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05章）

第305章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

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话说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8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3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臧克家，约他和郭沫若一起来谈诗。后因工作计划改变，未能实现。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到了上海、杭州。

此一时期（据郭沫若说是在11月间——笔者注），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读罢，深有感触，掩卷沉思，联系到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党内的矛盾情况；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因同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他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这首词，后来定稿于12月初，在内部传阅时，他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196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邀请他跳舞，并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还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51个字母。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字母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逗她的。她会意的笑了笑说：

“我的张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毛泽东听了，收敛了笑容，安慰她说：

“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

他又关切的问：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像她这样的一个普通干部 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才终于停止。双方整整打了20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要他们也来听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他说：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1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62年1月10日。

12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报告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6个问题，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恩来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很细致的讲了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少奇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3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

撰安！

毛泽东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安井郁，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3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3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关于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还记载了另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说1月8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会议期间亲自主持为“七千人大会”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这一天，“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稿终于改出了第3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他写道：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七千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报告在会前是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还没有最后定稿，眼看明天就要开会了，毛泽东也没有看完，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了。为此，毛泽东提议说：为了使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7000多名与会者，由刘少奇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3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少奇的计划。

1月11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书面报告，刘少奇作了简单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复了一封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与他的和诗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几度来。

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近作《咏梅》寄给郭沫若看。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终于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因为与会者对报告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大会全体会议，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少奇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3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少奇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9个指头和1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成绩还有7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倾箱倒箧的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他还说，在他报告里提出的4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关于彭德怀问题，刘少奇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星期日——笔者注）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少奇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3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再说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听了林彪的讲话，便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3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8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6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5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按他在昨天会议上说的，自己首先在全体会上讲了话，他说：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6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21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8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2稿。应当说，报告第2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2稿不可能写成。在第2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2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2次；还不满意，再来第3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1957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4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11年了吗？是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50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颐年堂做客。

溥仪是在1961年被从植物园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毛泽东为自己没有见过溥仪而感到遗憾，他要弥补这个缺憾。他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4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的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到了政协，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5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的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冇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恭敬敬的夹起一块辣椒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的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的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62年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的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州。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毛泽东大传》第三版今日已经在淘宝上架，一套全十卷共六册，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店铺网址：https://shop157069877.taobao.com，或淘宝搜索店铺号：3268764；。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道：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过去有为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他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来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毛泽东对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恩来说：

“此人我绝望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他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矛盾，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诸君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其结果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他的观点很显然涉及了“三面红旗”本身，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更有不少话是针对毛泽东个人而发的。二是他否定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并且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这就是他在会后花了很多功夫给党中央写信要翻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在那些缺点错误发生仅仅3个月后，就开始了一步步的解决纠正，没想到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此后在经过了一段反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后，又连续不断的开始纠“左”了，一直到目前还在纠正。而此时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则是着重于旁敲侧击的强调出现经济困难的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题。由此，毛泽东和刘少奇自西柏坡进北平后，长期以来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方针方面的分歧，终于逐渐演变成为这一重大的政治原则上的对抗矛盾。难怪像周恩来在文化革命时期对红卫兵说的那样，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曾经向他表示说：“此人我绝望了！”就这样，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毛泽东在进入六十年代后所写的那么多诗词，可以说是他思想发生这一变化过程的很好的注脚。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以后就产生了，又是一个更好的佐证。至此，党内刚刚平静不久，新的一番争斗又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非毛化时代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竟不可思议的出现了文献空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不可思议的出现了近两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是，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非毛反毛者要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自然是要为其“尊者”讳，如果把历史的真实全部兜露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