女蛇头。那我说好吧，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老挝、缅甸、泰国待了半年找材料，还去福建长乐待了半年，写了一个《偷渡客》。2001年，姜文又让我写个《王起明回北京》，我还说现在谁知道王起明啊，写了有啥意思啊，他说有，他就觉得这人有意思，我就写了一个，但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没什么撞着我的，就编点故事，自己也觉得不负责任。

　　但《纽约人在北京》是延续《北京人在纽约》的，我在美国待了30年，《北京人在纽约》写了前10年，后20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是怎么回事，尤其在美国的华人精英们的生活、精神状态，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写到，那我就想我来写吧。

　　东方早报：写《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吗?

　　曹桂林：有，我想跟我女儿搞好关系，让她看完这书之后知道爸爸还惦记她，想着她，甭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是没有成功，只在逢年过节有个卡片问候。经济上她很有钱不用我帮，我也用不着她帮，没有来往，感情上没有交流。后来听别人说现在是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没见过。

　　她12岁来了美国，我觉得孩子这么小就送到美国，她就不是你的了。中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你崇拜我我爱你，但她太小来到西方，就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要独立，要做她自己。她19岁后我们就没见过面，说我不会麻烦你，你也不要麻烦我，听这话我多伤心。还是用英文说的。她刚来的时候特意让她学英文，融入美国的白人圈子，结果在家里都叽里呱啦英文满口，我说家里要说中国话，她也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结果。对于父母抚养之恩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觉得既然把她生出来，不抚养还把她杀掉吗?当然不行，美国法律规定你有抚养义务的。所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用一个家庭来体现文化冲撞。

　　东方早报：《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就是对纽约的天堂与地狱的比喻，为什么新书反观当年，感慨的是空忙与荒唐?

　　曹桂林：我到美国第一年就成立了公司当了老板，当年就买了房，第二年我的会计师跟我说，你赶紧再去买一套房吧，不然你要缴的税太多了。

　　美国的税太可怕了。你在美国生活，你就进入了这套游戏规则。一个大学教授年薪10万美元，在美国也算中上层，但扣完税到手，你能见到的只有6万多。这笔钱一半要还房贷，在美国买房子没有一次付清的，因为那样要交重税，人们故意要买大的、贵的房子，就是为了刨掉税，免得国家把你的钱收走养军舰去。然后孩子的教育、养车、电话，乃至除草、处理垃圾，每天早上开信箱就出现一大堆账单要填支票。我在美国和学者圈打交道，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作为新移民不管读到什么位置，做出什么成就，都是亏的，因为你赚的钱全部还给美国大地，就算你死了要把钱传给儿子，都要交50%遗产税。在美国当教授一个月能下一两趟餐馆是要咬着牙的，我还认识从没有去过美发店的系主任。

　　东方早报：感觉你这两本书都有要破除美国迷思的感觉。

　　曹桂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三十年来我在中国美国之间穿来穿去，但我发现不是我写两本书，就能当沟通桥梁的，通不了。美国当然有很多好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金融制度，不管你多能干、多努力，走到了多高的位置，你照样掰不开、拧不动。所以我一直劝我们邻居，没事在中国偷着乐吧，不要想着移民了，不会比你现在的生活好。我们邻居的孩子都找我给办过去，办过去的没一个成样的，年纪小的去了就美国样了，就不是你儿子了，他的思维、习惯看不上你这个中国老爹了。晚点去的也没读书的，有钱，一天到晚晃来晃去，最后成了混混回来了。而且我说了，就算你学到顶了，成了教授了，也就那样。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已经过得很不赖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比美国人强，当然我说的不是摆摊炸油饼的那些人。当然炸油饼的不抱怨，抱怨的反而是过得不赖的这群人。一会说中国有雾，夏威夷老有雾，洛杉矶到了冬天车都看不见。一会又说吃的有毒，但美国的茄子都长一样大，芹菜跟擀面杖似的，土豆跟足球似的，是不是转基因我不懂，但说是自然生长的，打死我都不信。他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比中国好得多的社会，但那也不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