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86章）

第286章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我代表10000名队长干部、5亿农民说话，坚持将‘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话说1958年12月10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结束的这一天，美国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声讨下，被迫宣布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美国的部分海、空军。

　　12月12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邀请7日来访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和军备供应部长谢里夫率领的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

　　12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优素福.本.赫达、谢里夫和代表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中英之间是代办级关系——笔者注)，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

　　“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客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他还与阿尔及利亚来宾及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2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毛泽东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决定。党内外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不少群众仍然希望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大家也就一致的同意和服从了。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说：经过全国人民3个半月的奋战，“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

　　后来到1958年12月底，全国超额完成了炼钢任务，钢产量达到了1100万吨。可是其中有近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1958年合格的钢产量实际上是810万吨。

　　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中，生产的部分钢铁质量太差，尤其是小土群高炉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钢铁制品，甚至把老百姓的铁锅都拿出来炼钢。上述近300万吨土钢基本上都是这样炼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基层干部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灾难和损失。

　　正是：九年建国一跃进，八百万钢成绝伦。不是浮夸共产风，焉能祸党又殃民。

　　再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有关人员的注释，在书眉上批注道：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又在《沁园春.雪》这首词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才、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3句，是指无产阶级。”

　　还在他所写的“才饮长沙水”中的“长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据说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击水”批注道：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2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宣部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他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5周岁寿辰，广州的负责人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午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一来是为他祝寿，二来是为他饯行。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吃上这顿饭。他起床后听说了此事，就把有关人员狠狠的训了一顿。

　　12月30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大嶝岛实施炮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毛泽东闻讯，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7次大规模炮击。为了表示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继续固守金门，毛泽东指示说：

　　“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1月4日晚，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英自从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见毛泽东。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写写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问候。不久前，毛泽东收到杨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有所好转，病已痊愈，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 字

　　1月7日下午2点钟，福建前线指挥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以26000多发炮弹，向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气焰大为收敛。

　　1月9日，福建前线部队依照毛泽东“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后来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炮击金马问题上，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从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此言不虚。

　　1959年1月，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起了他学习英语的烦恼，他说：

　　“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他还说，要给自己定一个5年计划的目标，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虑到毛泽东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约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就对他未学过的单词，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轻重音。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他在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误念成Iight(光、亮)。每当此时，毛泽东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他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

　　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而他始终是爽爽朗朗的大声念，坦坦然然的大声改。他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的顺序读，而是从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译本。《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学过3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1遍。他在《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行草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他每读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间，毛泽东会见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他在谈话中说：

　　“我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民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1月18日，毛泽东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问题。

　　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1、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2、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1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写了一封回信。

　　吴凤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团的一名战士，这位16岁的姑娘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口无遮拦，而且话特别多。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今天又上安东市场玩去了。今天的饺子真香啊，馅里搁了好多香油呢!”她还劝毛泽东也去市场看看。毛泽东诉苦似的说道：

　　“我哪有这种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吴凤君不解地说：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儿，打起背包开往北大荒垦荒。

　　此前，中南海文工团本来只有一个名额，可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军政治部就批准了吴凤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蒋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几名战士，加入垦荒大军。吴凤君马上去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泽东看了吴凤君一眼，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很动感情地说：

　　“我是很舍不得你们走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途，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到了北大荒，别忘了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儿的新闻。”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央办公厅在春藕斋为战士们举行了一个送别舞会。毛泽东看着身边这批马上就要开往北大荒的姑娘小伙子们，问道：

　　“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年轻人们纷纷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

　　在《浏阳河》的乐曲声中，舞会开始了。李艾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舞边说：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

　　李艾告诉毛泽东，她打算提前两天走，去哈军工看望男朋友。毛泽东热心的出主意说：

　　“你们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

　　“主席，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呢。”

　　毛泽东见李艾羞红了脸，又打趣说：

　　“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信告诉一声，让老头也高兴高兴。”

　　旁边的吴凤君嬉笑着插话说：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呀?”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哎，你们的信实在太宝贵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们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信讲嘛。”

　　吴凤君等人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们，语重心长的鼓励他们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席，我们记住了!”

