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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荣:甘洒热血浇灌抗日之花

作者:鲍青 郭登奎 发布时间:2018-09-05 13:07:12 来源:大众日报 字体:   |    |  

            他生于殷富之家,却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为社会变革、百姓福祉而矢志奔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抵抗运动,将满腔热血浇灌在了故土之上。

袁复荣烈士像

王厂战斗遗址

盛夏时分,热气蒸腾,酷暑难耐。曹县城南10公里的野外,凉风习习,“太行堤”的余迹默默挺立着。它始修于明孝宗弘治年间,曾蜿蜒绵亘、屹然如山,“南挡洪水,北拦风沙”,庇护着鲁西南一带的无数生灵。

75年前,一支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抗日武装来到了太行堤旁。他们在军分区司令员朱程、专署专员袁复荣的带领下,以太行堤为天然工事,和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他们在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后,终因寡不敌众而突围失败。袁复荣也将满腔热血洒在了毕生热爱、矢志奔走的故乡大地上。

光阴侵蚀消磨,太行堤凋零残破。但茂盛葱茏的草木,低徘呜咽的夏风,似乎仍在诉说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岁月。

生于殷富,心念疾苦

“袁复荣的一生,宛如划破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极璀璨。”曹县党史办主任王明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袁复荣牺牲40年之际,曹县党史工作人员曾寻找他的亲属战友,从零星回忆中勾勒复原他的音容形象。

袁复荣出生在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郑庄街道袁石庄的袁家是清末有名的富户乡绅。家族田产众多、分布广泛,还拥有一些手工作坊。袁氏的姻亲也大多是附近的大家族。”王明领说。

1909年,起义民变四起,末世氛围日渐沉重。袁复荣的降生给久历动荡的袁家平添了一丝喜悦。

清末民生凋敝,百姓普遍贫困,鲁西南的乡村多灾多难,生活更是艰难。但袁家殷富,袁复荣有条件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他似乎生来就与一般富家子弟不同,对贫苦百姓抱有极大的同情。旧时代的长工、佣人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袁复荣却总是悲悯其境遇,从不另眼相待。

少年的袁复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混沌的世界:身居高位者声色犬马、恣意享乐,饥寒交迫者垂死挣扎、麻木不仁。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

社会缘何如此,矛盾如何解决?年少的袁复荣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深深的迷茫。

殷实的家境、开明的氛围,为袁复荣接受教育、寻求救民真理提供了条件。他的兄长袁春霆(又名袁振荣)曾在河南读书,接受过先进思想的洗礼。袁春霆后来追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成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山东地区负责人之一。妹妹袁兰荣也曾在河南静宜中学读书,后来又到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求学。

袁复荣和兄妹一样,先在乡村读完小学,后陆续来到河南洛阳、山东济南求学。

外部的世界,丰富了他的视野。新颖的思想,拓展了他的认识。在济南读书期间,袁复荣通过老师和同学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自觉灵魂经受了一番脱胎换骨,心中的疑虑渐渐找到了方向。他的表妹陈赞凯后来回忆说:“起初每次二哥(袁复荣)来找我,总是风尘仆仆,神情疲惫不堪。后来他变得精神焕发,一讲起现实的黑暗、革命的理想,都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绝。”陈赞凯眼中袁复荣精神的先后差异,正是他接触共产主义前后的思想变化。

一个周末的清晨,天空飘着毛毛雨。陈赞凯和袁复荣相约到济南郊外田野散步。天空乌云密布,农人冒雨劳作,袁复荣似乎又勾起童年的记忆,他心情苦涩复杂:“社会黑暗腐败,群众饱受苦难,我们要敢于斗争,不能被困难吓倒。”

随着接触共产主义越久,袁复荣就对未来越有憧憬。1930年,袁复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他还介绍陈赞凯加入了共青团。

袁复荣身材魁梧,脸盘方正,双眼炯炯有神,性格忠厚善良,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在学校里,他和同学创办刊物《摩托团》,尽力传播进步思想,鼓励青年学生不能只埋首书斋,而要放眼现实、关心时事。

正当袁复荣大声疾呼之际,济南上空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1931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加强个人统治,开始大肆搜捕进步师生,袁复荣和《摩托团》也位列搜捕名单。

