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历史经典

“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现在借的外债不算多”

作者:识丁老头乙抄 发布时间:2018-08-01 14:09:1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1977年9月25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一行。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

  1978年3月13日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七八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计划的报告》。在发言时指出:同意成立进口新技术的班子。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有几年可能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谈判时,价钱略为贵一点不要紧,但质量一定要选好的,技术水平一定要先进的。这一点很重要。

  1978年6月下旬

  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在谈话中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1980年9月26日

  上午,会见阿里·哈桑·马吉德①率领的伊拉克复兴党代表团,希望伊拉克和伊朗之间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最近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把什么底都向人民公布了,让人民知道,也让世界知道。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无非是有点赤字。人民知道情况,就有明确的前进方向。

  1980年11月26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政府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内,我们有些教训,对自己没有清醒的估计和判断,盲目性比较大,对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认识不足。在能源、交通、教育、科学等方面以及城市建设、住宅等方面欠账太多,不成比例。比如石油,听汇报时,总说石油多得很,蕴藏量很丰富,但我们对每个地区的真正储量却不清楚,结果盲目进口了很多石油化工设备,现在成了包袱。煤炭采运比例失调,交通跟不上,煤运不出去。另外,在重工业和轻纺工业比重问题上,由于我们脑子里考虑的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也吃了亏。从一九七七年起,我们开始利用外资。外国人是愿意借钱给我们的,因为他们要赚钱。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引进的项目、技术缺乏了解,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样很危险。当然,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对的,今后还要继续,但要总结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整。原来说用三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两年,收到了初步的成效,我们感到这个调整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我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了,甚至于对什么是四个现代化也已经形成了新的概念。

  1983年1月11日

  上午,会见巴勃罗·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中午,设宴招待戈麦斯一行。席间,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

  1983年12月22日

  内容 上午,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电力建设一定要超前一些。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我们现在借的外债不算多,还可以借一点,多借一点没什么大的风险。经济发展,现在快点慢点并不重要,问题是有没有后劲,为以后准备得怎么样。“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

  1984年2月14日

  和王震、陈丕显等听取陈国栋、胡立教、杨堤、阮崇武等汇报。在谈到宝钢建设时指出: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在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

  1984年2月24日

  上午,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谈话。……。在谈到宝钢二期工程时说:从长远看,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宁肯借点债,付点利钱,我们早一点拿到钢材,总算起来,还是划得来的。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还说: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进一步开放。谈话结束时,指定姚依林、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1985年1月23日

  上午,听取赵紫阳、姚依林、胡启立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汇报,并就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在得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财政赤字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后指出:连信息都不通,发了那么多的票子,要过好久才反映上来。资本主义国家当天就能知道。在谈到控制发行货币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时指出:生产增长速度降低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不要紧。改革走一步看一步好,但是也不要丧失时机。时机丧失了很可惜。票子发那么多,外汇降下来那么多,这是风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总的讲仍然是平稳的,经受住了考验。

  1985年5月15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及其一行。指出: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去年十二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刚刚公布不久,就出现了多发行一百亿元票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种事应当避免,但也难以完全避免。

  1986年8月21日

  上午,视察天津新港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去新港途中对李瑞环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1986年9月13日

  上午,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汇报到财政情况时说:要研究日本人讲的道理。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发生外汇短缺和财政赤字的问题。怕赤字,怕借外债,就不能起飞。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1986年12月19日

  上午,听取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在谈到金融改革时强调:……。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1991年1月28日

  晚,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打印文章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