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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生死情谊

作者:何广华 何明圆 发布时间:2017-04-14 14:55:30 来源:人民网 字体:   |    |  

  1903年,格达出生于甘孜县一名“差巴”(农奴)的家中。7岁那年,白利寺的活佛圆寂了。经过一番复杂曲折的遴选后,格达被确定为“转世灵童”,法名洛桑丹真·札巴他耶,成为五世格达活佛。格达17岁赴拉萨学经,经过8年苦读获得“格西”(藏传佛教最高等级学衔),并返乡成为白利寺主持。他不仅谙熟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在天文历算、藏医学等方面也有较深造诣。格达活佛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爱戴,被人称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孜藏区时,受到了五世格达活佛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朱德与这位藏族宗教领袖九次促膝交谈,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坚定了活佛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以致为了西藏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结缘藏区,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1936年3月初,朱总司令率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决定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红军北上,勾结当地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大肆造谣污蔑共产党和红军,受到蛊惑的群众纷纷丢下牲畜等,隐藏到深山老林。

  3月15日,朱总司令召集红军各部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还没有着落,许多人还没有棉衣,困难确实很大。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房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我们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藏民回到自己的家园。”

  康藏地区地瘠民贫,几万人的红军队伍在此驻扎,粮食供给十分困难。虽然正值严寒季节,但红军所有部队都严格按照朱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也没有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他们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

  甘孜城附近有一座白利寺,寺内有100名喇嘛,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

  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躲藏,也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一次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红八十八师的几位官兵,迷惑地问:“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到这里来干什么?”红军通过翻译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到这里是为了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红军路过藏区,保护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买卖公平,绝不乱拿群众的东西。”

  红军一席话,在格达活佛的心里荡起层层涟漪。回到寺里,他看到经堂和佛像都完好无损,对红军更加敬佩。于是他派人上山,召回躲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并亲自到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他们出钱出粮支援红军。他本人也给红军送肉送粮送酥油,规模不大的白利寺,支援了3万多斤青稞、4000斤豌豆。在格达活佛的带领下,藏族同胞纷纷用糌粑、酥油和奶茶欢迎红军。他们说,地主头人给百姓的是乌拉差役,国民党给百姓的是苛捐杂税,只有红军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

  格达活佛慷慨支援红军的义举,很快就传遍了甘孜。朱总司令听说有这么一位活佛,便亲自去白利寺看望。他俩一见如故,促膝交谈。

  格达活佛问:“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

  “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朱德微微一笑。

  “谁是你们最大的领导人?”

  “最大的领导人叫马克思,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格达活佛说:“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释迦牟尼。我们佛祖的普度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是一样的呀!”

  朱德说:“是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嘛。”

  格达活佛见朱德这位红军总司令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内心油然地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敬仰之情。而让朱德大感意外的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在藏区极富声望且十分开明的五世格达活佛,居然是一个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时年50岁的朱老总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他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这位开明的佛学专家、宗教领袖,得到了深深的启迪。

  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一、阐述红军与博巴联合的政治基础,指出兴番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责任,要大力宣传兴番灭蒋的政策及红军帮助博巴;二、红军帮助博巴人民参照博巴原来习惯建立甘孜博巴政府。为了加强政府力量,一批勇敢坚决为博巴奋斗的人民及青年参加到政府中,并商定,准备最近召集康藏番民大会,成立自治政府完全脱离蒋介石的统治;三、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资资财,喇嘛寺负责最近召回所有逃到外边的人民群众回来安居乐业,红军一定保护;四、红军与博巴及喇嘛联合到底,如发生争执不和问题时双方商量解决。

  条约签定后,格达活佛把它缝在自己的枕头里,直到1985年才被发现。

  红军还发布了保护白利寺的公告:

  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陈昌浩(印) ,公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人)自治政府在四川甘孜县成立,33岁的格达活佛当选为副主席。成立大会上,格达活佛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的施政纲领主张:推翻国民党在博巴领土上的衙门官府;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其财产交给藏族人民;实行民族平等、自主;废除剥削制度,发展经济,解放农奴;宗教信仰自由。

  红军在甘孜期间,朱总司令先后九次与格达活佛促膝交谈,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他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他俩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总司令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身,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亲人分别,一句重如千钧的承诺

  由于得到了五世格达活佛及广大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而且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次过草地时,还得到了甘孜藏民的帮助,奇迹般地无一人饿死。