搜捕行动开始后,袁复荣因事先得到消息方才化险为夷。他趁夜返回故乡曹县,来到家乡的仲堤圈村高小教书育人。三个月后,他见形势有所缓和,又秘密赶赴滕州和泰安,继续从事革命行动。

这年初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全境迅速沦陷,国内抗日浪潮高涨。

此时,袁复荣化名“袁钊”秘密返回济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呼吁国民政府出兵抗战。他还克服种种困难,组织起济南市大、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团。

请愿团返回济南后,袁复荣又组织学生成立济南读书会。每次的读书会活动,都是一次抗日救亡的愤怒呐喊。在袁复荣推动下,读书会影响不断扩大,济南许多学校相继建起了分会。

身陷囹圄,九死一生

济南读书会日益壮大,引起了韩复榘等人的警惕。他们开始密谋布置抓捕,要把这些主张抗日的团体悉数扼杀。

为了吸取上次走漏风声的教训,此次抓捕行动特意选择夜间进行。1932年3月20日夜,韩复榘出动大批军警,大肆搜捕济南各学校,抓捕进步师生员工70余人。66岁的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和进步教师陈济源也不幸被捕。其中,袁复荣、袁春霆、袁兰荣等袁氏五人都被捕入狱。

由于被捕人数众多,且不少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

当时的报纸介绍道:“济南连日大捕共党,前后破获三十余处机关,逮捕正犯及嫌疑犯六十人。”为了掩人耳目,当日行动在夜晚十时开始。反动军警在小王府鹊华桥、第一乡村师范、正谊中学、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共抓捕学生教师四十余名。接下来两天,他们又逮捕三十多名学生。反动军警经过初步调查,认定“男性中之民众教育馆职员袁春霆,女性中之女师学生袁兰荣,关系较为重要。两袁为兄妹,并闻尚搜获大批重要文件”。70余名被捕的“嫌疑犯”,韩复榘拟加以甄别,再送军法会审委员会审问。

不知是韩复榘有意诬陷还是调查出现谬误,“首犯”袁春霆其实是国民党左派代表,并非共产党员。他在济南参与“第三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行动,意图团结支持抗战人士,反对不抵抗政策。但在风声鹤唳的当时,“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已遇害,稍微同情共产党的,往往都会被冠以共产党员的罪名。

抓捕行动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关注,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组织营救行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令成员冯峻五协调各方救援。冯峻五先给韩复榘发去电报,呼吁立即释放众人,但遭其推诿搪塞。冯峻五随即又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斡旋,他在信中道:“故友袁春霆、袁复荣……三十余人……于去年三四月间,在山东被捕,迭遭酷刑拷讯,至今尚羁押于军法会审委员会。”

宋、蔡收函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很快通过了冯峻五的信函请求:“山东旅平同乡冯峻五等函请营救……在济南被拘禁之袁春霆等三十余人。议决:函请山东省政府从实办理,斟酌开释。”

两天后,宋庆龄、蔡元培联名致电韩复榘,要求“务请即予释放,或交法院公开审判,以重人权,而张公道”。两人的信函给了韩复榘很大的压力,他一边释放大多数“无辜”的嫌疑犯,一边对“首犯”秘密审讯,尽快“生米煮成熟饭”,制造不可逆转的结果——判处死刑。

千钧一发之际,在山东赋闲隐居的冯玉祥,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复榘曾在冯玉祥队伍中任过团长、旅长、军长等职,是冯玉祥颇为器重的老部下。在国民党新军阀发动的中原大战中,韩复榘为利所诱脱离了冯玉祥。但此后他依旧对冯玉祥敬重有加。

袁复荣人微言轻,本与冯玉祥并无任何往来。但当时和袁复荣一起被捕的,还有著名教育家范明枢。他们一道在狱中戴铐受刑,惨遭折磨。袁复荣虽然年轻,但性情坚毅,心态豁达,给范氏很深的印象,成为患难与共的“忘年交”。有人对范明枢说:“范先生这么大年纪也来受这样的苦,我觉得非常痛心!”范明枢却答道:“你别这样说,我能同这些青年们一起过一过这种生活,这是我的光荣!”他的话使包括袁复荣在内的青年备受感动。

