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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

作者:廉思 等 发布时间:2020-01-05 09:37:54 来源:《青年学报》2019年第4期 字体:   |    |  

  十余年来,廉思课题组坚持用“脚底板做学问”,聚焦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形成了一系列创见性的学术成果,其中以“蚁族”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工蜂”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新兴青年群体及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左翼”思想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党建及青年意识形态研究等五个方面最为突出。

  《青年蓝皮书》后记

  在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中探寻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

  ———廉思课题组青年研究回顾

  廉思 冯丹 张钊∗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青年问题、社会阶层、社会治理等;冯丹,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研究部副部长,研究方向:社会群体、社会公共服务等;张钊,阿里巴巴高级用户研究专员,研究方向:互联网数据分析、消费洞察、人口市场细分等。

  摘要: 十余年来,廉思课题组坚持用“脚底板做学问”,聚焦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形成了一系列创见性的学术成果,其中以“蚁族”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工蜂”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新兴青年群体及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左翼”思想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党建及青年意识形态研究等五个方面最为突出。廉思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维度上为当代青年研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源及鲜活的历史记录,对推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创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青年研究 文化资本 社会流动 中国经验 群体调查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这其中,青年是思想最为活跃、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青年研究,理应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首先读懂青年。如果说乡土中国是中国的过去,青年中国则是中国的未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2019年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大领域重大风险中第一个就是青年问题。最近发生在香港的青年骚乱和暴力示威活动,虽有国外势力插手和香港政治制度的原因,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思想引领、青年社会流动等问题,都给我们以极大的警醒和触动。因此,从事青年研究,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呼唤。

  一 成果综述

  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人们改变命运和社会变革的底层动因,反映在青年身上,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高度同步。但是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流动、财富分配的逻辑发生变化,文化资本积累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用和价值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对于高知群体,其边际效应递减显著,这不仅正在改变很多青年的命运,也给社会治理以及党的执政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这一观察,我课题组重点关注文化资本积累增量最多的青年群体,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探究不同资本形态对人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新挑战,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蚁族”及流动青年群体研究

  2007年,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2009年,我们将其命名为“蚁族”,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自此,一个新的群体———“蚁族”,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2010年,我课题组“蚁族”研究新成果《蚁族Ⅱ———谁的时代》出版,第一次对全国一线城市“蚁族”群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如今,“蚁族”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知网以“蚁族”为关键词搜索,共得到711篇文献、579篇期刊论文、96篇硕博士论文①。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以及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自我们发现并命名“蚁族”群体以来,课题组一共进行了七次针对该群体的调查,系统分析了“蚁族”的生活状态、职业特点及产生原因,还分专题对“蚁族”的身份认同、政治倾向、职业流动、社会公平、网络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数十篇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国家更好地制

  定大学毕业生相关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蚁族”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津图书奖”“华语传媒图书大奖”“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类十大好书”等。

  在研究中,我们并未止步于“蚁族”现象的一般揭示,而是从“蚁族”问题扩展开去,引申到对流动青年群体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的流动包含着两个同时发生却又反向进行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从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城市新移民”;另一个是曾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现在又返回家乡或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我们称之为“洄游”青年。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有鉴于此,我们对两种流动进行了对比分析,针对城市新移民,我们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青年白领及“蚁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三类城市新移民亚群体在社会融入和居留意愿等方面的差异。针对“洄游”青年,我们以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基准,调研“线”两侧各延伸100公里的带状区域内的县级市中,曾在一线城市生活工作一年以上现在返回家乡生活工作的青年群体,尤其关注大迁移经历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此次调研涉及全国11个省份,22个县市,共发放3000余份问卷,最终成果出版为《中国青年评论(第1辑)———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在几次针对流动青年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当代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变化(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城镇化拐点),提出当代中国青年是“拐点一代”的时代论断,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青年的重大影响,以及当代青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拐点一代”的时代特点,使得当代青年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当代青年由此在时间纵轴上迥异于之前的青年;但同时,又使不同国家的青年具有了横向空间上的普遍联系。

  (二)“工蜂”及青年知识分子研究

  社会学研究是穿梭于经验环境与形而上环境之间双向往复的运动,“蚁族”虽然是一种新近现象,但它部分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步背离的趋势和问题。基于这种思考,从2011年开始,我课题组亦将研究对象延伸至包括“高校青年教师”“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内的“知识青年”群体,深度探究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

