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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听“知青”院士讲科技发展想到的

作者:葛元仁 发布时间:2019-01-20 19:00:4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坚持下去。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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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少培养了多少人,造成我国科技发展落后世界先进水平。把上山下乡和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听到这种说法,我很诧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少人都是带了书去的,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他们一天也没有放松在实践中的自我培养,所以才能从知青队伍中走出了48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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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到曾是知青的赵国屏院士在给复旦大学的新生作报告时说:“回望自己的科研之路,单打独斗效率太低,很多突破性的成果都是通过大团队合作,通过跨学科、跨单位甚至是跨国家完成的。” 曾是知青的翟明国院士也认为,如今多学科交叉、宏量数据和大的科学技术平台,决定了团队作战、协同合作的大科学研究方式。科研人员需要有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哲学修养。 茅塞顿开,原来是因为有人不了解科研是怎么进行,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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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工作者,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人类社会总体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社会科学是一般人都能够接触,容易理解的,而且往往个人努力就能够有成果。但自然科学不同,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已经被分为很多学科和专业,它们彼此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每一项科学技术成果的取得都是各学科和各种专业技术交叉的结果,只要有一块“短板”,这个成果就无法出现,也就是说不能只靠个人努力就取得成功。

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有能够承担“试错”的物质基础,以不断积累经验,这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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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旧中国几乎没有开展什么科学技术研究,基本上是依靠“洋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是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开始的,国民经济首先要保证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全面投入到各种类型的科研中去,只能采取重点而有限的投入。因为起步晚,资金有限,总体上看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在重点项目上,如原子弹、氢弹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导弹核潜艇,人工胰岛素,水稻杂交技术……,与世界水平相比并不逊色,有的还领先于世界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投入科研的经费越来越多,取得的成果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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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社会财富的消费者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增强了国民经济基础,有利于国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以取得更多的成果。没有第一产业的农业的发展,属于第三产业的科技怎么能够发展呢?

更重要的是,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坚持下去。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 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 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 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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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大批从知青队伍中走出来的理工科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工程师,在科技战线上发光发热,默默地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

笔者本人1968年插队,在农村7年,又当了3年工人,77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参与了很多国家大项目,总的感觉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不是很大,正在接近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例如,今年作为技术专家参与的用重金属粒子加速后轰击核电站废料的项目,使得需要200年才能嬗变的核废料,在半年就能完成嬗变,就领先于世界。

现在又被邀请参加“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前沿物理实验设施”项目。该项目是与国际同步进行的。

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事情多问几个“为什么”。

【本文原载美篇号“霞光”,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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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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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78年年届30时从安徽蒙城插队的农村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他在担任从班长到系校学生会领导的同时,还参加了从微生物生长生理到宏观生态学的各种科研实践。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毕业前,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任务,培养他“进步”。不过赵国屏认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于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 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的赵国屏,决定回国。回到上海的赵国屏,一开始参与了创办上海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的工作,为首任生产经理。从建设实验室开始,两年之后,不仅出了产品,而且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他首先着手改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引进一位他在普度学习时结识的同事;一年后,实验室的三位老师,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做大规模基因组测序,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赵国屏在中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开始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让赵国屏异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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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是从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的农村进入大学校门的。199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知名学府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在该校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麦迪逊大学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为他全家办绿卡,许诺他4万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轿车,但付贤智都一一拒绝了。对于这段经历,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他说,出国就是为了看看国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们先进的科研方法,再报效祖国。回到福建家乡,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回国不到一年,他们便取得国家3000万元科技攻关项目。非典期间,他的团队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飞沫的光催化剂抗菌口罩,调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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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1968年他插队来到了革命老区—临沂县唐河乡小东岭村。1971年被推荐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197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数学与自动化三阶段博士、普鲁旺斯大学应用数学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获法国“领导研究资格”证书(即国家博士)。1986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尽管导师、同事非常希望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能够留下来,但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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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从南京近郊农村插队的田农到大学课桌,他万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从小在南方水乡长大,周其林一开始并不适应兰州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有一次,他在路灯底下坐着念书忘了冷,结果冻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被同学送进了医院。“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过任何一点学习的时间,常常彻夜攻读,否则就会觉得辜负了光阴。” 周其林回忆说,那时在路灯下念书而冻病的学生屡见不鲜,后来学校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每晚12点就会准时熄灯,甚至连路灯也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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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宁市心圩公社插队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1981年毕业时他怀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远大理想,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此与国防科技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组织上选派于起峰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只争朝夕地刻苦学习,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在德国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业。学成回国后,于起峰带领大家深入研究我军未来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约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上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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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曾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1973年底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10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在读硕士的时候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

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当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数月几乎唯一的“当家菜”,政府为了稳定菜价更是煞费苦心,其关键问题又是储存。江亿与在京的一位美国教授合作,应用采后生理学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参数和白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乙烯浓度问题,终于与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出新的储存办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广,后来连新疆伊犁的人都过来参观学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亿先后为内蒙赤峰、辽宁沈阳等城市热力公司进行热力管网控制工程。这其实就是同方的前身“清华人环公司”的雏形。

