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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第二卷 理论曙光(下)

作者:郭建波 发布时间:2018-05-24 16:15:3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接上)

  第五节 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上我们研究了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理论要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成败之间的关系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又作出了什么样的验证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究竟负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了三个里程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说起。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人们不仅要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提出来的。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修改后,分别于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

  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提出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前两个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呢?这两个里程碑的标志是什么呢?

  1、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从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外,主要的还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以及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主要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一个里程碑的标志。

  2、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一九○三年,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随后又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列宁针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由于列宁很快去世了,这种探索也就停止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在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完成了苏联工业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顺利地实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半壁江山”。但是由于斯大林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能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致使人们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丧失了必要的警觉性,没有在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构建,埋下了后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列宁主义的诞生上。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苏联一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样就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革命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这是列宁主义成为第二个里程碑的标志。

  3、仍然没有解决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解决的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夺权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但是都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事。

  (三)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政权永不变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大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新的回答。

  1、时代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上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创立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还从实践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革命精神转化成了现实的物质力量,使理想转化成了客观存在。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临的新的任务。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当时由于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虽然继续了列宁的遗志,将苏联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推向了前进,但是却也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将这个问题予以解决,没有认识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如果这些隐患不能得到解决,那么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只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提出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方略来,反而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建立一个“三无世界”,践踏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虽然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却与赫鲁晓夫的路线并没有什么差别,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2]这样在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在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吉拉斯的南斯拉夫人在《新阶级》一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吉拉斯早年追随铁托革命,一起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战后担任过南联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却主张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批评所谓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在被捕入狱后,吉拉斯写了《新阶级》一书。手稿秘密带到西方后,立即被奉为至宝,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为了批判吉拉斯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在内部出版发行了中译本。

  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写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想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把吉拉斯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呢?他向同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关锋请教。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3]

  从中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吉拉斯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途径,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现象,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就要展开对于吉拉斯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确立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从理论和实践上来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虽然他也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为切入口,对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峻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通过系统的剖析,提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方略。这样就使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了迷茫。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实践出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大胆探索,进行争辩,产生共识,找到方案,做出对策,付诸行动,使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健康发展。斯大林晚年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后来苏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历史的重担就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2、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就对此作出了说明。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后发表的。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我们把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改写的一段文字引述如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一律加重点号,—引者注)[4]

  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没有能够解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去世的早,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来得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虽然在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却在理论上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说明,并从实践上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这个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并由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同时也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了“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提出反修防修,进行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呢?

  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是由诸多理论构成的逻辑谨严的体系,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这是因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夺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色彩,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则不然。这是要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也要从实践上,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持政权性质不变的新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因而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严峻考验。对于这个问题,不仅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回答,而且还要付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来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有待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在反思中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

  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中国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剖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研究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指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和复辟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途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5]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因而毛泽东提出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6]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主要存在于政治和思想范畴,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标准的。[7]

  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这里关键是要界定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统一,大部分阶级矛盾是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8]这就要谨慎行事,既不能将阶级矛盾中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不能将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将其中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将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要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觉,制定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进行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随着时局的演变和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将继续革命的重点对准了党内走资派,提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谆谆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了构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理论付诸于实践,转化成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实际行动。

  不论是整风反右还是后来的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的“三反”“五反”和农村的“四清”,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探索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成绩而否认错误,也不能因为出现错误而否定成绩,而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是在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向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发起的冲锋,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才是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3、理论之树常青。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了,其原则长存一样。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一样,[10]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创建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更表现在被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立足于唯物史观,而且逻辑谨严,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预见性,如同灯塔一样照亮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夜空。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渊源来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

  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难度要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更大。列宁曾经对此作出过精辟的说明。他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12]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进行小生产活动的小业主,毫无疑问也包括私有观念。从与私有观念的决裂上来说,要比以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大得多。

  这是因为不论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向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决战,破除几千年以来陈旧的社会陋俗。因而在继续革命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出现错误、曲折乃至于暂时的失败,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既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也不要因为承认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而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中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复杂原因,进一步揭示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来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不仅从继续革命的理论构建上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中,来认识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在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前提下,从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来不断完善继续革命的理论,使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创立的。这个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指导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辩证唯物论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从中可以看到,阶级性和实践性,是辩证唯物论最显著的特点。这两个特点表现在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其实,这两个特点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辩证唯物论中存在,同样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构成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从阶级性上来说,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从实践性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指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鲜明的特点来进行继续革命,从认识的深化中来完成继续革命。

  既然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阶级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是要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服务。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将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防止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将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方面继续革命的理论表现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1、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

  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保障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本权利,防止他们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两个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工农联盟,成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工农两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还在政治上结成了巩固的同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工农两大阶级在经济上的同盟表现在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互动关系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在国家工业化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又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提供了技术、人才和设备,成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这两者之间的发展形成密切的配合,良性的循环,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奇观。[2]

