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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年谱》摘抄(四)

作者:识丁老头乙抄 发布时间:2018-10-29 21:49:0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1958年11月3日,上午和李井泉、杨尚昆由贵州到遵义……。

  △ 下午,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回忆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

  1981年1月12日

  △ 上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晚,同李钟玉单独会谈,向他通报并请转告金日成: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至于华国锋辞职后,党的主席人选,可以告诉金主席,我是不会当的,因为年纪大了。

  1981年2月14日

  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①作序。《序言》又指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1981年11月13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指出: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

  1982年10月28日

  上午,会见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谈话中说:我现在的年岁大了一点,……。所以,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大家都要我当党的总书记,我坚决推辞掉了……

  1982年12月9日

  △ 上午,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又说:回顾一下历史,我去华盛顿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并不高,但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最高级别的访问。我受到卡特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对此我表示感谢。

  1983年1月11日

  上午,会见巴勃罗·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在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

  1983年4月29日

  上午,会见南布迪里巴德①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席间,在谈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时说: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我是我们党的主要发言人,在二十六国会议上我讲了四个多小时。但如果现在讲,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同苏联打交道,我打得多了,我七次去莫斯科。同苏联谈判,中国党代表团差不多都是我出面的,他们是苏斯洛夫。我们现在同苏联的接触,已提高到外长级的会见。……。在回答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时说:……。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一个党要兴旺发达,还是要逐步让年轻人干。年轻人至少精力充沛,可以多工作些。现在我的最高目标是每天工作四小时,以后改变为两小时,直到不干工作。事情让别人干,自己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呀?这也叫解放思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984年3月25日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1986年1月27日

  由陈辉光、韦纯束等陪同游览漓江。在游览途中,回忆一九二九年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与李明瑞、张云逸、雷经天等交往的情况,说:到过广西不少地方,一九二九年在东兰一带,到过河池、柳州、梧州、南宁、百色、都安,在龙州碰到了土匪,被抢走了二十个光洋。李明瑞是红七军、红八军建立时的总指挥,我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当时才二十五岁。红七军很能打仗。李明瑞后来牺牲了,你们应照顾李明瑞的家属。

  1986年9月2日

  上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在谈到退休问题时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问》

  1988年5月25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在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时说:我现在已经半退了,准备过一两年真正全退。当然,还要听党的决定。不过我的心情是全退,这对党有益处,对国家有益处。……。还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二十二年的仗,组织了不少战斗和战役。等我军委主席不当了,就全退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1989年6月16日

  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

  1989年11月20日

  上午,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的历史。指出:“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1992年7月23日、24日

  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又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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