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01章）

第301章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话说1960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出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很不高兴，他不让在报纸上公布这一消息。

　　后来，罗荣桓出任总政主任后，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林彪由此耿耿于怀，他指使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在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罗荣桓就此对叶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3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5次汇报，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的利用，批判的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的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的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的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的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的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的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的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7个人，一起在过道里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米饭和几样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经常下去。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的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那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的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7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1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林克谈话，他说：

　　“你们要过好3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0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这10个人合影留念。

　　林克一行人到了河南，河南省委没有让他们到饿死了人的重灾区信阳专区，而是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技敢欺天。

　　且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王鹤滨一家4口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刚刚吃过晚饭，他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王敬先说完，就去陪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

　　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的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2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的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的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打来的，说是要他立即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要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问题。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泽东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故事，便请毛泽东为该书作序，毛泽东要他自己先起草一个稿子。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几经修改后，呈送给毛泽东审阅。

　　且说何其芳来到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见两位中央负责人正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看见他来了，就招呼他落座，让汇报者继续讲下去。那位负责人说：

　　“现在农村的辩论会，名字叫‘辩论会’，实际上成了斗争会。”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说罢，转向何其芳问道：“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何其芳说：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的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毛泽东高兴的看着何其芳，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把话题转到序文稿子上，他说：“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接下来，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国内形势上，他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

　　谈到逻辑学，毛泽东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诗，他说：

　　“最近我写了两首近体诗。不过，现在还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何其芳看谈话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起身告辞。他刚走出卧室，毛泽东又叫住了他，交代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底的方向去做，这就前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能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必须从实际出发。”

　　“去年秋季，中央对情况不明，不了解，纠正得不彻底。这次会议如果在去年春天开就好了。我们做工作要有3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去年虽然开了几次会，但反映的问题不那么集中，情况不那么明了，决心不那么大，方法也不大对头。”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比较有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后，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的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还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见到了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被撤职的。柯庆施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宣布，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舒同到千佛山休养。

　　舒同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舒同于1963年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陶铸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黄克诚，他劝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一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后来，黄克诚思之再三，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认识问题等等。

　　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庐山会议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企业，大办铁路。但怎么能大办?而这次会议上情况逐渐明了，决心逐渐大了。当然也有参差不齐。有的同志说，搞‘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我们是马列主义者。用平调的办法，建立社有、公有经济，这是剥夺农民。国有经济用不等价或降价收购农民的东西，也就是剥削了农民。”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

　　“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发黄的石印小册子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大燮村的农民赖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献给了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后来在1959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阅到这本小册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1、《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2、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3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3、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3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4时

　　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毛泽东又及。

　　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四)晚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来自家乡的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二儿子，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他对湖南的浮夸风、共产风意见很大，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京，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1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且说毛泽东一见到贺凤生，就微笑着说：

　　“你是我请来的客人，到了几天啦?习惯吗?”

　　“我已经到了几天啦。”

　　“坐下嘛，”毛泽东招呼着表侄：“有话尽管说，慢慢说嘛。秘书告诉我有一位家乡来的亲戚要见我，我估摸就是你来了。我告诉秘书，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说完，爽朗的笑了起来，笑完了又说：

　　“1927年我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说：

　　“我父亲今年十月初八(1960年11月26日——笔者注)，在岳阳我大哥贺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时，我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听说表弟刚刚去世，立时责怪起贺凤生来。他点了一支烟，又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说：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问道：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原来在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因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推车运土时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贺晓秋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家中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寄去钱为贺凤生治病。

　　“收到了。一次200元，一次100元。”贺凤生回答后又问道：“那些钱是您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啰!那都是我的稿费。”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做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他与贺凤生两个人了，他说：

　　“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主要想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给你1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毛泽东说：

　　“我想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快饿死人了!”

　　“好一个开头炮。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的锋芒如今也传给你了。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可以。”

　　“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说：“刚解放的时候，农村开始了土改，老百姓分得了田地，感到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后来肃反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花样，一年一个新名堂，农民的劲头可大啦，总感到生活日新月异，幸福美满，像芝麻开花一般，社员们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毛泽东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尽唱赞歌了。”

　　“才不呢!”贺凤生说：“大跃进来了，情况就变了。‘吃喝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得不像话，老百姓心中直叫苦哩!”

　　毛泽东说：

　　“有12级台风那么厉害吗?”

　　“它可比12级台风还要利害。”贺凤生说：“大跃进刚提出时，社员劲头可大啦。可是一搞公社化，上面来了命令，要建居民点，要搞乡村规划，农民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砖墙要捣碎了熬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这还不算，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可就更惨了。刚办食堂那阵子，社员积极性很高，都认为幸福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集体食堂饭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可是好景不长，浪费太严重，吃着吃着就没得吃了。餐餐萝卜、红苕，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小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

　　毛泽东越听面色越凝重，大口吸着烟。贺凤生见他听得很认真，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家人饿死。胆子稍大一点的人只好跑到田里扯萝卜菜吃。可一旦被干部抓到，一根绳子把你吊起来大半天，弄得你半死不活。”

　　“你这个生产队长怎么样?”

　　“生产队长还不也是个普通社员，如今只有司务长、火头军、保管员不会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了。”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倒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贺凤生喝了口茶水，问毛泽东：

　　“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吗?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沉重地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1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却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又告诉贺凤生说：

　　“中央准备近期开个3级干部会议，大约六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叫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刹一刹这股风。”

　　贺凤生见毛泽东心情如此沉重，也缓和了许多，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老人家汇报，不知该不该说。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产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我娘的坟就给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站起来大声说：

　　“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他顿了顿接着说：

　　“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我也清楚，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贺凤生关切的问：

　　“那食堂散不散呢?”

　　毛泽东说：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要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湖造田工程，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对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我向他们道个歉。”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秘书第3次来催毛泽东吃“晚饭”。毛泽东留贺凤生跟他一起吃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汤，最好的一盘是炒鸡块儿。厨师说：

　　“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给你加的。”

　　吃过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场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通知来接贺凤生的。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说，他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毛泽东还说：

　　“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贺凤生临走前，毛泽东叫来工作人员，送了客人1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全国粮票和50元人民币。毛泽东说：

　　“见面礼怎么样，满意吧?钱不能给的太多，给多了对你贺凤生不利。”

　　说罢，他拉着贺凤生的手说：

　　“走，我送你出新华门。”

　　“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非比寻常的场景。

　　据工作人员回忆说，自贺凤生走后，毛泽东忧心如焚，曾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请看下一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