  这不仅是工农联盟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两大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可靠保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忠实的同盟军。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主人翁地位,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后盾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工农两大阶级就会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主人翁地位也就难以获得有效保障了。因而要想保障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人和人之间真正形成平等互助的阶级友爱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践行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工农联盟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存在的必要条件。

  由此我们可能看到,要想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运而生的。

  从理论和实践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防止他们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否则的话,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以及按劳分配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破坏,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以及按劳分配原则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工农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观,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工农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了更为巩固的同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2、为了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表现为党内走资派,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由此可见,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构成。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性,也由于党内走资派掌握着权力,因而就要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

  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由于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存在和作用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所决定的,不将他们斗倒批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立不起来的。这就要运用“四大”,采取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和他们展开斗争。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中的首要分子拉下马,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转变过来。通过革命斗争的淬炼,提高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和鉴别力,使他们成为忠于信仰、目光敏锐、坚决果断、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中的多数人,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要求,具体说来社会基本矛盾是根本原因,主要矛盾是主要原因,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直接原因。由此看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研究,冷静分析,抓住矛盾,深入剖析,敏锐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主动地自觉地投入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将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一旦条件适宜不仅自己会迅速由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时还会在社会上培育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就要求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而不能转移斗争的主要方向。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围绕斗争的主要方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或公开地,或隐蔽地,或频繁地,或间歇地进行着活动,制造武斗,造谣惑众,转移斗争方向,使文化大革命偏离既定的轨道,走向混乱,以达到中止文革或者使文革流于形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就要识破这些伎俩,采取果断行动予以制止,使打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防止他们转移运动方向。这是在继续革命过程中应该引起警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而且党内走资派则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旦掌握了领导权,具有了话语权,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清除这两个障碍,才能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3、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鲜明的阶级性表现在为了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进一步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两股政治力量,以党内走资派危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思想取代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而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如果消灭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已经灭亡的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会借尸还魂,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我们说继续革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保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充分条件。

  (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5]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7]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8]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2、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9]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0]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1]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12]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13]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14]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15]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16]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7]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

  3、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19]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20]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21]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22]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4、实践检验之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对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又一次检验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的和平演变也好,还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也罢,都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苏联共产党这个内部因素来起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通过共产党的变质来实现。这就要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4]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从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25]这个历史性的预言在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实践所证实。

  其实,苏共亡党并非在朝夕之间,而是经过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这是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到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竟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说明,进行继续革命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说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得到保护和迅速发展。不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在不少领域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人民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福利保障远远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6]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否定了苏联的历史,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后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中央的领导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历史,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颠覆。这说明苏共党内当时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制定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实行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后,中国社教院的学者们痛定思痛,反思沉痛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编著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苏共亡党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苏共内部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27]其实这个特权阶层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就已经批判过,[28]毛泽东也在谈话中反复指出过这个特权阶层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29]这个特权阶层攫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酵,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中撕破了伪装,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苏共亡党导致苏联解体,引发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

  苏共亡党,致使苏联丧失了坚强领导核心,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苏共蜕化变质,丧失了灵魂、凝聚力和战斗力,失去了执政地位,最后在八一九事件后被戈尔巴乔夫解散,酿成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东欧剧变也与苏共亡党密切相关。东欧诸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二战结束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照搬了苏联模式,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些国家(比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过探索,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苏共与苏联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难以逃脱剧变的悲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这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用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正义性,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深刻预见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的又一次检验。

  5、实践出真知。

  继续革命的理论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正面检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是反面检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正面检验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失败的。[30]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外交方面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从反面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不仅表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了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上,还表现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上。十月革命的故乡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当年中苏论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预见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依靠实践的检验。正面的检验固然可贵,反面的教训更为发人深思。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的攻守易形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真理而不是谬误。

  实践出真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文革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惨痛损失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令人婉惜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来的。损失固然痛心,教训犹为深刻。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严峻考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所认识,成为鼓舞他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践的观点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特征。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以其强大的能动性推动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奋勇前进。

  (四)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出发,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立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检验,以其独创性的成果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夜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时代的发展在召唤着理论的创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及本国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随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又把苏联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利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形成。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时代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唯生产力论,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能搞好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条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两条路线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孤立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矛盾运动中来认识,焦点是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哲学上来说,唯生产力论坚持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则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是两条不同路线产生的哲学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在实践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唯生产力论会背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发展,走向共产主义。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大论战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分歧和斗争,都是集中在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共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这样就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论战不是偶然的,这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虽然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却存在着统一性,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国际上的反修防修斗争,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这种斗争作出了历史的评判;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及社会的演变对此作出了历史的论定。

  由此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真理的燧石是在实践的敲击下才放射出灿烂光芒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以其磅礴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光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当代共产党人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后,会以更加睿智的思想,饱满的热情,成熟的心态,投身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

