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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战士”的初心

作者:王锦秋 发布时间:2019-11-06 09:52:42 来源:解放军报 字体:   |    |  

  十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成都。刚从双流机场出来,就驱车一路向西,恨不能穿过时空隧道,赶上当年离开成都时约定的那个日子。当年的我,不会想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个约定的背面,藏下了后来我找寻初心的数字密码。

  一

  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奉命赶赴成都,参加总部抗震救灾前线协调组,那种奔赴战场的感觉让我心潮澎湃。

  回想自己刚当兵时,在东南沿海山沟里的连队,每天枕戈待旦,时刻准备听从祖国的召唤。军校毕业前夕,赶上选派学员赴前线轮战,我们班的同学集体写了血书,因为没被选上,面朝西南边境方向抱头痛哭一场。那时的我们,当兵打仗的执念,就像满脸疯狂生长的青春痘,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把青春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后来,我留在军校工作,开始了城市生活。再后来,我调到总部机关,就像一只风筝,升起的是躯壳,心却留在地面。风筝飞得越高,看到的天地越大,那颗时刻准备打仗的“战士”初心,也就渐行渐远,不知不觉淡出了视线。

  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心情极其复杂地等候天亮出发。我根本不敢设想,如果不是命令,自己是否还能像二十年前那样视死如归。

  前线协调组是一个战地移动指挥所,驻扎在原成都军区招待所,位于浣花南路,锦江河畔。每天,我们天不亮从大本营出发,奔赴各灾区,指挥协调救灾部队的后勤保障。一批又一批军队医疗工作者,迅即投入到了这场生命大营救。

  让我感到羞愧的是,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军龄,脑海里却出现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深夜,我本能地在床头柜上倒置一只空矿泉水瓶,瞪大眼睛盯着,不敢有丝毫松懈。好不容易入睡,又被梦中山上落下的滚石吓醒。我拼尽全身气力,希望唤醒从前的我,那个有血性的毛头小伙。可是,恐惧像一片无垠的沼泽地,让我不能自拔。我终于明白,从“军人”到“战士”,需要跨越多么大的距离。“军人”只代表身份,一种职业,是名词;而“战士”,更是动词。只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才能称得上是“战士”。

  天亮之后,我悄悄观察救灾官兵,他们个个目光坚毅,看不出有半点恐惧。我更加内疚、自责,用牙拼命咬住内心的焦虑,不敢让外人看出半点蛛丝马迹。

  二

  我们来到彭州江桥村,在原解放军302医院派出的医疗队帐篷里,我遇见一个叫陈昊阳的年轻军官。他是我多年未见的同行,初次相识时,他刚从三医大毕业留校。就当他在军医大学机关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选择调到传染病专科医院。

  陈昊阳告诉我,他看中的就是“302”离战场更近,是一支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特种部队”。他说,从校门直接进机关,就像正在成长的树苗,根须很难深扎土地。天长日久,就难免营养不良,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旦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可能连站出来的底气都没有。

  他把“302”医疗队的队员逐一介绍给我。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就是这些平日看似文弱书生的军医,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用双手扒开废墟中的乱石,用双肩扛起担架上一个个虚弱的生命,用双腿踏过一条条崎岖险阻的道路,创造了成功抢救被埋危重伤员的奇迹。从他的讲述中,我感觉到了另一个“302”,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可以看得见每一根毛细血管。

  6月底,我接到新的任务,提前返回北京。离开成都时,我与陈昊阳约定,一定多去“302”看看,找回当初“战士”的感觉。

  三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添了新的恐惧,害怕触及与抗震救灾相关的话题。离开成都时的约定,也像一杯竹叶青,随着如水时光的冲泡,一天天变淡,仅留下越发难以辨析的残痕。

  2013年初,中宣部确定的全国重大典型、人民军医楷模陈菊梅,在各大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我是战士,必须到前线去!”这是时年83岁的陈菊梅,在奔赴抗震救灾战场时的呐喊,更是“302”医务工作者战斗精神的血性表达。我蓦然想起离开成都时的那个约定。

  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不久,我竟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原解放军302医院任职。