  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高校青年教师,既是党的未来和希望,也在培养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对社会思潮,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事关党和国家人才培养工作的大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意义重大。2011年,我课题组对全国范围的高校青年教师展开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高校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发放问卷5400份,回收有效问卷5138份。此外,我们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和研讨交流等社会群体研究方法,组织青年教师座谈会60余场,学生座谈会30余场,深度访谈200多人,研究成果出版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的新称谓———“工蜂”,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同样,青年科技工作者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在结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该群体发表的言论多具有剖析性、预测性的特点,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因此,做好这个群体的工作,有利于其他群体工作的顺利开展,事半功倍地凝聚社会共识。2017年,受中国科协委托,我课题组开展了青年科技工作者思想状况的调查,形成的报告上报中央。

  在对上述青年知识分子实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课题组着重对其政治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实践结果的连续过程,根据从抽象认同到具体实践的顺序,政治价值观可以划分为制度信任、执政效能、信息权威三个维度。在三个维度中,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感属于政治认知,对执政效能的满意度属于政治评价,对信息权威性的依赖度属于政治实践。我们从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出发,确定测度价值观的测度指标,建立了测量知识青年政治价值观的指标体系。运用几次调研样本的数据进行层次法分析(AHP),进而得出对不同指标的权重,以确保量化得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观可量化、可测量。我课题组经分析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如:知识资本的累积影响政治制度信任感,与体制距离的远近影响执政效能满意度,年龄地域的变化影响对国家发展的信心等,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三)新兴青年群体及新的社会阶层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是新世纪以来对特定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概括,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声的社会转型的随附后果,是国家治理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延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其中70%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又称“新兴青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四类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新社会阶层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以一致性引领多样性带来了挑战。同时,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也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基础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团结引领好新的社会阶层,是共产党人需要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2016年7月,中央统战部成立“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后于2018年底排名提前至“六局”);同年9月,共青团中央成立“社会联络部”(联系新兴青年群体);2017年2月,中央召开首次“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为准确把握这一新生力量的真实情况,我课题组开展了持续性研究,深入新社会阶层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田野观察,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以及焦点小组法等展开实地调研,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第一次调查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针对新的社会阶层四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317份,访谈285人,举行座谈会56场。第二次调查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针对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青年自由职业者和青年网络人士三类群体,回收有效问卷6136份,访谈371人;第三次调查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2月,针对网络主播群体,联合42家网络直播公司及平台,回收有效问卷1889份,访谈100人;第四次调查从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针对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访谈40人,举行座谈会6场。

  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分化比较严重,构成和成分复杂,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利益诉求及政治态度等方面差异性明显,且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研究难度很大,其中的自由职业人员甚至是研究的盲区。我们基于四次调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点和面临挑战,从作用发挥、社会风险、引导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并在数据和材料的对比中,加强对新社会阶层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研判。此外,还对中国历史上新社会阶层的治理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思考,对意识形态输出性强的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进行了专题研究,对社会关注度高的网络主播群体进行了典型研究,对影响力逐渐增强的新兴青年群体进行了趋势研究。整个成果既有全景透视式的立体画像,也有对具体重点群体的细致精准素描,首次形成了有关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完整系统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数篇内参报告和十余篇论文,中央深改组围绕成果召开专题会议,新社会阶层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等。

  (四)“左翼”思想及青年社会运动研究

  2018年7月以来,一些知识青年积极参与工人“维权”事件,他们很多来自知名高校的学生理论社团和公益组织,家庭背景相似,喜欢研读马列著作,宣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在我国发展历史交会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批既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又有较强政治参与能力的“左翼”青年活跃分子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领域频繁出现。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部分“左翼”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模式正在由“线上表达为主”向“线下积极行动”转变,中国“左翼”青年思想的理论准备、民间动力和社会基础正在逐渐生成。

