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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英烈李子芳:“革命何须怕断头”

作者:程枝文 发布时间:2017-09-27 08:27:22 来源:福建日报 字体:   |    |  

李子芳纪念馆前的雕塑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

  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

  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李子芳写于石底监狱

  李子芳,1910年5月出生于石狮市永宁镇子英村的一个华侨之家,1927年,17岁的李子芳放弃在菲律宾已然优越的生活,回国投奔革命。“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母穷。既然咱们的国家这样穷,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他如此劝慰伤心不解的姐姐。

  1932年5月,李子芳经地方党组织介绍,到漳州石码参加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行军中的“110部长”

  长征初期,战火纷飞,部队沿着闽赣崎岖陡峭的山路行进。“行军途中学认字”,组织部干事李子芳,这位红军中的“大学生”,找来笔墨在旧报纸上写下“革命”“团结”等词语,战士们每天学十来个字,一个月行军下来识得几百个字。“我们要坚定反对政治上的动摇和逃跑主义”“红军将来还要打回来”……李子芳常常不失时机地传达首长的指示精神。后来调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肖华,在1982年的纪念文章里深情写道,“李子芳总是那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总是那样生气勃勃、永不怠倦,当时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他是部队中的佼佼者”。

  经过40多天的行军,红一军团从江西南部于都的铜锣湾打到湘桂交界的湘江上游。这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也是“长征中最危险的日子”。李子芳原本已随先遣部队提前过了湘江,后因组织上急需政工干部投入宣传等工作,他又主动请缨返回东岸参加政治动员,还在敌人的枪声炮眼下接运伤兵。放眼湘江,血流成河。“老乡,两块银元,您拿着。”这一天,当地一位为红军作向导的农民,倒在距离渡口不远的小路上呻吟着,血迹顺着手臂往下淌,李子芳见状,三步并两步地冲上前扶起了老乡,掏出备用的银元,倒出部分米粮,捆在老乡腰间,目送其离去。

  渡过湘江,红一军团把总部和政治部设在遵义城的一条小街上。“犯下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战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作为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的代表,李子芳现场聆听毛泽东振聋发聩的报告,并迅速传达报告精神。1935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后方机关工作人员要到前线担任军职的指示,李子芳被派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直接参加了前线战斗。同年秋天,他回到红一军团,历尽艰辛地走过长征路,终于到达陕北。

  多年以后,叶飞将军回忆说,“李子芳同志他的职位相当高,但没有警卫员,也没有秘书、通信员,生活很朴素,背包自己背,没有架子,住在连队里,和战士一起生活……那时部队有一匹马,大家看李子芳身体不好,就让他骑马,他总是谢绝不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记得长征的时候,有的战士不会打草鞋,李子芳还经常在路上帮他们打”。

  1936年春,红军东征成立军委后方政治部,李子芳接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5月,东征红军出师不利,被迫回师陕北,不少干部战士情绪大大受挫,李子芳使出优秀政治工作者严谨、细致、耐心的特质,反复告诫同志: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年,他又跟随西征的部队出师秦陇,参加了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等重大活动。

  行军作战空闲时间,仍然坚持给战友宣讲马列主义,战士们亲切地称呼李子芳为“110部长”。关于“110”的由来,邓小平同志曾在学习总结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10分,以资奖励。

  “皖南事变”拒绝先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子芳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项英直接领导下,负责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工作。在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未到职之前,李子芳承担起了重担,主持军政治部日常工作。汤光恢回忆道,“当时,新四军是个新建单位,人简事繁,百废待兴,而身负重任的李子芳同志,总是日以继夜地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实际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建树和成绩,这与李子芳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常年操劳,李子芳几次患疟疾,女友罗群忧心忡忡,“还是让我留在身边照顾你吧”!“抗战形势紧张,咱们在这个时候结婚不合适。”李子芳毅然推迟婚礼。后来,罗群前往上海开展工作,这一别,二人的婚事被皖南铺天漫地的战火无情地烧断……

  1940年冬天,李子芳积劳成疾,肺病加重,并患上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小河口的后方军医院开刀。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由于李子芳伤口未愈,只能由担架抬着走。当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军部领导考虑到他随军行动有困难,决定派人到泾县茂林地区找地下党组织,请求协助将李子芳等3名伤病员化装隐蔽去江北。李子芳知道后说:“同志们都在前面战斗流血,我怎么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长,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再三坚持留下来,还把担架给撤走,并领导组织部迅速办理其他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得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得以安全撤至敌后。提及这件事,曾任军部民运部科长的陈茂辉说,“几位军首长都动员李子芳先走,他就是不肯,这个人的党性太强,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挺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撤退下来的部队,进行突围战斗。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并勉励大家“突围出去,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在突围已无望、部队已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拖着病痛之躯,仍不忘与叶挺军长商量如何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经过七昼夜的艰苦奋战,仅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体力虚弱,行走不便,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血染石底监狱

  被俘后,李子芳先是被送往敌52师长官招待所监禁,随后转押到上饶集中营李村监狱。1941年7月,李子芳被押到石底监狱。

  52师师长李秉哲亲自审问李子芳:“你是组织部长,只要按照我们的条件办事,别的什么事情都好说。”“我个人的问题不必谈,你们的所作所为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把枪口对准谁呢?”李子芳斩钉截铁地回应。

  据一同被俘的敌工部长林植夫回忆:李子芳坚定地说,“国民党一向强迫共产党的‘首要’人物‘自新’,以便当他们的走狗,不自首便杀。我是出了名的共产党员,他们自然免不了这一套。要我当叛徒,绝对办不到,要命有一条”。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对李子芳抱有极大幻想,授意国民党少将、三战区情报室专员、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好好照顾”李子芳,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促使“转变立场”。在一段时间内,张超软硬兼施,打着老乡的幌子(张超是福建同安人),允许李子芳下棋、讲故事等“自由活动”,不时打敲边鼓,奉劝“悔过”写声明,答应给予加官晋级。李子芳软硬不吃、针锋相对,保持忠诚的本色。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敌人改变花样,让“学者名流”、特务总教官肖芬上演“理论战”,同样被李子芳驳得落荒而逃。

  在这里,李子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同志们进行联络。他告诉战友,“我们要展开另一种战斗了,我们绝不屈服,不是坚持到胜利,就是战斗到牺牲”“事情并未了结,我们还活着,坚持气节,坚持斗争”。随后,在李子芳的领导下,石底监狱组织成立地下秘密党支部,李子芳被推选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认真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套狱中斗争方针与策略,提出了“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口号。后来,这里成为上饶集中营狱中斗争的领导核心。

  面对复杂、恶劣的狱中环境,李子芳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用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和古今中外名人的诗词、文章,及时对战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对这种特殊的战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在斗争中求生存。

  他要求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隐蔽自己的身份,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积极着手组织越狱斗争,说“不是越狱出去,就是准备就义”。在他的领导下,石底监狱组织了一次越狱斗争,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人在越狱时因天黑下雨,逃出虎口后失去联系,后被敌人发现,徐在搏斗中英勇牺牲,廖、胡二人也被抓回。此后,在李子芳的带领下或指示下,关押在一起的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诱降、逼降的阴谋诡计,在狱中组织抗工、绝食、越狱、暴动等斗争。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转移前夕,顽固派向石底监狱伸出了血腥的黑手,李子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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