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92章）

第292章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的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红军来？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的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他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的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2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 3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的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今年三、四月或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的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的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 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宣布散会后，毛泽东起身张望着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说：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的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的说道：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会议原定延长7天，到此时该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是日晚，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们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说：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因为田云玉原来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田云玉摇摇头。毛泽东又说：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央。”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话分两头，再说在这一天晚饭后，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及其他区、省委领导人一样忙。一场惊人的风暴悄无声息的在夜幕中慢慢的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

　　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一个乡组成一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

　　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的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

　　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的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关于罗瑞卿撞见周小舟等人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周、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后来，毛泽东“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有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且说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的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说：“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的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的有分析的系统的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结果如何?请诸君耐心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