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22章）

第322章

　　“现在要搞学术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要出修正主义。将来的修正主义就是这些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

　　话说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2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

　　他在信末又加附注说：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的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回音。

　　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21日，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

　　刘志坚在张春桥的陪同下，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的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的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的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前、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的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晚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

　　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是问道：

　　“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

　　2月9日，毛泽东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就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后，毛泽东告诉她说，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的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9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回忆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的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笔者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此后，江青将《座谈会纪要》送交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间，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作了3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其中，他在“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的开展起来了。”

　　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可是历史多情，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吴旭君说：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毛泽东低沉地说：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叫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邢台地区发生强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亲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邢台地区此次强震使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纪要》进行了修改。

　　此时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就是上海的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答复：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的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5、7、10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的但是稳步的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的认真的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天至10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小平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的说道：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

　　3月18日，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9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4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4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5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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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插话说：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现在要搞学术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省市未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些人实际上讲是一批国民党员。北京有个《前线》刊物，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办的，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很广泛的，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文艺界、医务界下乡好。中等学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文科生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人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的，要学写作，写诗，写小说，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黄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有学过，不一样打仗?

　　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

　　毛泽东指着《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着说：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是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关于尹达的文章，《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4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3封信。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

　　且说这一天，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3月21日，毛泽东对医务工作者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毛泽东开完杭州中央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到了武汉。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少奇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23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尽管斯诺的这些话是一家之言，毕竟不失为一个旁观者所提供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