范氏被捕后,其家人多方组织营救,却始终无法叩开高墙铁门。最后在泰安县长周百锽引领下,家人火速驰往泰安普照寺拜谒冯玉祥。冯、范二人也不相识,但冯玉祥一听他是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当即给韩复榘修书一封,称:“你治下的山东省,66岁的老人,当共产党治罪,那还了得,快快放出来。”

韩复榘接信后,先是伪称被拘人员名单中没有范明枢,企图继续敷衍塞责、掩人耳目。冯玉祥听后大为恼火,称自己已悉数知晓,要韩复榘莫再狡辩,立即放人。

韩复榘最终还是不敢违背老长官的意愿,不得不违心释放了范明枢。范明枢出狱后,心里记挂着狱中一起受苦的难友。他立即赶赴泰山,借着向冯玉祥致谢的机会,讲述袁复荣等其他狱友的受难情况。冯玉祥立即派人将七人名单送交韩复榘,并写下“爱国无罪,刀下留人”八字。韩复榘经再三权衡,最终将七人由死刑改为“暂缓执行”,后又改为五年有期徒刑,并提前一年“取保释放”。

袁复荣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狱中生活虽然艰难,但他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学习,思想境界并未有丝毫滑坡。

1936年3月,袁复荣顺利出狱。此时济南已经无法支持他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再度回到故乡。

立足故乡,抗日救亡

被捕之初,袁复荣斗志昂扬,深信真理必胜;得知死刑判决,他视死如归,始终未因畏惧而吐露党的秘密。后来幸免于死,袁复荣更觉“生命可贵,应献身崇高事业”。

因山东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袁复荣一时和党失去了联系。他只能回到曹县,在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先经人介绍,以在县城西关小学教书作掩护,继续参与抗日救亡行动。

教书期间,袁复荣以走亲访友形式,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了不少成员。

1937年8月,共产党员王健民、沈建华来到曹县。袁复荣很快找到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两个月后,日军沿京沪铁路长驱直入,山东形势岌岌可危。此时,中共曹县工委成立,袁复荣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中共曹县县委成立,袁复荣担任书记。

为了发展抗日力量,袁复荣来到曹县西北韩集、刘岗、郭小湖、安陵集一带,建立农村基层支部,大力发展农村党员,发动、组织农民群众。

袁复荣平易近人,既没有“地方官员”的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他走到哪里,就和群众一块吃住在哪里,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袁复荣在家排行老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袁二哥”。大家有话喜欢和他谈,有什么诉求也愿意同他讲。袁复荣还在有条件的村庄开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和农村夜校,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使群众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8年10月,曹县县城沦陷。原来在城里工作的党员陆续撤到了曹县西北的农村。

1939年1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两个主力团来到曹县西北地区。

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曹县党部的注意。1939年暮春,国民党曹县党部的王石村找到袁复荣,以封官许愿诱惑他“改旗易帜”,接受他们的领导。袁复荣严肃指出:“你们自己不积极抗日,怎么能不让群众起来抗日?”王石村在曹县西北活动了一天一夜,却是颗粒无收。

不久,曹县东南也建起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袁复荣连续多次召开全县文化教育界和地方知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

除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袁复荣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和各地青年救国会,在青堌集第四高级小学主持开办青年训练班,组织招收全县近百名抗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训练。袁复荣亲自授课,细致耐心地帮助大家学习,对重要问题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弄清学懂为止。经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大多数学员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为做好群众工作增添了一批新的骨干力量。袁复荣还积极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帮助杨得志部由原来的两个游击大队发展到五个主力团,兵力超过1万人。

在袁复荣积极努力下,曹西北革命老区日臻巩固,曹东南新区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9年7月1日,中共鲁西南地委在刘岗建立,袁复荣任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这年下半年,日本集结兵力对根据地实行“扫荡”。袁复荣带领群众,取得了反“扫荡”斗争胜利,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

1941年夏,鲁西南军分区和抗日专员公署先后成立。1942年5月,袁复荣担任专署专员。他在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倾尽全力,工作很有成效。

殊死搏斗,喋血故土

1943年夏天,曹县东南一带大片日伪军“准治安区”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正当鲁西南抗日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日寇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扫荡,意欲彻底清除自己的眼中钉。

当年9月中旬,日军在济宁、徐州、商丘等地集结兵力万余人,分十路对鲁西南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深夜,日军自单县出发,直奔曹县,企图一举将鲁西南根据地踏平。