  (一)严峻的现实,沉痛的教训。

  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承认挫折,认清现实,汲取教训,谋划未来,就成为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挫折。这一巨大挫折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为标志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裂痕,经过中苏大论战,到六十年代中期陷于分裂,形成以苏共为首的右翼集团和以中共为首的左翼集团。此后中苏两党沿着各自不同的路线前进。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社教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文化大革命不幸夭折,随后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苏联共产党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标志,造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

  这两个事件结局虽然相似,却有着重大不同。一个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探索中遭遇的失败,一个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败,就否定路线的正确,以及探索的必要性。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不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的演变,还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都以活生生的现实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苏共没有在苏联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而中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虽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以毛泽东去世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致使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努力化为泡影,酿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局。

  这两种结局虽然都是因为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所造成的,但是其原因又有所不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由于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导致的失败,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遭到的毁灭性破坏,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结果。一个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失败,虽然原因有所不同,其结果都是由于没有能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所造成的。从这方面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是具有必然性的。由此进一步彰显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充分条件。

  2、沉痛的教训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遗产。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的毁灭性破坏,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与分析,可以梳理事实,发现真相,坚定信心,少走弯路,指明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虽然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2]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面临着内外资产阶级的侵袭与破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资产阶级要想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难以成功的。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仅要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变化,保持高度警惕,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相应的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因素要超过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作用;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执政党,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党内的因素要超过党外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中央的因素要超过地方的作用。因而就要将党内走资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尤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去世前一再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这些遗嘱式的教导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已经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参加到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他们进行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战斗性,使他们成为遏制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强大力量。工农群众对继续革命的理解和觉悟程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试想,如果当时怀仁堂事变的发动者意识到一旦他们造成了事变,就会遭到以工农为主体的全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全国性的反抗,形成声势浩大波澜起伏震动全国的革命运动,那么又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发动这样的事变呢?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决不仅仅是发动怀仁堂事变的若干人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工农群众对于继续革命的理解和觉悟程度,以及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对继续革命的思想认识水平决定的。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经十年之久革命运动的失败,简单地归结到发动怀仁堂事变的若干人身上,本身就违背了唯物史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怀仁堂事变不过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导火线而已。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仅仅进行理论上的宣传,政策上的灌输是不行的,而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教育以后,才能够使他们逐步走向成熟,形成坚定的阶级意识。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以后,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照亮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使他们真正认识到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保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法宝,在阶级意识的萌发中化作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以饱满的激情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

  正是因为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不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在解决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抛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孤立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使生产力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就是其中的沉痛教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也是其中的沉痛教训。

  这些沉痛的教训,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继续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继续革命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两者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迅速稳定地发展。否则的话,复辟了资本主义,就会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就是有力的证明。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个任务要由觉醒了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来完成。这是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种沉痛教训不仅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思想光辉,而且还成为今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可以看到,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巨大挫折,进入低潮,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临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这就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剖析中来吸取智慧和力量,把沉痛的教训作为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悲剧以后不再重新出现。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挫折,给各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使得一些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悲观情绪。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回顾来透射未来。

  1、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

  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共产党人的宣言书,是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判决书,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虽然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除了失败的巴黎公社以外,在夺取政权方面无产阶级始终没有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是由于当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缘故。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完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垄断组织出现了,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论是在民主制度上还是在生活待遇上,工人阶级的处境均有了重大改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和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才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逆流。恩格斯去世后,这股逆流在第二国际内部占了上风。第二国际正在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既定轨道,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操纵工人运动的工具。

  这个时候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在第二国际内部处于劣势。在第二国际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斗争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不要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分裂的危险。

  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来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时候似乎右派的主张更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做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的论断,为俄国十月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鼓励本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场上与自己的阶级兄弟——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厮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机会,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了六十九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巴黎公社失败,经过了二十三年;从巴黎公社失败到十月革命胜利,经过了四十六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结出了硕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作为恩格斯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了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创立了列宁主义,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理想出现了曙光。

  2、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打退了外国干涉军,镇压了内部叛乱,而后又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第三国际,支持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将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全球。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在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政治军事强国。这个时候苏联利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在进攻法西斯德国的时候,支持东欧地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式道路,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选择。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此基础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其实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取得的。从世界范围上来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5]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分析,都没有超出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时代的发展又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如何才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究竟还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以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是,就在这全盛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蕴含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展开,最初是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表现出来,[6]最后发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的原则性分歧。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又发展到国家关系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还是服从苏共老子党的指挥棒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不能服从苏共的指挥棒。这在中苏两党之间关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分歧上表现了出来;[7]社会主义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鲜明地提了出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走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探索,却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嘲笑和攻击;[8]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中苏两党的分歧更是原则性的,在九评苏共中央信中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本来,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兄弟党之间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通过内部讨论来使问题得到解决。退一步说,这些分歧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求同存异,保留意见,一般情况下是不致于影响到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但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却将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擅自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协议,撤走苏联专家,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9]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又在会谈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突然发布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挑起了公开论战。[1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才被迫应战,从防御转入反攻,中苏论战进入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此后,中苏两国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苏联继续发展重工业,开展军备竞赛,一跃而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出兵阿富汗,苏联在全球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美国则是由于侵越战争失败,国内出现经济危机,从总体上处于防御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成为两国抵制苏联扩张维护自身安全的共同需要。