  思想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反映,是不同阶层或群体在具体经济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心态的极端表达。在不懈的努力下,我课题组通过多种方式与一些“左翼”青年组织的领导人物和基层处理相关事件的一线干部有扎实深入的交流互动,根据大量的私密访谈以及在深圳等地对产业工人的实地调研,形成了“左翼”青年思想动态调研报告。在报告中,我课题组不仅对群体的思想状态进行表层的梳理和一般性的解读,而是深入到群体行为模式背后的结构机理中去进行剖析和探究,尤其是对调查对象在日常行为中不经意或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倾向给予特别关注。恰恰是这些细微之处的瞬间表达,有可能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而通过深挖调查对象的底层心理世界,才能真正了解“左翼”思想理论的来源,详细阐释该思想解读与接受环节是如何逐步在具体问题上“降维”的,即说清楚:该思想的根据是什么,援引的出处在哪里;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接受和传播等。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左翼”青年思想的出现,既有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青年一代容易接受社会上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对改变底层人民生活、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等问题,抱有激进且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具有改革制度、批判现实的特性,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利益错综复杂的时代,青年容易信奉以彻底革新现存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或将类似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思想依据。从近年来西方各国发生的青年运动来看,它们之间特征相似且联系紧密,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骚乱乃至政治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运动甚至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社会抗议周期。因此,与“左翼”青年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研究也纳入我课题组的视野之中。通过对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欧美占领运动、香港“占中”等青年社会运动的比较分析,我课题组总结出青年运动的四个新趋势:(1)动员渠道从实体转向虚拟;(2)组织形态由垂直转向扁平;(3)运动诉求由先赋转向后致;(4)运动先锋由高校学生转向失业青年。这些新趋势启示我们,应树立复杂性的思维方式,认真总结高知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深入研究青年运动的国际化共性和中国特性,加强对重点领域和敏感时期的青年信息采集分析,积极探索青年运动预防预警体系构建,面对青年潜在的社会运动风险,审慎制定相关政策。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党建及青年意识形态研究

  2017年,我们在和青年学生交流时偶然发现,当前“95后”大学生存在入党积极性不高、入党动力降低的情况,我课题组立即在几个高校展开摸排,发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我们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行为逻辑,将会对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95后”大学生是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的有生力量。他们对党的感情和认知,关系着党的队伍能否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这一时代课题,对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具有深远意义。我课题组随即展开调查,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7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193份。此外,还采取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度访谈123人,召开座谈会44场,最终形成了“95后大学生入党状况”调研报告,得出“95后”入党状况的六个新特征:(1)入党竞争加剧与入党动力降低“矛盾式共现”;(2)入党门槛提升与党员光环消散“共生性并发”;(3)高中宣导缺失与大学党团工作“断崖式割裂”;(4)思政教育固化与价值追求分化“内生性冲突”;(5)就业渠道多元与功利主义抬头“融合式发酵”;(6)形象认同深化与现实表现弱化“张力性演进”。在报告中,我课题组还从制度构建、渠道优化和过程联动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1)制度构建:注重科学评价,坚持“能中选好”,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观;(2)渠道优化: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利用“第二课堂成绩单”,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3)过程联动:注重形成整体合力,完善“推优”制度,协同发挥学生党建和团建的力量。形成的成果转化为数篇论文,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国门的进一步开放也加快了国外各种思潮在我国的传播,这在丰富我国思想文化市场的同时,也难免对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其中,保密工作是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在信息公开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认识的情况之下,保密工作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往往容易招致民众的误解,尤其是青年的抵触,进而得不到青年的支持,乃至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做好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树立保密工作正面形象,赢得青年的理解、支持和信赖。为了让广大青年更好地接受保密理念,讲好保密故事,传承保密传统,创新保密话语体系,国家保密局委托我课题组就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问题展开调研。我课题组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立足于有关意识形态和保密工作的相关理论和实证调查材料,综合运用逻辑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关键问题分析与工作路径研究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多视角的剖析和探究,提出加强新时代保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举措。中央保密办对研究成果高度评价,专门发函通报表扬。

  二 学术价值

  十余年来,我带领课题组,深入城乡社区和基层一线,通过扎实细致的实地调查,走近青年生活工作的“第一现场”,感受青年群体的喜怒哀乐,反映青年群体的诉求渴望,围绕时代挑战与青年命题,从概念本质、中国经验到国际视野,得出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探索性创见和前沿性成果,系统阐释了中国青年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当前群团改革实际,不断探寻新时代青年工作的突破口和新方法。

  (一)我们通过横纵交织的研究体系,立体勾勒出当前中国青年的经验版图,并且在青年研究领域回答了“什么需要记录”以及“如何准确记录”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方面,在横向维度上,我们根据青年群体的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分门别类地调研了32个青年群体。这其中既有以“蚁族”“洄游”为代表的青年流动人口,也有以“工蜂”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产业工人、青年白领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青年群体,也有以网络主播、流浪歌手、快递小哥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我们把脉每一类青年群体的具体特点和真实状态,让一些鲜为人知的青年群体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在人们的脑海中活起来、亮起来,让政策的出台更具针对性,更有的放矢。

  另一方面,在纵向维度上,我们打破青年群体划分的界限,着眼于整个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围绕青年向上阶层跃升的关键要素,进行系统化研究,避免零星地、孤立地、点状地看待青年发展,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课题组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青年蓝皮书)系列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中最早的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每次出版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2013年第一本“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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