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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入党之初就决定把一切献给党

作者:记者 发布时间:2020-09-11 16:37:37 来源:学习时报 字体:   |    |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参加革命,长期奋战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1948年6月被捕,面对酷刑和屠刀,她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49年11月,在重庆解放的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以江竹筠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使她的事迹广为传颂,“江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感动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2009年,江竹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

  1939年夏天,正在重庆中国公学就读高中的江竹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入党前,介绍人戴克宇曾问她:“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会牺牲!你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江竹筠回答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原以为加入共产党后,可以风风火火地投入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等学校的各项社会进步活动中去。然而组织却交给她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隐蔽。隐蔽意味着生活的平常无奇,却考验着人的意志与自律。当其他进步同学激情澎湃地发表时局演讲、评论时,她只是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听,不轻易发表看法;在同学们开展歌咏会、话剧表演等活动时,原来酷爱唱歌的江竹筠却不得不克制自己。这一时期严格的自律、“隐蔽”的锻炼,对她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重要影响。

  1940年秋,江竹筠转移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恰巧她的同学兼挚友何理立也考入该校,但失去了组织联系。何理立一度很苦恼,见到江竹筠后非常高兴,希望她能帮助自己恢复党组织关系。虽然江竹筠对这位挚友非常了解和信任,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只与其保持工作关系,对组织关系一直避而不谈。

  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江竹筠团结进步学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扎根于群众当中,隐蔽于群众之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阻止《新华日报》发行,捏造所谓“异党暴乱”等来欺骗群众。为揭露国民党的丑恶罪行,党组织将一批印有八路军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声明的传单交由江竹筠散发。当时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猖獗,形势恐怖。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她约上何理立,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把传单放在教室办公室的走廊上,并用小石头给压好。第二天,许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了传单,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

  江竹筠沉稳谨慎的工作方式,不仅完成党组织交付的各项秘密任务,而且党组织始终未暴露。上级决定交付江竹筠更为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后来,江竹筠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以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办事员的社会职业作为掩护,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从学校走向社会,江竹筠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和更为危险的工作方式。为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川东特委宋林同志传授了许多地下工作的经验: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两人开始接头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被捕了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保护组织等。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老宋的这句话让她印象特别深刻,并身体力行。每天早上,她从观音岩临华街的家中步行去曾家岩上班,途中要经过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总部,随时会遇到特务暗探的跟踪盘问,下班后还要安排时间到沙坪坝一带去联系同志,几乎整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之中。她把宋林同志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向同志们传达上级文件和指示时,她总是先将文件或口头意见记熟才出发,不随身携带任何可能会暴露身份的证据;她始终注意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每次去学校联系时,着一身简单的学生服,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普通的小姑娘竟是共产党员。江竹筠在斗争中成长、在战斗中历练,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从假夫妻到真伴侣

  1943年5月,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特殊的任务,让她与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万县中心县委巡视员、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8月调往重庆,担任市委第一委员,领导重庆市地下党工作。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由于没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和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以“妻子”名义协助彭咏梧工作。

  他们把“新家”安在重庆市机房街,这里成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彭咏梧负责联系几十名党员,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工作十分繁忙。领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联系党员、布置任务等许多具体的通信联络工作就由江竹筠来做。彭咏梧是信托局的中级职员,家里还经常来一些信托局或金融界的同事朋友,这时江竹筠还要努力扮演与这一身份相符的“彭太太”。从一个穷学生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太太”,江竹筠虽然时常感到不习惯,但她都努力去适应,不仅瞒过了邻居同事,甚至连她的母亲也没有发现这个女婿竟是“假”的。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引起了特务的跟踪注意。党组织为安全起见,立即把她转移到成都,两个月后考上了川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在川大,她是学运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但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在重庆,缺少“太太”掩护的彭咏梧,工作起来出现了不少的麻烦。他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关怀、相互敬重,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鉴于这种情况,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彭咏梧与江竹筠正式结婚!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真正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历练的革命夫妻。此时,抗战即将胜利,但胜利后的喜悦很快被内战的阴霾所笼罩。他们将共同迎来更为严峻的考验。

  走向学运斗争最前沿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一时间,重庆的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7月,党组织决定江竹筠停止川大的学习,回重庆开展地下斗争。此前南方局决定成立重庆地下市委,为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江竹筠回到重庆后,协助彭咏梧奔走于各大、中学,联系团结进步学生,争取中间分子,使各校学生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1947年2月,市委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这时的江竹筠开始独当一面领导学运工作,勇敢地站到了残酷斗争的最前沿。

  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党的组织基础较好,建立了以廖意林为书记的党支部。廖意林是从延安派到重庆来的老党员,政治觉悟高,领导能力强。江竹筠与廖意林接上关系后,保持单线联系,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实施方案,一般不过问工作细节,让该校党支部和广大师生积极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西南学院和女子师院两校进步学生多,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许多工作处于自发状态,江竹筠决定以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3月初,江竹筠来到西南学院,找到了该校唯一的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通过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起学院地下党支部,学校的学运很快有组织地恢复起来,同时还派党员到附近学校开展工作,辐射带动周围学校。之后她把工作重心转到女子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联系。赖松是根据南方局青委委派考入该校的进步女青年。经过多次接触考察,江竹筠发现赖松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沉稳机敏。于是,江竹筠把她发展为党员,并结合自身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悉心指导赖松如何在学生中工作,教她如何保护学生领袖,既有效地发动学运又隐蔽自己。不久,女子师院成功建立起党的支部。从此,女子师院的学运有了一个扎根并隐蔽于学生群众中的极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重庆是国民党西南统治的中心,特务组织最为严密,他们也加紧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关键时刻,江竹筠频繁与女子师院支部联系,分析敌人的动向,要求她们从最坏的可能性着眼,做好隐蔽工作。1947年5月底6月初,国民党特务两次武装包围女子师院,抓走了13名同学。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党组织都没遭到破坏,没有党员被捕。随即她又积极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学生,号召成立科系联席会,宣布罢课,组织“六一”事件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声援。在舆论的压力下,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为把全市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界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重庆的学运工作走向新的高潮。