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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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78年考入西南师大生物系,毕业后考取武汉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1994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回国后,不计条件和报酬,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且积极热心地接受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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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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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1954年出生,1970年16岁的孙世刚到四川万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他便考入厦大化学系。1982年毕业后,他考取了国家教委出国研究生,赴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于法国巴黎居里大学获国家博士学位。

1987年底,他放弃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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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197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1万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吴孟超和汤钊猷等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建立3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1项肝移植术。这些理论和技术已应用到临床,效果显著;提出小范围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为在临床上成功实施这一理念,他专门创立了不缝合胆管前壁的肝肠吻合术(文献中称“陈氏胆肠吻合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减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胰漏发生,他创立用“U”形贯穿胰腺缝合技术实施胰肠吻合术,简化了手术操作,且明显减少了术后胰漏发生率,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文献中称此技术为“陈氏胰肠吻合术”。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的高度评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发表署名文章,称“陈孝平是国际肝胆胰外科技术改进与创新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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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1951年出生,回乡知青。1975年毕业于江苏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农民的儿子,张洪程始终情系农业、农村、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又回“农门”从事农业科技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倾力研究农学、农艺、农作,决心一辈子与“农”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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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山西孝义县回乡知青, 1984年12月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导师回到原北京农业大学工作。1988年1月,武维华由国家基金委资助赴美进行访问研究。1991年获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国外的生活轻松、安定。不过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维华回国了。“为什么会回国?” “很自然的事,你们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武维华自顾自答起来,“回来还是能做点事儿吧!” 当年他身在国外看到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时,是如何涕泪纵横,“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们回国服务”。

武维华说,“人的一生太短暂,要想做好很多事实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这个领域做点事,哪怕只能做好一两件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做一两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耐得住寂寞”, “基础研究只是一个探索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实验、实验、再实验、再验证,一项实验要走过五年、十年,也许一辈子才能得出结果来。”

在寂静无声、广阔无边的科学田野上默默行进,武维华似乎成了“山中无甲子,寒岁不知年”的隐士。“回国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点前后才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很多个春节,武维华也是在实验室度过。“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对武维华的劝说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过年,实验室的苗子可不过年,它该长还要长,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长喽。”

新年依旧忙碌,更别说日常的周末、节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头绪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习惯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浑身不舒服。”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国以农为本。关于农业,武维华忧虑得太多。因为研究领域“离农作物不远”,因为身在农业大学,更因为对土地、对农民的感情。

院士们的行动说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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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健,中国工程院院士。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少的生活虽然平静,但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1969年,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下,16岁离开了上海,到江西省崇仁县开始了6年多的知青生活。

他说“其实,我只是当时160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个”,“那时候其实还是个孩子,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崭新天地的渴望,我们义无反顾踏上了知青的征途。”然而,梦想照进现实,真正体验再教育的滋味却是苦涩的。丁健说,当时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句话形容我们再恰当不过,一下子从富庶的上海来到偏远的农村,看到还有这样的世界,要过这样的生活,刚开始很不适应。“每天都要和老乡们一块出去干活,口粮非常差,农活也很繁重,更让人觉得痛苦的是精神生活的贫乏。”

知青的岁月充满苦涩,但丁健知道人不能改变环境,就要让自己去努力适应环境,所以他始终没有消减对生活的斗志。农活不会干,就虚心向“老表们”一样一样的学;生活没目标,就把平常的农家琐事中一件一件干好;精神太贫乏,就把和当地老乡的沟通交流作为乐趣。正因为这样,丁健才能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保持着优异的表现,一步步的从普通知青到知青班长,再到后来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进入江西医学院(今南昌大学)。

现在回想起40多年前的那段知青往事,丁健说,“年轻的时候能有那六年多的艰苦经历,对我的一生来说,都将是宝贵的财富。”

6年的知青,学会感恩。“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6年的知青,学会坚韧。“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6年的知青,认识自己。“再大的困难面前,我们都不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妄自菲薄,越是在逆境中,个人身心的潜能越容易得到开发;当然,我们也不要把个人的能力无限放大,如果把科学比作大海,那么我所取得的成绩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是院士,我是所长,人家可能看我不一样,但越是这样越应该认清自己的分量,我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多数知青都只是在江西插队,而我的学业、我的工作都是从江西开始,前前后后在那里生活了14个年头,江西的山山水水对我影响很深,我是上海人,也是半个江西人。”丁健离开江西已经20多年,但他对那片故土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不管是在崇仁县插队,还是后来在南昌求学、工作,第二故乡的点点滴滴始终挂在他的心间。

丁健说,“21世纪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丰富的资源、低成本和区域优势更是为江西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上海也以资源、技术、资本、市场为经济互补纽带,与正在开发中的江西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作为一名插队江西的上海老知青,为振兴江西出力,促进两地交流,特别是加强两地学术合作,是我以及我们这批人应尽的责任。”

