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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新:遵义会议毛泽东杰出的政治智慧--不提政治问题

作者:辽宁王忠新 发布时间:2017-10-29 08:36:5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历史只在提出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前行

  遵义会议毛泽东杰出的政治智慧--不提政治问题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擦亮历史,照亮未来!

  一、遵义会议只解决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路线

  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黔军师长柏辉章府第召开,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1、一把手的报告被反报告。博古在会上做的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博古作为中共 “一把手”的报告,被周恩来否定了,没有得到认同。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的反报告,更让会议剑拔弩张。

  2、毛泽东严厉批判了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路线。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表现在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毛泽东的发言只限于批判“三人团”,所犯的军事路线上错误?其一、批判错误领导是为了改变错误的领导;其二、批判错误军事路线是为了改变军事路线错误。

  3改变了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批评了“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的错误,并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得到大多与会者的热烈鼓掌赞同。

  遵义会议闭幕,做出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题词,唯有“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为啥只批判“两错”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查找和总结的教训太多了,检讨政治路线的错误,无疑应首当其冲,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什么只限于批判了“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对其他政治问题一概不涉及?

  1、急迫改变“两个错误”直接涉及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让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并丢掉了整个中央苏区。长征第一场湘江恶仗,让中央红军由8万6千人,锐减到3万。为主力红军断后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硬是断肠取义。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面对蒋介石觉察到中央红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设四道防堵线阻止,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率红军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改变战略方向,向西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在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明红军主力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请君入瓮”!他建议西进贵州。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赞同,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

  为此,急迫改变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直接涉及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

  2、短暂的遵义会议根本无法解决更多的政治问题。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令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而且,遵义会议最后一天,国民党黔军25军第2师于1月17日晚,已经逼近遵义城。

  由此可见,遵义绝非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久留之地,历史也没给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留出太多的时间,去解决更多的政治问题。

  3、解决长期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问题条件不成熟。要系统清理王明“左”倾统治全党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损失的错误,包括中共建党以来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即使遵义会议能有充足的时间,但解决的条件也不成熟。

  其一、至少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不是全党的领袖和全军的统帅,提出解决其它政治问题显然不太合适。而且,提出的问题过多,反会冲击集中解决党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急迫解决的改变“两错”。

  其二、提出解决其它政治问题,这需要理论、思想、组织等的充分准备,而当时这些的准备都远远不够。即使提出解决有关政治路线等问题,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或许造成更大的思想和组织混乱。

  其三、如果提出解决有关政治路线等问题,因涉及面太宽,也不利于团结更多同志共度时艰。即使遵义会议前,王稼祥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并获张闻天支持。遵义会议上,由毛泽东接替博古的呼声很高,但毛泽东推辞不就。遵义会议做出决议:常委适当分工。可国民党黔军25军第2师逼近遵义,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问题暂时搁置。后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才决定改组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力主由张闻天负总责,这正是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

  其四、解决政治路线等问题牵扯到共产国际。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其五、当时的军事路线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政治路线。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本身,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

  4、遵义会议后最为需要的也是摆脱被围堵的困境。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变被动为主动,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为急迫的还是如何摆脱极度危险的境地。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调集重兵合击,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让中央红军成石达开第二。强渡大渡河就成红军最惊险的一仗,如果渡不过去,就全军覆没。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共18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二师四团昼夜兼程240里,22勇士攀着13根铁索在沪定桥上杀出一条血路。

  为此,就是改变了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后,如何摆脱党和红军所处的极度危险境地,仍是长征的头等重要任务!

  三、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是上下篇

  遵义会议毛泽东只字未提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等问题,并非这些问题不需要解决,不需要彻底改变。对此,毛泽东采取了两步走:

  1、第一步:确立并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改变了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后,毛泽东虽未提出清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却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并绝不向任何错误路线妥协。特别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个政治路线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是否坚持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毛泽东坚定不移、旗帜鲜明、身体力行地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不到两个月,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式问题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此,中共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了确立,沿着毛泽东确立的政治路线,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

  2、第二步: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左右倾的错误路线。如何全面清理左右倾错误路线,毛泽东一直在做理论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一直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直在寻找一种恰当的方式,这就是延安整风。如果说,遵义会议解决了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那么,延安整风则是遵义会议的下篇。毛泽东创造的延安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系统总结

  1941年5月,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历史只在提出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前行,遵义会议只提出改变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军事路线,这是毛泽东极大地政治智慧,这一个政治智慧,仍能照亮今天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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