  1936年7月1日,红军继续北上。临别前,朱总司令特意来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辞行。他万分感激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您深明大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您,红军也永远不会忘记您这位朋友。”

  朱总司令挥笔在红缎上为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又将自己的八角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五世格达活佛,说:“这顶帽子和望远镜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

  五世格达活佛送给朱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来。”

  朱总司令把自己的照片赠给五世格达活佛,并郑重地向他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朱总司令和红军走了,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阴霾重新布满康藏高原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当地反动喇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及为红军办事的积极分子。

  当时,甘孜一带尚有两三千名红军伤员,仅白利寺和附近村寨里,就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员,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追杀,他们处境十分险恶。

  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掩蔽起来,并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格达活佛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格达活佛还给这200多名红军伤病员起了藏族名字。组织群众多方保护,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残害。

  李立寄是红二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活佛给他取藏名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好后,便让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还给他娶了一位藏族妻子,从此生活在寺中。杨化成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伤愈后,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并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便派出白利寺僧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出于对红军的深厚感情,格达活佛还冲破世俗观念和门第偏见,把自己的亲妹妹依喜拉姆嫁给了流落在甘孜的红军战士陈少林。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格达活佛为妹妹按藏族风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喜庆宴席,并亲自主婚,祝愿这对患难中的恩爱夫妻扎西德勒。

  格达活佛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外,他还精心收藏好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的印章等。

  红军离开甘孜后,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他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常常盯着地图发呆。他在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他一直惦记着朱总司令临别时对他说的话,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五世格达活佛,要他参加国民党,以此“挽回影响”,遭到五世格达活佛的严词拒绝。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五世格达活佛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被格达活佛拒绝。

  1937年,格达活佛带着红军和博巴政府留下的物品,以朝佛为名到拉萨避难。在拉萨期间,他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总司令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总司令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并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从青海买来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撰写了一首首诗歌来抒发情感:“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良言;赶走草原上的豺狼,羊群才能兴旺。赶走衙门里的坏本波(官老爷),人民才有吉祥。”直到1947年他才返回甘孜白利寺。

  请命赴藏,一个舍生忘死的决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五世格达活佛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旗致敬。

  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活佛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委员,并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初,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发出了进军西藏的号令。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开始向西藏进军。部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来到甘孜。

  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是原红军大学学员,长征中到过甘孜。甘孜前敌委员天宝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北上的藏族青年,曾任藏民独立师政治部青年部部长。他们对格达活佛的事情早有耳闻,部队到达甘孜后不久,张国华和他们特意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

  听说张国华、吴忠和天宝要来,格达活佛迎于十里之外。一见面,他就激动地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啊!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啦!”

  见到当年的红军,格达活佛心情无比激动,他用这样的话欢迎解放军:“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格达活佛组织广大僧俗人民热情欢迎人民的子弟兵,拿出青稞、酥油、藏酒进行慰问,并把张国华以及吴忠、天宝等人接到他的经堂里亲切交谈。

  吴忠谈到了进军西藏问题。并向格达表述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略,征询活佛的意见。

  坐在卡垫上的格达活佛双手合十,连连点头:“共产党、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别说打到拉萨,打到边境也不成问题,藏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中央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谈笑中,格达活佛用手一推,一块木版翻转过来。上面贴着15年前红军发布的保护白利寺的公告。他还从经堂的佛龛里拿出几张珍藏多年的红军布告和标语。

  张国华说:“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您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其精神可贵可敬啊!”

  格达活佛指着这些文物,津津乐道地回忆起了当年朱德总司令率红军到达甘孜,帮助藏人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美好生活,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然而一谈到西藏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低声沉郁地说:“如果毛主席、共产党再不派队伍来,西藏就要被毁灭了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用袈裟擦着眼泪,并举起双手合十祷告。

  张国华说:“为了解放大陆的领土,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商讨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然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妄想以军事力量阻止我军进驻西藏。”

  格达活佛愤慨地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一定要解放,我是藏族人,我要去西藏劝说,促使达赖尽早派代表去北京进行谈判,为早日解放西藏尽我一点微薄之力。请你们将我的心愿转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张国华非常感谢格达活佛,说:“难得活佛有这片爱国之心,我一定将您的心愿转告给党中央,转告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吴忠和天宝在白利寺整整住了7天。返回时,格达活佛又送回十里,并表示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去西藏宣传和平解放的政策,以推动西藏的和平进程。

