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274章）

 第274章

　　“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

　　话说1958年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话休絮烦。

　　且说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还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8年2月，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他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的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刀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化，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着很高兴，不住的点头。

　　毛泽东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工人们渐渐的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也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的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的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毛泽东又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

　　“你们走在前头，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诸葛亮殿前，非常认真的观看着他所说的这幅楹联，还反复吟诵：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来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他还为会议期间编印的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道：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且说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毛泽东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的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的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他又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该。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哪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1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说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4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毛泽东来到麦田边，他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的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说：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的笑了。他又问周桂林说：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肖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肖绍群激动的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完了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是日晚，他在重新选编的印发与会者的学习材料上写了一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1955年9月和12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

　　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去视察都江堰。

　　上午11点，几辆小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又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他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 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毛泽东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的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他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我想下去。”

　　毛泽东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的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吁了一口气，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他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的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1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在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的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说：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忙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

　　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的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的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的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共编入4篇文章，《革命军》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收藏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扉页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且说毛泽东在这一天的讲话中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的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的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的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