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清华：红军长征胜利的主要历史贡献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的红军将士在两年内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后汇聚西北。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中国革命后来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凝结着长征的不朽功勋。

　　通过长征，保住了党，保住了红军，挽救了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

　　由于党内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摆脱危机，重开革命新局面，中央红军主力和各根据地红军主力相继开始长征。蒋介石认为，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调集重兵，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军追堵，企图一举歼灭红军。英雄的红军经过殊死搏斗，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住空前严峻的考验，最终保住了党，保住了红军。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六载含辛，未竟全功。尽管红军长征后仅剩下几万人，但要比以前更强大，更有战斗力。经过长征锤炼的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坚强柱石。

　　毛泽东说：“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中，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更加坚强、更加正确了;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但更加统一、更加不可战胜了。正如中共中央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贺电中所说：“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事实正是这样，在未来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条件越艰苦，革命斗志越旺盛，环境越险恶，战斗热情越高涨，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的胜利。艰苦卓绝的长征，锻造了伟大的军队，培育了伟大的战士，产生了伟大的奇迹。

　　通过长征，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基础

　　长征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3年征程，但作为一个年轻政党，却一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在波折起伏中蹒跚前行。长征，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促进了党的成熟，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此前的历任领导人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他们大多缺乏实践经验，不能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脉搏，没有洞悉全局的战略思维，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严重脱离实际，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造成党不断地在“左”或右的错误中苦苦挣扎。尤其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更是把中国革命推向绝境。与此同时，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造就的具有坚强党性和领导能力的干部，却没有机会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有的甚至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粗暴蛮横的压制、排挤和打击。长征中，我们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中共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开始确立在实践中产生的领袖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等为主体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党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摒弃了教条主义领导者的“左”倾错误，从共产国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解决了长征中三个重大现实问题，即：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解决了红军向哪里去的问题;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指挥，解决了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问题;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高度集中统一的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领导制度。但在此前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党的一些领导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对苏联经验全盘照收，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个人专断成为常态。长征中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央集体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的制度，同时强调在红军团以上各级机构中恢复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党和军队集体领导制度的恢复和确立，使党和红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红军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

　　长征，党和红军在严峻的形势下，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将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相联系，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和红军以其责任担当和大局意识，肩负起了中华民族中流砥柱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始终与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停止内战，驱逐日本出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和主张。长征中，红军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仍然从民族大义出发，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多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抗日政策，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点燃了全民抗日的星星之火。红军还始终把北上抗日作为自己的归宿点，为长征胜利和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共产党有理由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强调这点是对的，这无疑也是他们大迁徙的第二大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区，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的直接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并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力推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会议制定了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开展，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演讲，他严肃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强调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长征即将结束，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之际，中共中央更是明确提出党在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长征锻炼出来的党和红军，以其真正为国为民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高举抗日大旗，摒弃了关门主义的桎梏，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筑起了全民族一致对敌的铜墙铁壁。

　　红军长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迭克强敌，震惊了中国和世界，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红军长征，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民族精神的代表。在长征中，四路红军途经十四个省，他们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红军的行动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真心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为民族而战的。长征使沿途人民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红军。红军长征也使饱受煎熬的国统区人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鲁迅等致信长征中的红军，指出：“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唤醒了中国老百姓。

　　红军长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开始改变过去中国一片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1月，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致书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和学者名流，表达真诚的合作愿望。中国共产党还逐步调整了反蒋抗日的政策。长征中的党和红军，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完全摆脱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表现出了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联合。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长征的胜利，使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并由数千年历史熔铸而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集中而高度的发扬光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初步改变了过去一片散沙的局面，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红军长征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为抗战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长征，虽艰苦卓绝，但它彰显了党和红军把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英勇奉献的精神;彰显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彰显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彰显了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彰显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等等。长征中所造就的“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成为中国人民坚强意志的代表，民族力量的象征，时代精神的符号，爱国热情的标杆，寄托着人民殷切的期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的广大民众重新找到了爱国主义的根，重新找回了民族不屈的魂，催生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全国人民迸发出汹涌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长征使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步成为全军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长征，使党和红军重新认识了毛泽东，重新认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理性，促成了红军由重大挫折到发展壮大的重要转变。

　　长征中，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步成为全军的指导思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采纳甚至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完全摒弃了毛泽东等创造的行之有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英勇善战的红军及时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迅速实现了“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纵横穿插于敌重兵集团之间，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要旨也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传达到全军当中。强调应“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通过长征，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人心，逐步取得了在全军的指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因素。

　　八十多年前的长征是红军创建以来经历的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使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而且在党和军队、在国家和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崭新篇章。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选自《紫光阁》杂志2016年第9期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