  远在重庆的邓小平听到格达活佛的情况后,深为感动。但考虑到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态度顽固,几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成行,还将此意见报告了朱德。

  1950年6月1日,朱德得知消息后,当即给格达活佛去信:“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任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至于你入藏名义亦请提出意见。总以有利于工作者为妥。”同时告诉他,目前入藏安全尚无保证,请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后,视情况再作决定,并希望他一定赴京叙旧。

  第二天,吴忠和天宝来到白利寺,将中央已批准的十条政策全文逐条告诉了格达活佛。格达活佛说:共产党太宽宏大量了。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周到。有这十条,我去西藏劝和使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吴忠分析道:格达活佛入藏,风险不小。不但要和达扎等反动分子周旋,还要提防外国人的暗算,应处处多加小心。格达活佛则非常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入藏,形势极为有利。他要求再次给朱德发报,要求进藏。

  格达活佛还说:“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我怎么好就这样去北京呢,我去北京,朱总司令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可我汉话不会说,去北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不如先去西藏,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随后,格达活佛就着一盏昏黄的酥油灯,连夜草拟了一份给朱德的电报:

  呈朱总司令并转全国政协二次会议:

  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余年即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当值全国即将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为此,我请求前往西藏劝和……

  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西藏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迫切。7月初,鉴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愿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格达活佛入藏劝和的迫切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同意格达活佛率劝和团赴藏。朱德特别指示:一定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前往,如果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返回,不可勉强冒险。

  临行前,格达活佛说:“我是为了藏族人民少受牺牲,早日获得解放而去西藏的。我要亲自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血洒昌都,一件震惊全国的惨案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数人打着红旗,由甘孜启程赴西藏。据天宝回忆,活佛离开甘孜时身体魁梧,体形富态,红光满面,说话声如洪钟,没有一丝病态。

  山路迢迢,困难重重,1950年8月5日,格达活佛长途跋涉到达昌都。格达活佛是个有名望的高僧,一到昌都,他立即四处奔走,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欢迎。

  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引起昌都地方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他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格达活佛希望通过昌都无线电台台长、英国人罗伯特·福特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伯特·福特是个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并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并伺机进行暗害。

  8月13日,福特以电台台长身份出面,十分殷勤地接待了格达活佛,陪同会见的还有拉鲁边使。

  接待之前,福特已接到新德里方面的密电,指示他要寻找机会挑起藏汉对立,并引发武装冲突。福特心想,如果干掉格达活佛,不就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吗?但他心中也明白,行刺格达活佛容易,但他身边的几个剽悍侍卫却很不容易对付。经过一番密谋,福特决定采取阴招暗害格达活佛。

  福特准备好了一种美国制造的延缓性毒药,服后一周内见效。他亲手调制了3杯加奶的红茶,并在其中一杯下了毒。

  福特托着茶盘走进客厅,格达活佛的两名贴身侍卫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活佛,请用茶。”福特把有毒的红茶放在格达活佛面前,接着端起自己的红茶,举杯为格达活佛祝福,表示将尽力为格达活佛提供方便,说完就几口喝干了他那杯红茶,拉鲁也跟着喝完了放在自己面前的红茶。

  格达活佛端起红茶,毫无提防地喝完了这杯毒汁。当天午饭后,他发生间歇性头痛腹痛,只得暂时住在福特家中。此后,福特不准随行人员接近。

  几天后,活佛“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但心中仍念念不忘肩负的重任。他说:“我死也不悔,只求到拉萨见到达赖,使大军顺利进藏,西藏早日解放。”

  福特和拉鲁边使听完,心中更为恐惧,于8月21日借请医生前来“诊断开药”之机,再次给格达活佛服了毒药。次日上午,格达活佛中毒去世,年仅48岁。

  死后的格达活佛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一触即脱落。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据格达活佛的管家称:活佛的骨头都是黑的,显然是被人毒死的。活佛的所有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也被拉鲁软禁于昌都。

  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悲愤。毛泽东闻讯后,挥笔为格达活佛写下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毛泽东还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王维舟等领导及8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1000万元(旧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1950年8月25日,格达活佛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历时18天,十八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歼灭藏军和民团5700余人,福特也终被抓获。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格达活佛生前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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