　　“再见了，主席。”

　　……

　　后来，身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刘和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结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过小刘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知道后对小刘说：

　　“你告诉小吴，再不给写信，我就生她的气了。”

　　吴凤君收到小刘的劝告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

　　再说毛泽东在给吴凤君的回信中写道：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向你们两人致祝贺!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远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远飞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你们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2月1日和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了话。

　　2月上旬，毛泽东为调查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嘱咐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亲自种植试验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女)、骆文惠(女)和我5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这一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说，要给他拜年。毛泽东说：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泽东只好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一次。

　　2月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晚上，毛泽东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会。毛泽东问罗光禄的爱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罗光禄的爱人回答说：

　　“我叫刘若风。”

　　毛泽东说：

　　“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刘若风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是工农分子，在建设部工作。”

　　毛泽东说：

　　“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要照个合影像。众人都很客气的把年纪较大的刘若风和管理员张国玺的爱人两个人推到前面，紧靠在毛泽东身边，而秘书们则习惯的靠边站着，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团拜会结束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的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这里仅将毛泽东和马特的谈话内容节录如次：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特：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泽东：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特：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进?

　　毛泽东：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特：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泽东：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特：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特：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泽东：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泽东：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特：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泽东：列宁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特：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我们先动买办资产，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特：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泽东：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特：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

　　毛泽东：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能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特：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在国际场合，只要有蒋介石集团参加，我们就不去。台湾问题，等他10年20年会起变化的，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搞三民主义。历史上的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是毁了自己。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可以到大陆来，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关于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59年春，有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震惊。第一件是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各省市上报的数字很大，然而，有不少省市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还说没粮食，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二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其声势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在生产队中瞒产私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生产队长把粮食藏在地窖里，派民兵站岗放哨，不让公社、县里拿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月21日，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干部座谈时，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毛泽东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时说：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他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2月23日，毛泽东开始乘专列南下调查研究。是日晚，到达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人，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2月24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毛泽东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

　　2月25日，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继续谈话。

　　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4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的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的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小平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恩来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3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

　　毛泽东讲到这里，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说：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批评了1958年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他说：

　　“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毛泽东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中的14句话作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第2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了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此后，毛泽东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他还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的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于郑州

　　3月11日，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

　　3月10日这一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武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和西藏工委说：“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加充分。”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2日，毛泽东在武昌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的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的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且说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

　　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的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第3次致信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3月17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时局和毛泽东的建议。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认为：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让他走。周恩来说：

　　“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达赖已经暗暗离开拉萨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方针是绝不打第一枪。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于中午刚刚飞抵武汉的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浅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飞抵北京的。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在演讲会上发表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讲话。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共同声明。

　　且说浅沼稻次郎一行走进临湖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式楼房的客厅里，毛泽东便迎了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他请客人入座后，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稻次郎说：

　　“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1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

　　“讲得好，讲得很好。”毛泽东赞许地说：“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是暂时的。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又说道：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们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说罢，他忍不住爽朗的哈哈一笑。这笑声充满了自信，同时也感染了客人。浅沼稻次郎笑着说：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

　　毛泽东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

　　浅沼稻次郎说：

　　“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

　　毛泽东说：

　　“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这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的会见。壮志未酬的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3月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对拉萨叛乱进行武装反击。

　　中央驻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行平叛。

　　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平叛部队继续向其它地区的叛乱武装发动进攻。

　　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平叛情况。

　　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饭桌上给黄克诚4人敬了酒。此时，他正患感冒，他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着酒兴，对雷英夫说：

　　“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雷英夫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被毛泽东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泽东笑着说;其他几个人也笑着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说：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泽东左手伸出2个指头，晃了晃，说：

　　“武王去过2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比较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哩。还要广收人才，集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2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说：

　　“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毛泽东说：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说：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很高之机，试探着请求说：

　　“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毛泽东痛快地说：

　　“别说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给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写的内容是《水调歌头.游泳》。

　　尔后，毛泽东从武昌来到了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笔者注)。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达赖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的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晚，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发几个县的材料可阅。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它事业，凡属财政方针的制订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厅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的口味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些干部说，今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7级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3月31日，达赖匆忙逃入印度。

　　且说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毛泽东在大家的争论中，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事实上，他也认为指标仍然偏高，于是便委托陈云等人进一步研究一下。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中，吸收了王稼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不在农村实行各取所需、吃大锅饭，不同意定高指标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请人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送王稼祥过目，还告诉王稼祥说，有什么意见，修改后再向全国下发。

　　上海会议为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

　　欲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如何召开，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