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若干思考之一

——关于“浮夸虚报”的思考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豪迈地宣布：“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紧接着向全党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毛泽东说，这段时期是他建立新中国以来最为高兴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无比欣慰地看到，在实现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他们做了主人了。”“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他极其兴奋地感觉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到了付诸实现的时候;而“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压力则给了他“只争朝夕”的强烈紧迫感。

　　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奇迹的统帅，把这个新的任务同样看成一场伟大的战争，一场与多年来欺侮中国人民的世界列强进行实力竞争的战争，一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落后状态的与时间赛跑的战争。在八大之后的一年内，毛泽东多次在干部会议上讲：“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于是，这位伟大的统帅率领亿万人民在1958年向着既定的宏伟目标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冲刺。

　　可是，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毕竟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其他因素，这场冲刺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正视这一段历史，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反思，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使得以后的征程少走弯路，无疑是必要的。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掌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作为那几年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他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如果违背客观规律，那么“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谈到这里，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在全国一片高涨的建设热潮下，头脑发热的情况确实很普遍，其中，干部队伍中那种浮夸虚报、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实际上起了“谎报军情”的恶劣作用，它导致了最高领导层把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从而导致严重的失误。

　　以那个大跃进年代标志性的钢铁指标1070万吨来说吧，这个因严重脱离实际而备受批评的高指标是怎么出来的呢?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华东区报告称仅华东地区1959年钢生产能力即可达到800万吨，冶金部报告称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国家经委也报告称1959年中国钢产量可以超过英国——也就是超过2500万吨。就是以这些报告为根据，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能否在上一年535万吨的基础上达到1070万吨的设想，征询大会意见。可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却对这个指标不放心了。他担心“有完不成的危险”，就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来，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

　　时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参加了这次谈话，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情况。

　　由于不放心，毛泽东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他首先问上海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他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

　　毛泽东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毛泽东接着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时，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回答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毛泽东问到冶金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的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回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对于这种“经常接触基层”的干部， 毛泽东特别注意地听了他的答复。

　　接着，毛泽东问到了钢铁“大总管”——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薄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次会谈，足足有两个钟头。随后，毛泽东对副总理陈云说：“1070万吨，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陈云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袁宝华按陈云的要求，根据现有的基础和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小转炉能生产多少，按公认的生产能力打了折扣算。算了细帐后，他的结论还是“行”，于是，陈云也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希望的。陈云告诉毛泽东：“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为人谨慎，说话一向很慎重，有了他这句话，毛泽东就把1070万吨钢铁指标确定下来了。

　　这就像一个大战役前的预备会，面对一个个慷慨激昂、求战心切而又显得胜利在握的将领，作为全军的统帅，满怀着强国梦的毛泽东除了发起冲锋的号令又能作出什么反应呢?这样一个过程，没有理由说领袖是独断专行、拍脑袋做决断，但是，他有没有想到，那些拍着胸脯说话的官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胸有成竹，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迎合上级的心理。多少年后，袁宝华回忆此事时很沉痛地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

　　工业如此，农业的高指标又何尝不是如此?1958年粮食丰收，但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不到2500亿公斤，却估计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据《人民日报》算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要吃大约500斤，由此得出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结论，从而出现“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和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埋下了日后严重缺粮的祸根。据资料，4250亿公斤的高估值就来自具体负责农业的副总理和农业部部长所写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正如毛泽东所说，建立在假情报上的决策必定要受到惩罚，那三年“受了大惩罚”，毛泽东对此自然是非常痛心的。他在1960年6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比如对于农业，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无法得到实际情况准确信息的那种无奈心情。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经济建设发生严重问题后，“谎报军情”又一次使领导层失去了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严重后果的机会。毛泽东后来发现，“在1959年即已发生”的农村严重饥荒，“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实际已经发生的严重问题，竟然隔了那么久才得知真实情形。怎么会这样呢?

　　查《毛泽东年谱》，在两个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下去视察过，一是59年的秋收时(可以了解当年生产情况，对下一年做出安排)，一是60年的春耕时(也是一般青黄不接之时)。毛泽东看到、听到了些什么呢?