  中苏论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亘古未有的雄伟气势,将广大劳动人民动员起来进行造反,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革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以磅礴的气势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起了摧枯拉朽式的冲锋,席卷了华夏,震撼着全球。这股红色的飓风,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法国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积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还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扩展到全球。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欧洲发展到亚洲,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继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令人遗憾的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

  3、历史的启示。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挫折中前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在凯歌猛进中呈现出辉煌的局面。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比做一处威武雄壮的活剧,那么巴黎公社不过是一个序幕,十月革命则正式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大幕,文化大革命则使这处活剧走向了高潮。随后,在复杂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在巨大挫折中走向了低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对立统一。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前进是以曲折为代价的,不经过曲折事物就不能前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走了一些弯路,甚至还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难以完成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因为遭受了挫折就对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信心,也不能因为一时顺利就盲目乐观,看不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遭受的曲折和困难。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论来武装头脑,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剖析中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人阶级生活待遇改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稳定,修正主义猖獗的境况,列宁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于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正是因为这样,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澎湃发展,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下,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革命先后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国际范围内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国内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斗争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性质上来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苏共领导集团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在其影响下的东欧集团也与苏共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过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一些失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颠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出现巨大挫折,走向低潮。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列宁主义,而后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辉煌局面。中苏大论战就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的原则是长存的,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和实践的借鉴,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处于低潮。低潮是高潮的前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是什么呢?

  1、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毫无疑问,只有在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根本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那么,如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不是凯歌猛进战略进攻的时代,而是战略防御下的宣传发动储蓄力量的时期。共产党人就要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计进行深入思考,坚定信念,积蓄力量,宣传群众,昭示未来。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困境中,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左”倾冒险主义。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些共产党人革命心切,不能认清这个现实,而是采取革命高潮时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出击,展开进攻,结果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一是右倾投降主义。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力量对比悬殊,于是理想信念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张妥协退让,甚至投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有可能出现。这就要求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时刻注意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使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

  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既不会动摇信念,失望悲观,也不会感情用事,盲目行动,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沉着应付,慎重行事,创造时机,果断出击,在退让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当然,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结,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指导地位。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是共产党人今后进行革命的宝贵精神遗产。只有在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以后,才能为今后进行的革命提供鉴介,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今天的共产党人必须从实际状况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从革命处于低潮以及力量对比处于劣势这个现实出发,来作出当前的革命发展规划,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来昭示今后革命的发展。要切实认识到在革命处于逆境的情况下,革命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进行。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消极悲观。只有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善谋造势,在斗争中稳定前进,才能为将来进行革命创造条件。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战场不是在书本里、网络中、讲坛上、沙龙间,而是在工厂、农村、田间、地头、工地、社区,在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中。在工农大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他们身边的现成事例从理论上来作出说明,用革命理论的曙光照亮人民群众的心房,使他们从困惑中清醒过来,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他们的革命激情,形成进行革命的强大力量。

  宣传发动的过程,就是等待时机创造时机的时候。如同帝国主义时代出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由此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样,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一定还会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相似的客观条件。虽然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性的两极分化急剧发展,正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

  现在,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互联网技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正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旧秩序,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债务负担日益严重,也在加速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全球性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正在日益成熟。

  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就是要为未来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当代的共产党人,为了加快革命形势的成熟,要进一步做好理论指导,深入基层,唤醒群众,宣传造势,创造时机,培养革命骨干,壮大阶级队伍。一旦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共产党人就能够及时将群众组织起来,迅速发挥出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就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

  2、共产主义曙光昭示着我们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归宿是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主义实践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则是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13]

  从唯物史观来透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前景是光明的。这种光明的前景并不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曲折和错误,没有阴暗面。在社会制度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失败、巨大的损失乃至于复辟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为暂时一片光明而缺乏应对黑暗面的思想准备,也不能因为出现了黑暗面就对光明的前景丧失信心。这就要在黑暗中争取光明,在光明中做好应对黑暗的思想准备,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迎来共产主义的曙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第二国际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列宁主义,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两党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磅礴的气势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全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一帆风顺,不发生曲折和磨难,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们,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将共产主义由一种理想变成了现实,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指明了方向。他们的伟大贡献为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借鉴和吸取了以往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后,才能够步入发展的康庄大道。