鲁西南地委、专署、军分区得到大“扫荡”情报后,研究了应变措施,决定将全区抗日武装分为三个梯队。其中军分区司令员朱程、专署专员袁复荣率“民军”第一团、第二十一团、骑兵连、专署机关一部为第一梯队,携电台一部,活动于鲁西南根据地东南部。

袁复荣要求各部队在活动地区封锁消息、隐蔽驻地,并发动群众进行秋收秋藏,空室清野。

23日,袁复荣率部驻扎到曹县西南王厂村。王厂村位于黄河故道北岸,西、南两面均有太行堤为依托,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28日早7时,袁复荣率部在王厂村西北约4公里太行堤下集结,准备秘密转移,打乱敌人的“扫荡”目标。

这时,八路军集结地的正东偏北方向,出现快速行动的日军骑兵。他们发现八路军踪迹后,立即发挥机动优势,迅速向左侧迂回包抄。朱程和袁复荣立即下达命令,要求部队向西北方朝根据地边缘区靠近,避开敌人的合击,尔后再穿插到敌占区活动,以牵制敌人“扫荡”。

但转移行动刚开始,日军骑兵已快速迂回到部队集结地左后侧,挡住了部队去西北的道路。而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又发现了敌人的踪影。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袁复荣果断指挥部队开始突围。在指挥和掩护作战部队突围中,袁复荣等干部和指战员一百余人,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中。他命令队伍抢占王厂村,以便坚守,然后伺机突围。但敌人快速部队行动迅速,已经提前占领此处,并在民房门楼制高点,以机枪火力封锁进村通道。朱程随即向王厂西南郑庄村撤退,又遇敌火力阻击。危急时刻,朱程、袁复荣令部队抢占郑庄村西南土墙围子。

据王厂村民张新轩讲述,当年这个土墙围子长30余米、宽20余米,有一人多高。院内有停放牛车的棚子和一座敞门灰房,堆放一些杂物和柴草。土墙外有一条水沟,北侧50余米处有一个浅水塘。土围子周围地形开阔,便于坚守。

进占土围子后,朱程、袁复荣给非战斗人员也发了枪。据当年幸存者回忆,朱、袁向战士们作了非常简短的战斗部署,并带领大家庄严宣誓:“誓死坚守阵地到黄昏,誓死不当俘虏,为抗日流下最后一滴血!”

全体指战员随即用刺刀挖掘了简易工事,并在土墙上掏了枪眼,作好了决战准备。

一个半小时后,大股日军将阵地周围村庄和太行堤占领,对八路军重重包围。进占郑庄的敌人,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向八路军北面和东南面发起进攻。

敌人的火力凶猛,冲杀疯狂,步步向土墙逼近。八路军顽强坚守阵地,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中午12时,两枚毒瓦斯弹在土墙附近爆炸。趁着八路军呼吸困难之际,敌人又发动了第四次冲锋。经过激烈搏斗,八路军再次击退了这股进攻。

下午,日军暂时停止了射击和进攻,战场上一片诡异的寂静。但这种寂静,只是决战来临前的片刻宁静。大家知道,这短暂的沉寂,是日军在调拨兵力、配置武器,残酷的战斗即将开始。

傍晚时分,随着日军一连串炮弹的轰炸,敌人的总攻开始了。在优势武器掩护下,敌人从四面八方朝着土墙冲来。不久,南面的土墙被炮火击塌,院内战士伤亡惨重。最后,战士子弹打尽,敌人冲进院内。朱、袁立刻命令砸毁电台、摔坏机枪,和敌人扭打在一起。夕阳残照,晚霞如血,包括朱程、袁复荣在内的百余名抗战将士,喋血太行堤故土。

战斗进行时,一个日军战地记者记述了王厂战斗的惨烈,“(八路)决死指挥”“必死抵抗”“不见降服的样子”。当日军进入阵地,此时阵地已“有如地狱”。

当逃难的村民返回故乡,发现村庄内遍布八路军战士的遗体。随后几天内,郑庄村民在村后洼地刨了两个坑,将战士遗体抬入坑内安葬。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冀鲁豫行署取“复”“程”二字,在曹东南青堌集设立复程县,以纪念朱程和袁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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