　　59年9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10月23日，毛泽东再次南下视察。一路上参观、召见各地领导听取汇报;所见所闻真是“形势大好”。例如，9月21日上午，在济南听取山东省领导和某公社书记汇报，听到汇报说亩产量“比过去翻一番还多”，高兴地说“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后又冒雨视察一片玉米丰产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毛泽东又高兴地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10月30日，毛泽东听取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汇报。毛泽东最关心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问：“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紧跟着追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还有人回答：“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又追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很高兴，但还是叮嘱：“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

　　再来看看60年春耕时的情况。4月28日，毛泽东又离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这时候，相当多的农村地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可是，这次视察，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虽然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问题，但都被告知那只是个别地方，而且正在解决。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4月30日毛泽东同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部长)，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见逄先知《毛泽东传》)。实录如下：

　　《——毛泽东：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

　　——谭：好得多。

　　——毛泽东：怎么好得多?

　　——谭：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注，旧制一斤16两)

　　——毛泽东：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

　　——谭：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

　　——毛泽东：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这是穷的结果，因为穷，穷则瞒嘛。河南统销面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哪有那个事呢?我就不相信。

　　——谭：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所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

　　——毛泽东：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

　　——廖：今年大概六千亿斤。

　　——毛泽东：保收多少呢?

　　——廖：保收六千亿斤。

　　——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

　　——谭：超过。

　　——廖：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亩。》

　　在已经知道历史真相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汇报”，真是难平心头愤慨。那时候，许多地方已经发生饥荒，可是所汇报的呢，却是人人“红光满面”，工业产值翻翻，农业保证大幅增产，真是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景象。对于基层缺粮的强烈呼声，被说成是“瞒产”，还以已派考察团实地考察为证据来否定基层的正确反映，这让满怀担忧的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舒服一点”了，却使他失去了一次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

　　也许那些官员并非有意蒙骗上级，他们或许也是被他们派出去的“十几个考察团”所骗了。不管是谁骗的，最高决策者所得到的信息是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农业部及其他一些部门类似的“谎报军情”使毛泽东和中央对地方实情的掌握严重延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人，但他不是神，不能指望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他那超凡的洞察秋毫与高瞻远瞩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情的准确掌握上。在战争年代，人们都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被毛泽东视为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在其前头就有过一次失败，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失误。作为鲜明对照的例子，毛泽东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以两万多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胡宗南二十多万大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几百人的小队伍就在敌人大部队的眼皮底下穿行周旋而安然无恙。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胡宗南部队则由于失去了可靠的情报来源而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失去了独自活动的自由，他的出行必须有保卫人员跟随，还必须服从保卫机关的安排。毛泽东曾对此大发脾气，但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党基于安全考虑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这样，毛泽东再也不能像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那样走进普通农户开调查会，也不能像在延安时那样与隔壁窑洞的老乡随便交谈，甚至不可能随便走进菜市场去问个行情。毛泽东向来重视的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被无情地割断了。这种无奈之感，以及无法及时了解老百姓疾苦的自责，给时时想和人民在一起的毛泽东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

　　在我们这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下，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关系到整个大局的生死成败，而最高层的决策是否正确又高度依赖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了解。如何防止这种“谎报军情”，特别是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如何保证正确的下情上达、如何让老百姓的声音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最高层，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毛泽东一贯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层与基层之间，无论是“来”，还是“去”，都需要经过“中介”，包括各级中间权力机关，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决定了“来”与“去”能否准确传递信息。

　　正因为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在那次北戴河会议之后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呼吁各级干部下去调查研究，切实了解民情，如实汇报实情的那种急迫心情了。在后面召开的几次中高层会议上，毛泽东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今年(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新中国建设征途上所遭受到的这次重大挫折给毛泽东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不能不正视对于我们这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如何保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实施、如何不使这个过程发生歪曲和变形?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痛感这个问题亟待解决。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出调查研究的号召之后，有些人看起来是下基层了，实际上却是 “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反映这种情况的报告送至毛泽东，称之为“镀金式调查研究”，而毛泽东则斥之为“调查成灾”。可想而知，在这种作风下必然盛行形式主义，虚报浮夸。如毛泽东所说：“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另一方面，“到群众中去”，也存在许多“梗阻”。四川省人大代表马建猷曾写信给毛泽东，诉说他在1959年四月“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对于这种后人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气愤地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

　　晚年的毛泽东，上述问题成了他心头的一大焦虑，他苦苦地思索改革的办法。他一再告诫全党：“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他主张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到领导机关，但“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极其重要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