  人类历史的前进是需要奋斗和牺牲的。共产主义也是需要无数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和牺牲才能够实现的。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劳动人民摆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共产党人不仅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且也要具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牺牲的革命精神,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这是一个悲壮的征程,也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更是一首争取劳动人民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战斗凯歌。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文献索引

  第一节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1、《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6],第31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66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718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515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329页。

  7、《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3],第784页。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54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 年一月第一版。

  [4],第45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第431页至432页;[8],第432页至434页;[9],第431页 至432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719页至720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0],第1345页,1554页;[11],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521页。

  7、《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 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年 一月第一版。

  [5],第94页。

  8、《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 ○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669页至670页。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28],第4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8],第304页至306页;[30],第3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29],[34],第547页。

  4、《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9],第195页,196页, 200页;[32],[35],第139页。

  5、《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1],[17],[20],第135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7],第541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1427页至1434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1],第356页;[4],[24],第319页。

  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0],第431页至43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第214页;[3],第215页;[31],第207页;[43],第230页; [44],第23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134页至135页;[13],第129页;[25],第131页;[26], 第131页至132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9],第54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8],第24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5],第265页至266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6],第59页。

  16、《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1],第413页至414页;[23],第413页。

  1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7],第719页至720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7],第996页至997页;[8],第1228页至1260页,1366页至1384页;[22],第894页,904页;[16],第1367页,1373页;[33],第1510页;[41],第1390页,1393页;[42],第1469页;[45],第1254页至1255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40],第724页至725页。

  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35页至47页,130页至150页,163页至180页,230页 至265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4],第784页。

  22、《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9],第5页至6页。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320页,322页;[2],第322页;[3],第325页至326页;[4],第326页至327页;[28],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8],第475页;[25],第475页;[38],第356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216页;[39],第205页至206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18],[29],[36],第54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 年八月第一版。

  [22],第139页;[32],第553页;[34],第641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 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二○○○年版。

  [9],第186页至187页;[24],第179页至180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36页;[6],第537页;[7],第658页至659页;[10],第717页;[11],第615页;[13],第639页至640页;[14],第642页至643页;[15],第645页;[16],第647页;[17],第650页至651页;[19],第717页至718页;[20],第718页至719页;[21],第719页至720页;[26],第815页;[27],第721页;[37],第717页至718页;[40],第719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3],第519页至521页;[30],第326页至327页;[33],第519页至521页。

  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1],第886页;[35],第887页。

  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4],第89页;[5],第81页至82页;[16],第90页,91页,92页至93页;[20],第119页至120页,122页;[33],第195页,208页;[38],第208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25],第424页至425页;[26],第436页至437页;[31],第418页;[35],第438页,439页,426页,435页;[36],第428页;[37],第436页;[39],第436页;[41],第431页至433页;[110],第426页;[113],第431页至433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81],第230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9],第273页;[65],第250页至251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 年八月第一版。

  [73],第13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54],第366页至387页;[74],第431页至432页;[75],第405页至406页;[76],第451页至452页;[108],第69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0],第196页至198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93],第265页至266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2],第90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3],第487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236页,第252页至253页;[9],第274页至275页;[13],第344页至346页;[15],第347页;[17],第250页至263页;[19],第374页;[21],第356页至362页;[23],第367页至372页;[30],第372页至385页;[44],第815页;[45],第766页,796页至697页,第822页;[46],第822页;[47],第764页;[49],第765页至766页,772页至774页,788页;[51],787页,770页;[52],第769页,771页,789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第1510页;[53],第885页至965页;[55],第980页;[57],第983页;[60],第1254页,1182页;[61],1118页至1120页,1169页至1170页,1207页;[63],第1207页至1209页;[66],第1182页;[67],1117页,1229页至1230页;[69],第1241页;[70],1238页,1254页;[71],1247页,1182页;[77],第1393页至1394页;[79],第1259页至1260页;[82],第1259页至1260页;[84],第1326页至1327页,1339页,1342页,1344页;[85],第1309页至1310页;[87],第1313页至1314页;[88],第1314页至1329页;[90],第1333页,1342页,1350页;[91],第1345页;[92],第1367页;[94],第1345页至1352页;[95],第1370页至1374页;[96],第1368页至1369页,1373页;[98],第1327页,1376页至1377页;[99],第1354页,1376页;[100],第1352页,1357页,1375页至1376页;[101],第1352页至1353页;[102],1352页,1311页,1357页;[103],第1354页;[104],第1376页至1380页;[105],第1383页;[107],第1389页至1390页,1345页至1346页,1393页至1396页;[111],第1339页,1343页至1344页;[112],1254页,1182页;[117],第1345页至1346页,1354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111页至115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9],第258页,262页至264页。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8],第13页,21页至22页。

  16、《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64],第421页,42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109],第238页。

  18、《陈云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68],第1321页至1322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3],第711页。