寻梦往昔,故乡的山,故乡的水,他依然历历在目;忆想旧日,淳朴的人,淳朴的情,他至今记忆犹新。记者了解到,丁健现在是南昌大学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并且一直以“半个江西人”的身份,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不忘尽其所能,为在沪的江西游子提供帮助,为各界友人去赣发展牵线搭桥。

197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专业;1983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78年至1986年在江西医学院任教;199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课题组长,兼任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九五”、“十五”、863海洋生物技术主题专家、国家药品评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个学术和社会职务。

1、2009年 :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2 、 2008年 : 医学药学奖

3 、 2007年 :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4 、 2006年 : 第九届“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汤森药学研究奖” 一等奖

5 、 2003年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6 、 1998年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2009年增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葛元仁:听“知青”院士讲科技发展想到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土家族),1972年,19岁的陈焕春被推荐上了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学习。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让他倍加珍惜,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机会丰富临床经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1976年,原本打算回老家基层兽医站工作的陈焕春被留校任教,并被分配到家畜外科学教研室。就在毕业后不久,他带学生到湖北天门实习,发现当地流行一种耕牛的腹泻病,导致许多耕牛死亡,农民无牛耕地,只得用人力来拉犁春耕……这样的场面,让陈焕春看了非常难过。陈焕春由此萌发了从事家畜传染病研究的信念。此后,他便转到微生物传染病教研室,积极参加猪血痢和口蹄疫等科研和教学,广泛地向武汉各相关医学微生物的教学科研单位前辈和同行们请教……通过虚心的学习和大量的科研与教学实践,陈焕春对微生物学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越来越发现这个领域的博大和高深,他决定找机会走出去接触世界最先进理论和技术。1984年,陈焕春被教育部公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医学微生物、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所留学,师从国际著名动物传染病学家、德国兽医学会20多年的资深主席Mayr教授。到了慕尼黑大学,陈焕春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问题。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每天上午在实验室工作,下午就去学德语。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他经常利用德国人喝咖啡的机会,请别人帮他念报纸上的文章,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复述出来,再对着报纸纠正练习。短短三个月后,他顺利通过了慕尼黑大学的德语考试,开始攻读兽医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绩斐然。他不仅发表了多篇备受关注的研究论文,还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建立牛冠状病毒抗原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被欧洲国家许多实验室采用,作为常规诊断方法。四年的勤奋好学,陈焕春用自己的优秀品质和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的信任、德国人的尊敬,并换来了慕尼黑大学兽医专业的博士学位。Mayr教授想把他留在研究所工作,陈焕春却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他向导师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发展、为祖国动物传染病防治做贡献的志向。Mayr教授被深深感动,最终同意了他的选择。1989年1月,陈焕春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此时的他随身带了三种东西,一是书籍和资料;二是一些血清制品、各种标记抗体、单抗和生物制剂;三是带了各种不同型号的加样器和满满一行李袋的加样器用塑料枪头(因当时国内很少有卖的),用液氮罐带回20多种传代细胞……这些都为他回国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后的陈焕春,比任何时候都有紧迫感。他克服了科研用房紧张、实验室条件不足、水电设施老化、仪器设备陈旧等种种困难,在学校的兽医院初步成功组建了动物病毒研究室,开始开展病毒学研究工作。似乎上天是要故意考验陈焕春,1989年底,省内不少地方的养猪业出现了大规模疾病暴发,大批的猪突然死亡。陈焕春扛起了这个重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每天泡在实验室和猪圈里,饿了就啃一口面包。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从大量的病料中分离出了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找出了罪魁祸首。这是陈焕春回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得到全国同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陈焕春的心里倍受鼓舞。紧接着,1990年冬天,江汉平原部分地区出现猪仔整窝死掉的情况,使养猪业遭受沉重打击。陈焕春带领科研小组的同志们,从事病原分离鉴定工作,发现致病原因正是国外已关注到的猪伪狂犬病,而当时只有进口疫苗,价格昂贵,并且使用效果一般。陈焕春决定自行研究疫苗。这是一个艰难且琐碎的过程,无数次的实验,最终取得了令人惊喜的结果。陈焕春用基因方法获得的疫苗,在小范围试用阶段就取得良好效果,把疫苗用滴鼻的方式注射到猪的体内,数小时内症状就有明显改善。一时间,陈焕春成为养殖户们眼里的大救星和大明星。在湖北省及全国流行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猪伪狂犬病,陈焕春率先确诊并系统总结出五大临床特征,制定了“伪狂犬病检疫”国家标准,研制了灭活疫苗和基因缺失疫苗,抗原抗体检测方法和鉴别诊断方法,有效地控制了此病在我国畜牧行业的爆发与流行。“伪狂犬病毒鄂A株的分离鉴定及分子生物学和综合防治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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