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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作者:李斌   发布时间:2019-04-25 15:22:39 来源:人民政协报 字体:   |    |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鼓励青年到农村去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从书斋走向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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