  翌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原解放军302医院临危受命,抽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分三批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救援任务。从抽组第一批医疗队起,我就主动请缨。组织上考虑我年龄偏大,又是非医疗专业,并没有批准我的申请。但是,我的那颗“战士”的初心已经被激活。我强烈感到,当年咬破手指书写参战申请的心动频率又回来了。

  四

  经再三申请,总部批准我作为第三批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政委,率先遣队赴塞拉利昂,与第二批医疗队交接。

  在弗里敦,我与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昊阳紧紧握手,这是我们第二次“战地握手”。

  陈昊阳问我,这次冲破重重阻力来西非,是否因为写了血书?我说,血书没写,倒是立了军令状。他也正色告诫我,埃博拉病毒穷凶极恶,塞拉利昂疫情最为恐怖,平均每天都有2名医务人员因感染而死亡,就连塞国唯一的专攻病毒性出血热专家舍克·汗也同样牺牲。

  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是我们医疗队的主阵地,位于首都弗里敦东南郊,一个名叫科索的小镇,距我们宾图玛尼大本营约一小时车程。每天早饭后,目送医疗队出征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复杂,非常不甘心战场近在咫尺,梦想却止步于眼前的临门一脚。于是,我不断地向组织提出进入埃博拉病区的请战要求。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请战,直到组织上批准我进入埃博拉病区。

  五

  进病区前,我彻夜无眠,坐等天亮。

  翌日,我和刘翀、庄英杰、洪建国、孟玉华一起,早早来到中塞友好医院。从队员手中接过防护用品,仿佛接过的是“钢枪”。与埃博拉战斗,防护服是我们医疗队员的重要武器和生命屏障,11件防护用品,36道穿脱程序,一个都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错。当我穿上防护服,对着镜子进行安检自查时,感到自己像一名即将出征的宇航员。

  那天气温30多摄氏度,我感到穿着防护服,走路不但不方便,呼吸也很困难,不一会儿,身上已是大汗淋漓,护目镜上蒙了一层雾气,让暗藏杀机的病区更加扑朔迷离。不到半小时,我就出现了“失重”的感觉,如同漂浮于孤立无援的太空。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半途撤出病区,不然就与临阵脱逃相差无几。同行的队员见此光景,提出送我离开病区,我断然拒绝了。

  我的“失重”状态更加严重,心率加速,人开始虚脱,分不清东西南北,感觉可能快支撑不住了。我下意识命令自己,千万别倒在阵地上。

  对讲机响了,外面指挥中心告诉我,进病区45分钟了,可以出来了。我本能地松了口气,总算熬到了规定时间,现在出去,一点也不会觉得尴尬。如果继续前行,或许很快就会倒下,甚至牺牲阵亡。

  但是,我看见病区里的队员都像红了眼的战士,争分夺秒地与埃博拉搏斗。他们早把自身的危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多一分钟,就有可能多拯救一个非洲弟兄。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耳边响起冲锋的号角,更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对讲机再次响起,段惠娟队长的命令不可抗拒,我们在病区的时间已经超过90分钟,必须马上无条件撤出。

  在战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将11件防护用品一步步地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俨然一位凯旋的士兵,欣喜若狂,热泪盈眶。

  六

  从西非回国不久,我就调任新的工作单位。离开“302”的日子越久,那段战斗岁月的记忆却越发清晰。在这里,我找到了“战士”的初心,战胜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明白勇敢不是不懂得恐惧,而是直面恐惧,依然勇往直前。因为“302”,我奔赴西非那个遥远的国度,上了战场,深入最前沿阵地,与埃博拉零距离接触。我既当了一回出生入死的“战士”,又当了一回“战地记者”,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高危时刻》、长篇小说《月印京西》。这不只是指尖敲击电脑键盘完成的,更是我们全体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文字。

  2018年11月5日,“302”有了崭新的名字——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也就在这一天,我的新书《戎装天使》付梓出版。中心挂牌前夕,大家纷纷在大门口留影,把这个风雨一甲子的名字,仔细珍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这一天该是“302”辉煌史册的封底,也是“302”接续新史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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