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79章）

第279章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的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那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换乘轿车行至包河，他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他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他看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的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他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的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们：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黄开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大概嫌黄开诗说的时间太长，就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却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毛泽东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毛泽东问起1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打井队员杨邦福拼命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上前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的喊：“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后边还是一片欢闹声，毛泽东在车里却一直高兴不起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8月8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上专列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搞有机肥料。”

晚上21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毛泽东驱车到山东视察历城县北园乡合作社。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作了汇报，毛泽东称赞谭启龙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

谭启龙在谈到历城县北园乡扩大合作社规模时，问毛泽东：

“究竟叫合作社好，还是叫大农场好？”

毛泽东根据河南的经验，说道：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可以加快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为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9日下午5时，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棉田地头等候。

不一会儿，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棉田地头，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农科院的几个人赶紧上前相迎。秦杰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众人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1亩是高产试验田，1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多少斤？”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抓住一株棉花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一共是62个；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毛泽东说：

“很好，你们的计划仍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

“1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袋子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落蕾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办法吗？能否不落或少落？”

“密植和透风透光有矛盾，太密不透风，光照不足易落蕾，正考虑从下部摘除一部分叶子，增加光照，但摘除多少？什么时候摘除为好？还需要试验研究。”

毛泽东最后说：

“这就是一个研究的课题，你们能研究出不落蕾的增产措施，就好啦！”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且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的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

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省委领导们鱼贯登上专列，李光柏却没有勇气跟上去。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的秘书赵成章，看见李光柏正在徘徊，就下车把他拉上了专列。

原来，毛泽东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直到今天早晨8点才休息。为了使毛泽东安静的休息，路过这里的列车都奉命把车开慢一些。毛泽东一觉醒来，说：

“火车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呢？”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10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来到了新立村。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社主任徐树清，在村头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他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区干部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区干部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看到稻田旁社员赵益和家的后墙上，贴着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大字报，便把大字报仔细的念了一遍，然后走进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闻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早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的向社员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来到东郊区区长张福安领导的计划水稻试验田，问：

“这个计划有可能吗？”

张福安说：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说：

“你们这些目标，现在还没到手里，还得再试验再努力呀。”

毛泽东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是他们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

毛泽东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亲切的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接着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插话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就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休息一会儿后，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来的电话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今天参观的日程安排是，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在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

张国藩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的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0多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的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将近12点了，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问她：

“你现在能够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你们认为是先读书好，还是先这样做好？”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的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的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的涌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1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的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傍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北京。途中，他在卢沟桥下车去两个农业社视察，大步走上田间小路，走上田埂，远远的就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的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已经11点多了，他毫无倦意，两眼闪闪发光，望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劳动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出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有不少庄稼苗长得像茅草一样。瞎指挥遗祸匪浅！它在战争年代能够害死人，在和平年代同样也能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