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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选择

作者:张家康 发布时间:2018-04-04 22:50:40 来源:人民网 字体:   |    |  

  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有一段最著名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走十月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苦难而辉煌。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和选择,也有一个思索和比较的过程。

  第一次发表思想有些糊涂的政见

  毛泽东出生在湘中一个闭塞的山冲,在接受启蒙教育时,不大受四书五经的束缚,用他的话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那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使他徜徉在可歌可泣的历史叙述之中;那些叱咤风云、掀天揭地的英雄,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心向往之的楷模。

  1910年4月,长沙因天灾粮食颗粒无收,全省闹起饥荒。官商乘机相互勾结,囤积粮食,把米价抬得一日高于一日。饥寒交迫的平民愤怒已极,蜂拥至巡抚衙门,要求平粜救灾。腐败的官府非但不赈灾,反而实施血腥镇压。

  这件事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他认为长沙饥民“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由长沙饥民事件,他把对下层民众的忧患,升华到解救他们的思想冲动上。

  这年秋天,毛泽东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阅读了表兄所送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并对政治和国家的前途特别关心。他还读了一本世界英杰传,由对尧舜、秦皇、汉武的仰慕,扩大到对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彼得大帝、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的神往。他对同学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会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4个月的列兵生活,他除参加军事训练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时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在阅读《湘汉新闻》时,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但他却兴趣浓厚,并写信与同学讨论。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2年2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在省立一中颇有影响,表现了他思变务新的少年哲人风范。文章指出,政府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以法治国。国文教师柳潜在批阅该文章时,啧啧称奇,欣然批曰:“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仅读半年,毛泽东以省立一中所学有限,主动退学,并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去省立图书馆阅读。这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了他选择性阅读的书目。正是在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由此眼界更加宽阔。他总结这自修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2月,并入第一师范)。他在这所学校连同预科,一共读了5年。他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除修学储能外,他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毛泽东成为其热心读者。学校现状,中国的现状,毛泽东都十分不满意,有心改造,可又苦于酬志无门,郁郁不得志。

  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的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10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17日,长沙《大公报》对此也作了报道。喜读报纸的毛泽东也看到了这条消息。然而,此时的他正忙于学业,忙于开办夜学,忙于新民学会的会务工作。

  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一师毕业后,又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忙于筹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1919年至1920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湖南有346人。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他并不主张大家都去法国,而是主张一部分人去俄国,提出“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他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他为赴俄勤工俭学的事情,去信陶斯咏、黎锦熙,并专门和李大钊商量。他积极地准备着去俄国,甚至“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可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创刊词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

  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呼唤新思潮,推动社会改革。他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认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传播新思潮主要的工具是手中的笔,是针砭时弊的文章。11月,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馆外撰述员,也就是特约记者。在以后的3年中,他为《大公报》写了许多文章,且深得读者喜爱。由此,毛泽东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思辨才华越来越引人注意。他的恩师杨昌济致信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时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信中提及的“二子”,即指毛泽东和蔡和森。

  俄国道路是新发明的一条路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论证民众大联合的理由时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认为“压迫愈深,反动(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并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但毛泽东仍不太认同暴力革命。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当然,毛泽东的思想绝非一成不变,仍在思索和寻找中。他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向往,较之一年前又多了肯定的语气,可对于在中国实行十月革命的手段,又是矛盾和犹豫的。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

  在这里,十月革命被毛泽东定义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造成革命成功的3个要素是主义、时机和群众。主义是第一位,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文中译为布尔失委克斯姆),就是列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革命才能成功。他赞成中国也可以实行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可囿于不便言明的原因,又说“不行”,可见,他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

  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问,并于26日来到长沙。毛泽东应《大公报》之邀,担任罗素演讲会的特约记录员。罗素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肯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将代替资本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但又不赞成“劳农专政”,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产阶级觉悟,以至不要妨碍自由,不要兴起暴力革命,不要引起战争。

  罗素的演讲头头是道,但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在此之前,蔡和森已给毛泽东来信,就中国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又说:“我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固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ship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作者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毛泽东赞成蔡和森的意见,主张采用“马克思的方法”,“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和森在信中告诉毛泽东,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先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复信明确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1月1日和2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发言时表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此之前的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见陈独秀。在与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时,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陈独秀信仰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道路——作者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陈独秀又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党。此时已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合乎情理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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