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党从五个方面加强纪律建设

　　西柏坡纪念馆悬挂的标语高度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壹

　　西柏坡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有着“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它并非简单的政治地理符号，而是一处精神高地。

　　贰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 讲纪律、守规矩，在﹁进京赶考﹂中经受执政考验的关键时期。”

　　叁

　　我们于西柏坡边走边看，边听边想，边挖掘边研究，捋清了我党在该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的办公室里堆放着一摞新书，书名是《你来西柏坡看什么》。西柏坡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之一，有着“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它并非简单的政治地理符号，而是一处精神高地。因此，人们到西柏坡看的不单单是风景，更是历史。对于本报特别报道组来说，西柏坡之行的目的非常具体，就是为了“看规矩”而来。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党史学家们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讲纪律、守规矩，在‘进京赶考’ 中经受执政考验的关键时期”。

　　在西柏坡纪念馆有关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们于西柏坡边走边看，边听边想，边挖掘边研究，捋清了党在这一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其重要事件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其二，健全党委制;其三，规范各部门工作制度;其四，提出“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其五，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本版将概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定期报告不用秘书代劳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出现了“独立王国”现象，主要表现为各中央局和军区对中央的政策不向下级传达，不执行中央路线、政策。这种现象导致无纪律思想的出现，也使中央不清楚一些地方的活动和政策内容，对革命发展显然是有害的。

　　因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要自己动手，不用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月还要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提出三项具体补充。九月会议期间，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如何请示报告及请示报告的内容做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规范工作制度保证高效运转

　　西柏坡时期是中央各部门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时期。

　　对宣传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针对报纸出版，1948年6月3日，毛泽东指出，要“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6月5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宣传工作制定了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具体规定了负责人看大样制度、答复制度、批准制度、审查制度等。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宣传工作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允许在宣传中有任何党员个人与党及党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造成个人高于党及党中央的影响。

　　中央办公厅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对于秘书处工作，包括作息时间、值班制度、工作环境、接待宾客、文件管理、戳记保管、保守秘密等都有明确规定。

　　中央军委作战部系统规定了作战室的性质、参谋人员的责任、保守机密的内容等。

　　中央统战部起草的规章制度仅工作制度就有20余项。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办、中央青委、中央妇委、华北人民政府等都制定了严密规范的纪律制度，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健全党委制 学会“弹钢琴”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针对全党全军整个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少章法的自由分散、个人包办等涣散状态，不仅健全了党委制，而且详细阐明了工作方法。

　　为了解决“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1948年9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开篇就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为避免走向极端，毛泽东又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一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结论中详细阐述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12条，是健全党委制思想的具体化。毛泽东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党委之间要互通情报，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对主要工作要抓紧，注意团结意见不同的同志，等等。

　　敲响警钟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

　　解放区内发生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为全党敲响了警钟。

　　1947年6月，朱德为党内干部的一些不良行为致电中央，提出干部不能“摆老资格，骄傲自满”，要“戒骄戒躁”。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要检查和纠正各地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一年的5月，东北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布了同类条例。根据条例，各地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群众大为拥护。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胜利可能带来四种情绪，包括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的情绪。警惕这四种情绪的方法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坚持清正廉洁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将全国胜利比喻为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胜利之后路还有很长，因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这些进京前立下的规矩，在当时让全党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做到了居安思危、不忘忧患，直至今天，它们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树立形象重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大城市，为避免接管城市时发生违纪现象，1947年10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重新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虐待俘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纪律。

　　在即将迎来全国解放之际，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制定严格的入城纪律成为当务之急。中央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遵循的事项》，共3大项，28项，82小项，详细指明了转移过程中的纪律要求。入城守则明确提出了“四不、五要、三讲究”。“四不”，即不乱讲、不乱跑、不乱动手、不乱收人。“五要”：一要认清环境、分清敌友，提高警惕;二要爱护公共物资，遵守公共纪律;三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四要向工人与劳动人民学习;五要切实执行我党、政、军各项政策法令。“三讲究”指的是讲究礼貌、讲究正派和讲究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