  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第150页;[6],第41页,42页至43页;[7],第44页;[10],第36页至39页;[11],第39页,44页;[12],第137页至141页;[14],第135页至137页;[18],第176页;[22],第232页至233页;[24],第237页;[27],第238页;[28],第238页至239页;[29],第241页;[32],第244页至245页;[34],第246页;[40],第248页;[48],第347页,381页,390页;[50],第369页;[115],第37页至44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8],第810页至811页。

  22、《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56],第257页。

  23、《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97],第370页。

  2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62],第257页至261页;[116],第347页。

  25、《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42],[114],第151页。

  26、《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06],第226页。

  27、《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张素华著,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第八卷第一期, 2001年第1期,第57页至69页,2001年1月。

  [86],第59页。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第206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719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469页。

  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886页至887页。

  5、《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4],第164页。

  第四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

  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认识工具。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325页至329页,344页至346页,595页,548页,316页至329页。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5],第66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6],第54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7],第1645页,1781页至1782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21页,223页。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8],第3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7],第547页。

  3、《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9],第139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第40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5],第344页至34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第19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3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345页,1550页,1554页;[6],第1406页,1130页至1131页,1408页,1412页,1481页;[12],第1393页至1394页;[13],第1533页,1554页,1713页至1714页,1725页至1726页。

  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447页,126页。

  1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1],第810页至811页。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2],第451页;[3],第451页至452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485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510页。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5],第21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255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21页。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1、《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第139页;[10],第195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9],第13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477页至47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5],1395页至1396页,1398页;[6],1393页至1394页;[11],第1027页至1028页;[13],第1668页至1671页;[14],第1429页;[15],第1429页;[20],第1681页;[21],第1260。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485页;[17],第487页至488页,490页;[19],第490页至491页。

  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下册)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4],第724页至725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

  [18],第5页至6页。

  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3],第387页;[12],第441页。

  10、《人民日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7]。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3],第528页。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第342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5],第225页,232页;[17],第230页至23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579页;[10],第550页至551页,606页;[25],第58页至60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173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第1395页至1396页;[5],第1368至1371页;[7],第1407页,1451页,1460页;[9],第1529页;[13],第1428页;[14],第1255页;[18],第1532页,1542页;[19],第1405页,1417页;[22],第1459页; [23],第1366页;[24],第1368页至1369页;[26],第1459页;[27],1344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521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350页。

  9、《刘少奇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2],第1029页至1030页。

  10、《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11],第370页。

  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21],第283页。

  12、《人民日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2]。

  13、《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1],第4页。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56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0],第384页至38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第144页;[8],第87页至89页;[9],第144页;[19],第356页;[20],第385页至386页;[22],第386页;[35],第365页。

  4、毛传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462页;[4],第1299页至1301页;[5],第1418页;[6],第1414页至1415页;[10],第1438页至1439页;[11],第1441页至1443页;[12],第1433页;[13],1489页至1490页;[14],第1437页至1438页;[15],第1468页;[16],第1489页;[17],第1490页;[18],第1472页;[21],第1506页;[23],第1500页;[24],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5页;[26],第1447页,1449页至1451页;[27],第1460页至1462页;[34],第1489页至1490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521页。

  6、《周恩来传(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31],第1201页,1208页1212页。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第12页至13页,133页至134页,234页至235页;[32],第389页至390页。

  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8],第121页,127页至129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5],第134页。

  10、《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力。

  [29],第6页,4页。

  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3],第286页,293页;[184],第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40],第547页。

  3、《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39],第139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7],第659页至660页;[18],第660页;[22],第660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2],第857页;[19],[20],第1004页至1005页;[21],第1101 页;[44],第857页;[110],第869页至870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0],第1512页;[29],第1477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9],第319页。

  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74],第81页至85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5],第273页;[35],第351页;[36],第353页;[47],第351页;[71],第380页;[105],第353页;[119],第225页,271页至273页;[147],第423页至424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34],第497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3],第344页至345页;[43],第344页至345页;[46],第340页;[33],第548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72],第390页至392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100],第89页至90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8],第24页至26页;[42],第194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115页;[5],第434页;[6],第83页;[7],第107页;[14], 第433页至434页;[48],第54页;[57],第556页;[60],第475页至476页;[61],第258页;[62],第424页;[63],第477页;[64],第532页;[67],第292页,322页;[75],第105页;[81],第606页;[82],第359页;[83],第403页;[91],第426页;[92],第532页;[94],第436页;[103],第573页至574页;[107],第23页至30页;[120],第435页;[121],第530页;[122],第531页;[124],第545页;[125],第54页;[126],第542页至543页;[127],第550页至551页;[128],第557页;[129],第54页,505页;[136],第505页;[137],第542页;[138],第616页;[149],第492页;[150],第579页;[155],第542页至543页;[156],第550页至551页;[168],第568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9],第173页;[117],第443页,446页,450页;[175],第268页;[177],第402页;[182],第373页至374页。

