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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三)| 生与死的徘徊 :一个尘肺病家庭的访谈纪实

作者:艾劳动公共号 发布时间:2017-03-01 19:43:0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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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行人,在贺大哥(一位尘肺病患者)的带领下来到了双喜村的另外一家。

  双喜村位于山里,一家一户分散排布,这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山路旁。贺大哥并没有事先跟他们打电话联系,贺大哥自己解释,病到了这个程度,每天就只能在家里呆着了,哪也去不了。

  这家的房子是新建的平房,从外面看上去还算整洁。但里屋客厅却空荡荡的。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她身体瘦弱,拄着拐杖。每走一步,我们都担心她会摔倒。老奶奶颤颤巍巍将我们领到了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

  小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上面躺着的就是这家的主人刘功平。

  见我们几人到来,刘功平从床上坐起。他的床边就是一台氧气机,坐起依然要带着吸氧的管子。刘功平已经是尘肺三期了(三期是症状最严重的),每天都不能离开氧气机。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这个小房子里。只要离开房间,就会呼吸困难。晚上睡觉,刘功平不能平躺着睡,很多时候只能一直坐着,身体才会好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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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维权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腾飞,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建筑业的繁荣,农村的衰败,吸引了无数的农民来到这座繁华的城市,从事建筑业。这座一线城市,留下了太多人的心血与汗水。

  刘功平就是这批农民工中的一员,他所从事的是建筑行业进行爆破的风钻工。这个工作,比其它行业工资高许多。很多农民工也乐于做这份工作,他们希望能快速地攒到钱,改善生活。双喜村不少人,也抱着类似的想法,做起了风钻工。

 20世纪90年代,正是资本疯狂原始积累的时期。超长的工时,丧失人性的管理,频发的事故、大火,断指,矿难,问题层出不穷。但正是这一时期的残酷积累,促进了中国21世纪的经济腾飞。

  由于在风钻行业工作长期吸入粉尘,许多工友开始患病,咳嗽,发热。有人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上了尘肺病。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十八个人因为尘肺病离世。当年,耒阳市两百多人组织起来,集体到深圳市维权,刘功平也在其中。他们找到建筑公司的老板,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许多老板不承认与工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医院受到各方的压力,不敢为这些人诊断为尘肺病,只能在诊断结果上写明“疑似尘肺病”。这批人无奈,只能去找深圳市政府解决问题。多方受挫之后,他们选择到市政府请愿,迎接他们的却是早已准备好的防暴警察。最后一次,尘肺病工人们到市委门前静坐,当天天下着大雨,工人们一直静坐到凌晨以后。有一个尘肺病人,之前身体很硬朗,淋雨后开始感冒,咳嗽,发热,一个月后在深圳市的医院里去世。

  这次事件之后,深圳市政府跟这批维权的尘肺病人谈判,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分别给予7万/9万/13万的“人道主义援助”。

病情加重

  当年在深圳,刘功平得到的赔款最多,是13万。2009年的时候,刘功平虽然患了尘肺病,但身体还是很健康,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他拿着这笔钱,自己在家里建了房子。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把钱留下来准备看病呢?他笑笑说:

  我们这里的人,一辈子要是还没建个房子,自己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

  房子,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认可,这也许就是他打工的目标吧。

  其实,即使把那笔钱留下来,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尘肺病在今天是一种不治之症,它可以有长达10年的潜伏期。看病吃药,是一个无底洞。很多拿到赔偿的人,早已把钱花完了。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进行换肺手术,但手术费用高昂,前后至少需要100万,这对无数依靠劳动力挣钱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即使换肺成功,由于器官排异,至多能活10年。所以,许多尘肺病人并不敢奢望这个病能治好。

  尘肺病在潜伏期时,对病人身体并无太大影响。可一旦发作,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从2014年开始,刘功平的病情开始严重,起初不能干重体力活,后来丧失劳动能力,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必须躺着吸氧。为了缓解痛苦,刘功平每天必须吃药。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到耒阳市住院接受治疗,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能减缓病情的恶化速度。可是刘功平却不能去,因为他住不起院。

