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研：“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的文章，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夯实这一谋事之基，光大这一成事之道。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斗争的第一步，就是先了解中国国情并据此提出革命路线图。这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并勇敢承担起来的工作。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很多调查研究的经典论述和案例。比如，在大革命前后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用大量时间对农村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在思想理论上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是“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一如既往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1956年，毛泽东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听取了中央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成为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当然，探索之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一帆风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为此，毛泽东呼吁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带头提倡下，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邓小平到北京郊区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并派出十个调查组分赴“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山东、四川等地的有关省、区调查。根据安排，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廖鲁言到山西晋东南，胡耀邦到辽宁，王从吾到黑龙江，钱瑛到甘肃，陈正人到四川，王观澜到陕西，徐冰到山东，杨尚昆到河北安国和徐水，分别进行调查研究。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调整又成为推动调查研究广泛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两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动作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他还指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调查研究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还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调查研究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或者实事求是不够，就会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过去工作中犯错误正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我们所要争取的主动权，恰恰“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1961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指出：“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1978年5月，邓小平指出：“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这五个方面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细化。

　　“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加强调查研究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在谈到他作寻乌调查的情况时说：“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他自己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在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由此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与此相反，1958年毛泽东虽视察了大江南北不少省份，但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很少召开寻乌调查时的那种座谈会。事后他说：“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一反思深刻而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一段时期内，尽管有的决策在作出前看似也征求了意见、作了些调查，但有的调查却是先有判断和答案，调查只是为了论证判断的正确。比如，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回答说可以;又问鞍山市委书记，回答也说可以;再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接着问太原市委书记，他说可以;最后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纷纷说行。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相关问题批评指出：“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决定问题时，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进行工作时，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他们听了一些假典型、假“卫星”，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更有甚者，有的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这样一针见血的批评，发人深省。

　　与此相比，在党内陈云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是出了名的。他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过程。毛泽东多次赞扬陈云，说他懂经济，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他强调：“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