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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的“换帽子风波”

作者:徐平,胡珺 发布时间:2017-11-08 15:56:49 来源:军事史林 字体:   |    |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配戴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想不通,有人把领到衣帽愤怒地摔在地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8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八路军、新四军都佩带“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佩戴“八路”二字的长方形臂章,新四军佩带“新四军”或“N4A”的臂章。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吃饭的时候,不少人撅着嘴,有的说“这不是成了国民党了,打日本鬼子非得服从国民党吗?”“我们打了十年,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友,打来打去向国民党‘投降’了,能说得过去?”一些老战士气得摔碗、摔盘子,有的领到衣帽愤怒地抛在地上,甚至哭了起来……还有人干脆留条他去,“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黄克诚大将回忆说:

  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陈锡联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第三个变化,是“更名、易帜、换帽”,红军变成了八路军,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的红旗都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三个变化中,前两个变化大家意见不大。为了抗日嘛,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准日寇,这个问题大家不难理解,至于降职安排,我们共产党人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只要能打败日寇,掉脑袋都干。许多指战员反应强烈的是第三个变化,有的老战士生气地往地上蹾枪托说:我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10年仗,现在却要换上他们的帽子,成了他们的部队,改编就是投降。一些新解放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我们戴上红军帽没几天,脑壳还没有捂热,现在又要我们摘下来,戴上原来的帽子,真是想不通!”

  李聚奎上将回忆:

  不久部队发来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大家一看到那“青天白日”的帽花,都从心底厌恶它:“抗日干么非戴这东西不可了”“革命来革命去,竞革来了一个青天白日的帽花!”虽然在发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之前,八路军总部已对此作了说明,并要求我们对部队作解释。但说实话,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几分别扭。九年前,我参加平江暴动,从国民党军队里冲杀出来,此后一直与之作战。我万万没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这在感情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王宗槐中将回忆道:

  在改编中,最费事的思想工作是让同志们摘掉红星帽徽,换戴“青天白日”帽徽。不要说战士思想不通,我们干部的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打了多少年仗,不就是和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作战吗?我们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了性命啊!现在我们也要戴缀着国民党帽徽的帽子,心里真是别扭。

  《李德生回忆录》里提到:

  广大指战员听说红军改编后要换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心里都不乐意。我14岁出来当红军,红星帽戴了8年了,现在突然要换上原来敌人的帽子,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刘华清回忆录》里写道:

  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了,感情上过不去。

  杨成武上将的回忆录中,对换帽子风波记述的最为生动、详细:

  忽听“当”的一声,有个铜钱大的金属掉到地上,接着听人叫道:

  “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和蒋介石头上戴的东西一样,我不戴!”

  我循声望去,见是我原来的一个警卫员。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了。此刻,他正睁圆两眼,气得发呆。

  接着,其他战士也从自己的军帽里翻出了青天白日帽徽,一个个都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们就过来问我。我说:

  “戴上,所有发下的徽章,一样样都必须佩戴上。”

  这时,我忽然明白前敌指挥部为什么让我们彻底换装,原来就是怕有些战士不肯戴它呀。同时,我也感到,这颗青天白日帽徽,会在一部分同志心目中激起强烈反感,特别是那些对改编想不通的红军老战士。

  我原来的那个警卫员恳切地说:

  “团长,我们把胸章、臂章都钉上,只把帽徽换换,还戴我们的红五星,行吗?”

  ……我换装完毕,径直朝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还没进门,就听得一阵暴雨般争辩声。我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他们沉默了一会,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

  “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三班长——一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一些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闷声闷气地说:

  “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我就不改!我至死都是红军!团长你说,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

  三班长说不下去了,蹲下身子,捂着脸悲伤地哭了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珠从指间渗出来掉到了地上。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统一战线教育,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全国以至对日作战的重大意义等。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1937年9月3日,一二O师抗日出征誓师大会,贺龙师长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原红一军团参谋长、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团队,给官兵们讲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左权在红四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动员会上作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现在,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敌当前,我们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事。为了抗日,我们戴个国民党的帽子有什么关系呀,戴了国民党的帽子也改不了咱红军的性质……”

  9月4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

  “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9月6日全师召开誓师大会。”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这就叫‘西瓜政策’,外面是青的,里面是红的。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灰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缓缓而庄严地摘下红军帽,把那顶灰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在刘伯承师长的一声命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带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13000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誓师大会总指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星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总是不太愉快。有的同志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恋恋不舍地说:

  “老伙计,咱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少年,这下子可要分别啦!”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帽子换下后,我们都深情地摸摸换下来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揣在怀中。那顶红军帽我带在身边很多年。”《李德生回忆录》

  “一些同志把自己的红五角星八角帽洗刷干净,珍藏起来留作纪念。我保存的那顶红五星八角帽,一直留在身边,直到建国后收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它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

  (转自读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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