  殚精竭虑为“挺进”

  由于新华日报社被迫撤走,1947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挺进报》,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由彭咏梧直接领导。1947年秋,市委指派江竹筠来加强《挺进报》的领导工作。

  作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安全保密是江竹筠着重考虑的问题,她把报纸的供稿、出版、发行分离开来,避免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并把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工作承担起来。

  《挺进报》的稿件主要是通过收听电台并记录来自延安的广播。稿件取来后,她亲自校对、整理,抄写清楚后,在约定时间地点交给联络员吴子见同志,吴子见再把稿件交给陈然、蒋一苇等同志印刷出版。这一工作充满危险,容不得半点闪失。一次她发现吴子见把稿件和资料放在屋角的一只衣箱里,很不放心,便动手帮他整理,反复地叮嘱:“要时刻警惕着,经常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有一天,两人偶然在街上碰着,吴子见高兴地向她打招呼,准备和她商量事情,但江竹筠立即将脸转开,示意吴子见避免照面,不能在约定以外的场合见面。

  在白色恐怖下,要使这张地下报纸突破各种关卡,安全及时发送到全市进步群众手中去,是一件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谨慎细致的工作作风,她有条不紊、稳当周密地安排发行工作。每次把报纸领回来,江竹筠就匿藏在家中天花板顶棚上,晚上通宵达旦地分装,白天想方设法把报纸送出去。为了躲避国民党严格的邮检,她弄来一些印有国民党财政局和时事新报社两个单位名称的信封,专门用来邮寄《挺进报》。分发投寄时,她要求每次必须有两人同行,万一出了问题,另一人及时通报组织并遏止事态发展。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不要只投一个邮局的信箱、邮筒,要变换地方多投一些信箱邮筒。后来,江竹筠又联系到了在邮局工作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从邮局内部投寄,这就更加方便和安全了。此外,她还在育才学校等布置一些秘密转发站,通过进步学生直接发送报纸。

  斗志昂扬下川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江竹筠不再负责《挺进报》和参与重庆市学生运动的联系和指导工作,组织上任命她做地下党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的联络员。川东临委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正是她的丈夫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下川东一带的农村武装起义,以配合解放军南下的外线作战。

  能够公开与敌人在战场上进行较量,对于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江竹筠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但她也深知这一趟远行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向接替工作的同志详细交代后,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年仅1岁多的儿子。她和丈夫反复商量后,决定暂时托付给好友看养。离别前,江竹筠和丈夫上街买了一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为云儿穿好大衣、戴好帽子后,看着高兴的云儿,彭咏梧似有预感地说道,咱们一块去照张合影吧。这张幸福的合影是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1947年10月,江竹筠和丈夫一道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战场。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四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扼长江上游之门户,被选为下川东暴动重点区域。一路上,江竹筠作为联络员,细心在沿途地设点布线,协调渝万之间的运输,建立云万两县的交通站。她还为过往的同志在各地选择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并对旅社老板和服务人员的历史、思想情况、社会关系及敌人查号的规律,通过当地同志作了详细调查。

  12月,彭咏梧一行来到云阳汤溪沿岸,召开炉塘坪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暴动。下川东地区虽有少数骨干,但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彭咏梧决定派江竹筠回重庆,组织输送一批干部来。她不得不暂时离开,却未曾想到,这次离开竟是夫妻永别。

  歌乐山下英魂存

  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侦破,以此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两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争相出卖共产党组织。6月14日,感到风声日紧的江竹筠紧急去布置战友转移,突然遭遇叛徒冉益智,跟随而来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江竹筠就这样被捕了。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已经成为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很快,在万县县城和乘船的客人中,传开了这样的新闻:一个戴手铐的女人,大骂长络腮胡的涂矮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从而避免了川东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江竹筠被带回重庆后,关押在号称“人间地狱”的渣滓洞监狱。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国民党特务妄图从她口中获得暴动地区党组织情报。在连续三次劝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开始对她用刑。当年参与审讯的国民党法官张界后来交代说:“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尽管疼痛难忍,数次昏迷过去,但江竹筠始终坚定地表示: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老虎凳、吊索等酷刑逐一使用,但她毫不畏惧、坚贞不屈,对敌痛声斥责,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特务们黔驴技穷,只得收场。江竹筠被折磨得人都变了形,十个手指都被整烂了,但她心里充满着胜利的豪情,艰难地走进监狱的院坝。各个囚室的风门口挤满了人头,难友们用无限敬仰的目光望着她,向她致意,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凝聚力空前增强,开展了一场长达17个月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狱中地下斗争。为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江姐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一起依靠记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书的内容写下来,供大家讨论学习、交流思想体会。江姐还通过日常攀谈、做思想工作、反复试探等方式,做通了监狱看守黄守才的工作,接通了与外面党组织的联系,及时把监狱内的情况传递出去,接受党的指示。江姐与狱中的难友们还秘密互通信息,组织开展了悼念彭咏梧逝世一周年、春节联欢活动、庆祝党的生日等多次大规模的集体斗争,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江姐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斗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也是一位柔情的母亲,格外思念她那幼小的云儿。1949年8月,在给亲人谭竹安的托孤信中,她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这是江竹筠留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1949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江竹筠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下的电台岚垭刑场。江竹筠没有亲眼看到重庆的胜利解放,但她忠贞革命、宁死不屈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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