  17、《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4],第665页至666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0],1368页至1369页;[51],第1447页,1451页;[52],第1469页至1470页,1527页;[53],第1527页;[55],第1427页,1439页,1451页,1490页;[56],第1526页;[59],第1532页,第1549页,1554页;[65],第1489页;[70],第1427页;[73],第1668页至1671页;[76],第1517页至1518页;[77],第1516页;[78],第1517页;[79],第1516页至1517页;[80],第1532页;[90],第1538页;[95],第1554页;[98],第1393页,1338页,1505页;[102],第1389页;[108],1331页;[123],第1525页至1526页;[148],第1430页;[151],1460页,1470页;[152],第1417页,1509页;[153],第1529页;[154],第1560页至1561页;[157],第1532页;[158],第1539页至1541页;[159],第1543页至1544页;[162],第1619页;[163],1665页;[164],第1532页;[167],第1489页至1490页;[169],第1655页,1665页;[171],第1532页;[172],第1561页至1563页;[174],第1545页至1546页,1563页至1599页;[176],第1666页至1668页,1695页至1709页;[178],第1732页;[179],第1717页,1739页;[181],第1756页;[183],1754页至1756页,1759页,1766页,1771页至1772页。

  19、《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 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5],扉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至193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1],第601页至605页;[45],第285页,288页,361页,368页,372页;[49],第380页,322页,314页;[101],第350页;[106],第263页至264页,285页,361页,402页,499页,540页至541页;[130],第314页至315页;[131],第322页;[132],第380页至381页;[133],第314页至315页;[134],第322页;[135],第380页至381页;[140],第367页;[141],第383页;[142],第505页至506页;[143],第521页至522页;[144],第506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88页至89页;[2],第24页;[4],第28页;[37],第129页至130页;[180],第634页。

  23、《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18],第200页至201页;[160],第251页至252页;[161],第187页;[166],第223页至226页,253页至271页。

  24、《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1966—1976)》第三卷,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145],[146],第87页。

  25、《周恩来传(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26],第1200页至1201页,1212页。

  26、《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111],第75页;

  2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7],第700页至701页,706页至707页;[104],第809页,第846页。

  2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66],第79页至80页;[84],第202页;[86],第202页至203页;[87],第203页;[93],第196页。

  29、《“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96],第310页至311页;[97],第310页至312页;[99],第318页至319页。

  30、《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5],第199页;[89],第249页至250页。

  31、《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165],第490页至491页。

  32、《人间有戏》汪曾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四月第一版。

  [109],第53页。

  33、《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戴嘉枋著,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112],第38页至40页;[113],第148页,174页;[114],第189页,224页,196页至220页;[115],第224页至229页。

  34、《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 六月第一版。

  [28],第370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

  [11],第31页;[54],[173],第5页至6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一月第一版。

  [170],第54页,45页,43页。

  3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 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6],第190页。

  3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

  [58],第201页;[88],第420页至421页;[139],第540页。

  3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41],第441页至442页。

  4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32],[50],第1页。

  41、《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68],第9页。

  42、《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116],第68页。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5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38],第323页至325页;[39],第337页至338页;[41],467页至468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第548页;[72],第497页至49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0],第102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9],第207页;[60],第71页;[74],第73页至74页;[77],第71页,73页;[78],第351页至352页;[82],第73页;[87],第385页;[88],第59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4],第36页;[15],第174页;[46],[70],第488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4],第719页至720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689页;[5],第694页至695页;[36],第671页;[40],第634页;[65],第634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1309页至1311页,1313页至1314页;[8],第1327页至1329页;[9],第1329页;[11],第1350页;[12],第1396页;[22],第1388页至1389页;[24],第1367页,1373页;[25],第1377页,1354页至1357页;[26],第1427页;[27],第1423页,1465页,1468页至1470页,1486页至1487页;[28],第1328页,1369页,1505页;[29],第1388页,1390页至1391页;[30],[31],第1391页;[33],第1433页;[44],第1439页,1437页;[47],第1469页,1518页;[48],第1451页;[51],第1508页至1509页,1529页;[52],第1430页,1455页;[54],第1458页至1459页;[55],第1462页,1460页;[57],第1440页至1441页,1486页;[58],第1465页;[61],第1469页;[62],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63],1499页至1500页;[64],第1508页至1509页;[66],第1486页;[67],第1486页至1487页;[68],第1508页;[69],第1509页;[73],第1418页;[75],第1418页;[76],第1433页至1434页;[83],第1509页,1529页;[85],第1433至1434页;[86],第1508页;[89],第1531页至1533页,1770页至177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264页;[17],第333页至334页;[18],第358页;[19],第405页至406页;[20],第447页至448页;[21],第441页至442页;[23],第445至446页;[53],第596页,628页;[56],第621页至622页,627页至628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44页;[81],第88页至89页。