残破的家

  刘功平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家里只有他和8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走路都颤颤巍巍,而他得每天躺在床上。家里已经没有劳动力。家庭的收入,只有母子每人各170元/月的低保和母亲75元/月的养老金,合计425元/月。这笔钱,要维持两人基本的生活,还要支付医药费。所以,刘功平没有选择。只能托人到乡卫生所拿一些最廉价的消炎药。这些药,用得久了,也就慢慢没有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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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刘功平聊天的时候,他还是表现的比较平静的,没有恐惧,也没有抱怨。也许是因为双喜村患尘肺病的不只他一个吧,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自己在等死的人,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不知道这能不能稍稍让他的心里宽慰一些。

  2016年冬天,一大批尘肺病人到耒阳市上访,希望政府能帮忙解决家庭的部分困难。很重要的一项诉求,就是医疗费用。

  他们已经不再幻想这个病能治好,只是希望能减少一些痛苦。许多尘肺病人年龄在40-50岁之间,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病情恶化,不仅自己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需要其它家庭成员照顾。许多家庭里面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又哪里来的钱去看病。他们的期望,无非是自己生病的最后几年能活的稍微舒服一些。

错在谁人

  可以预见,政府不会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政府有政府的困难,政府有政府的考虑。耒阳市的尘肺病人太多。

  耒阳的尘肺病人已经不能再去找深圳市政府,在拿到“人道主义援助”那一年,深圳市就和他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找耒阳市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找不到当年的老板,即使能找到,也没有办法证明和这些老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尘肺病人没有依靠,未来几年,他们的状况只会恶化。
再过10年,当这批人已经都不在的时候,困扰双喜村已久的尘肺病问题也就消失了吧

  但这毕竟不是问题的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是这些建筑业老板、包工头的错吗?可是,在那个年代,不签劳动合同,超时工作、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企业又不是一家,工地又不是一个;

  是深圳市政府的责任吗?可工人患尘肺病的事情,深圳市政府最初根本不知情,后面还给予了“人道主义援助”;

  是耒阳市政府的责任吗?工人完全不是在耒阳市患的病,而且耒阳市政府已经尽可能地为尘肺病家庭办了低保,何况耒阳市的财力也很有限,解决不了更多问题。

  是工人的责任吗?是他们贪图更高的工资,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才导致今天的结果吗?可是,在整个社会都不了解尘肺病的那个年代,怎么能要求这些工人们有所谓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做风钻工,一般的口罩是没有办法防止尘肺病的。

  仔细想想,其实各部分又都有责任,但责任都很小。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好像谁都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谁都不愿意去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是一个个巨大的悲剧却在不断的上演。

  当一个社会仅仅把工人当做劳动力,当做赚钱工具的时候,一旦工人丧失了劳动力,他也就被社会抛弃了。当这个社会接受了这套价值理念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企业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强度压榨他们;他们患病的时候,就成为了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包袱,企业有钱,政府也有钱。但企业和政府都需要用钱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企业没钱,政府也没钱。

  所以,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自己
但工人真的没钱。于是靠自己就变成了拖和等。

  在这套逻辑下,谁都没有错。因为它默认工人被压榨是自然的,工人不能劳动的时候被抛弃也是自然的。
这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深深地印在尘肺病人的意识中。

  从刘家出来的时候,我跟贺大哥说,这次来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贺大哥是尘肺病三期,本来不能走路,但他还是陪着我们走访了很多尘肺病家庭,他一路不断咳嗽,吐痰,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贺大哥马上说,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是大学生,还能来看我们。

  我听了之后心理很难受。我们来这里,其实帮不了什么忙,但他们依然很开心。跟贺大哥的妻子聊的时候,她告诉我,没想到还能有大学生能关心他们的事情,能来她们家。

  很多时候,去看看他们,就是一件大事。

  刘功平去深圳工作了10年,家里比最初多了几间平房,多了一个氧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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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不开氧气机的尘肺病人,基本上就在生死之间徘徊。

  希望我们下次去耒阳的时候,还能见到刘功平,还能见到老奶奶,还能见到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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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后面

  事实上,画面左侧那位站着的,瘦高的男人,也就是我们多篇文章中提到的贺大哥,已经在26日上午因病重而去世了,我们再次见到他,永远就只能是个梦想了。

  贺大哥走了,整个家的重担都落在了作为大姐姐的小敏身上。我们原来策划的为贺大哥换肺筹集的诊疗费已经没有作用了,但我们还是希望能为小敏和她十三岁的弟弟筹集一些善款,帮助这个为了治病已经没有积蓄的家庭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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