  1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438页。

  13、《彭真传》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2],第1290页至1291页。

  1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七月第一版。

  [32],第142页。

  15、《胡乔木传》《胡乔木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71],第919页。

  16、《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50],第79页至81页。

  17、《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

  [1],第164页。

  18、《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何载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三年一月第一版。

  [37],第20页至21页。

  19、《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59],第175页至209页。

  20、《“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6],第62页。

  2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九年五月第一版。

  [79],第13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一月第一版。

  [91],第32页。

  23、《“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5],第134页。

  24、《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34],第3页至4页;[42],第4页至5页;[43],第5页;[90],第9页。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547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1074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1191页;[29],第119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43页;[9],第205页,202页,226页至228页,306页至308页;[13],第227页至228页;[14],第205页;[15],第202页;[16],第205页;[17],第227页至228页;[38],第236页;[41],第308页至309页;[46],第477页;[52],第205页,202页,226页至22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0],第247页至24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8],1481页至1483页,1474页至1475页;[28],第1438页;[31],第1474页至1475页;[33],第1468页;[35],第1476页;[36],第1485页;[37],第1476页至1477页;[39],第1477页;[40],第1479页;[43],第1468页;[47],第1527页;[51],第1672页至1677页;[55],第1474页至1475页,1488页,1494页;[57],第1460页,146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12页;[10],第31页至32页;[11],第12页;[27],第1页至2页;[30],第67页;[34],第33页;[42],第33页;[45],第104页;[48],第207页,148页至149页;[49],第157页;[54],第126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1],第31页至32页。

  9、《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23],第180页。

  10、《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第一版。

  [20],第51页;[22],第63页;[24],第82页;[25],第56页,64页至65页;[26],第438页。

  1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53],第465页。

  12、《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19],第531页。

  13、《“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4],第125页;[12],第109页;[32],第125页;[44],第125页;[56],第125页。

  14、《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7],第9页。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56],第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30],第325页至326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9],第21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73页;[4],第145页;[18],第58页,60页;[21],第385页;[32],第73页;[45],第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6],第402页;[27],第373页;[28],第48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27页;[3],第1439页;[5],第1449页至1451页,1459页至1462页;[6],第1469页至1470页;[7],第1477页至1479页;[8],第1490页;[9],第1504页至1506页;[10],第1531页至1532页;[11],第1527页;[12],第1532页;[13],第1547页;[14],第1654页;[15],[19],第1666页至1668页;[20],第1486页;[22],第1507页至1508页;[23],第1531页至1532页;[24],第1554页;[25],第1645页;[26],第1654页;[39],第1741页,1747页,1764页至1765页,1781页,1783页;[47],第1695页至1697页,1693页,1711页;[48],第1671页,1685页至1686页,1761页;[52],第1393页;[55],第1770页,1654页,1782页。

  7、《陈云传》(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43],第1442页。

  8、《陈云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朱佳木、副主编 刘书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六月第一版。

  [40],第204页。

  9、《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7],第532页。

  10、《王震传》(下),《王震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四月第一版。

  [42],第168页至169页。

  11、《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四年一月第一版。

  [41],[49],第237页至238页。

  12、《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36],第186页至187页;[44],第186页至187页。

  13、《张春桥狱中家书》张春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38],第274页至275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33],第408页。

  15、《戚本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4],第464页至465页。

  16、《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7],第402页至403页。

  17、《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35],第85页至86页。

  18、《“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6],第703页至708页。

  19、《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三版。

  [50],第193页;[51],第336页。

  20、《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53]。

  21、《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54],第151页。

  22、《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陈之骅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1],第303页至336页。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87页。

  第五节 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1],第293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2],第154页至15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0],第292页至29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5],第326页;[6],第54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350页至351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第1027页至1028页,1373页,1394页至1396页,177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521页;[8],第80页至82页,218页。

  8、《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2],第864页,879页。

  9、《戚本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第669页至670页。

  10、《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1],第7页至8页。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284页;[8],第292页至293页;[23],第302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第431页至433页,437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9],第204页至216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第321页;[6],第320页至321页;[7], 324页至32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12],第451页至452页;[22],第451页至452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26],第19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6],第173页;[21],第17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719页至720页,714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290页;[14],第1169页至1170页,1182页,1184页至1260页;[17],第1368页至1384页,1393页至1396页;[19],第953页至1010页,1184页至1260页;[20],第1309页至1387页;[29],第1338页,1393页;[30],第1654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521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426页。

  1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8],第130页至149页,230页至259页。

  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5],第810页至811页。

  14、《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25],第385页至443页;[28],第404页至411页。

  15、《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 陈之骅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27],第17页,303页至336页。

  16、《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24]。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1],第286页,293页;[12],第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3],第302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666页至672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6],第47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548页,344页至34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8],第390页至392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年谱》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487页;[13],第59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088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21页,223页。

  10、《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7],第163页至167页。

  11、《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10],第610页至612页,632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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