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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冯毅 发布时间:2017-12-25 08:09:3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四周年

  自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特色”以后,在我国,“特别是”也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而与“特别是”这一词汇结合在一起使用最多的另一个词汇,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把“特别是”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词汇结合在一起使用,明显的就是表示要通过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切割,从而来显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是,“特别是”尽管能把自己与毛主席切割开来,但还不敢公开与中国共产党也进行切割,而中国共产党,却又与毛主席血肉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这让“特别是”在国人的面前,显得非常尴尬。

  今天的我们中国,通常称之为新中国。如今我们中国的正式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特别是通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流血拼命取得了胜利,这才建立的。而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所以直到目前互联网上还盛传:“改革开放之后陈云曾经这样评价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陈云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者。可以说没有陈云,就没有改革开放。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十一月十二日,在东北组小组会上的发言中,陈云抛开了原定的议题,突然提出了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和陶铸、王鹤寿、彭德怀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要求中央对康生进行批判的问题,从而吹响了否定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集结号。而在紧随其后为了解决陈云提出的上述问题,于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做出了为彭德怀和陶铸等人平反的决定。于是,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框框被冲破了,否定、贬低、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也随之开始了。

  暂且不论毛主席是否“治国无能”和“文革有罪”,只是说毛主席“建党有份”,也完全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的确,在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不仅只是与会的十三名代表之一,而且也更没有被选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但是,毛主席不只是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还更是挽救、改造了中国共产党并引领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没有毛主席,那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武装革命的胜利。中国武装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更在于毛主席亲手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战胜了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这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才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就在于毛主席为其确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发端于“秋收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上,不仅毛主席确立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红四军中得以彻底贯彻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各支红军部队中,而且毛主席还更是为中国工农红军明确规定了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政治集团”的这一性质。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一“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政治集团”的绝对领导。

  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政治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它的绝对领导,那么党中央,就是它的最高领导机关。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残酷统治的时候,在毛主席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党中央,却躲进了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遥控指挥中国革命。当然,躲进外国人的租界里,绝不是这些党的领导人贪生怕死,而是为了便于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人来遥控中国革命。

  躲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相比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党中央的安全性不仅多了一些保障,而且也更便于接受苏联人的遥控、甚至是直接指挥,但是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由此更加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从瞿秋白到王明等这些当时党中央的组成人员,他们既不肯深入实际调差研究,从而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个通往胜利的正确方向,也认识不到毛主席所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的正确,而只是盲目地听从苏联人的指令,所以接连犯下了三次左倾错误,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

  以往在总结党为什么会接连三次犯左倾错误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把主要的原因,归结为是党还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非常幼稚。这样来总结党的历史,是极不负责任的,也不是历史事实。当时成立只有十几年的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这确实不假。但是这期间党中央的那些领导成员,总不是少年儿童吧。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这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领导中国革命这方面,的确是没有经验,非常幼稚,缺少办法。然而这些人在排挤、打击毛主席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方面,却一点也不幼稚,绝对够得上是心黑手辣,异常老道,残酷无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和临时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李立三、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那兹。另外,一些重要地方领导机关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和任旭等,也被扩大进了会议。会上,这些人以把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没有坚决执行他们事先制定的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开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更有甚者,为了追究“南昌起义”失败的责任,这些人竟然开除了“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谭平山的党籍。然而这些人却在给予周恩来警告处分的同时,又选举了周恩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主席拒绝了瞿秋白要他到即将躲进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邀请,而是选择了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在“秋收起义”发动起来之后,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很快就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本就没有攻打长沙的能力。审时度势,毛主席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从而不仅为中国的武装革命保存下了这支关键的力量,而且还更是由此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唯一的正确道路。而就在为了中国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主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穿草鞋、啃南瓜,也要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通往胜利道路时候。可是躲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身穿西装,脚蹬革履,口嚼西餐的那帮人,却竟然把他从政治局里给开除了。

  一九三○年八月,以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各路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控制以便推行左倾冒险路线,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关向应、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袁国平、史文彬和王守导(王首道)为委员,关向应为书记。但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这个苏区中央局直到李立三下台,也没有能够成立起来。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这次全会尽管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但是同样是为了控制各路红军,于是便肯定了李立三要设立苏区中央局的做法。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决定了苏区中央局的人员组成和任职。这次中央政治局指定的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是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余飞等,书记是周恩来,先由项英代理。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项英到达中央苏区。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宣告成立并发布了第一号《通告》。《通告》规定:“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一人,C.Y.中央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于苏区中央局领导。”《通告》发布时,由于周恩来仍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等职,还没有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书记一职,便由项英代理。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已经被王明所掌控的党中央为了加强对苏区中央局的控制,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参加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并握有苏区中央局的最高权力。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的一九三一年十月,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认为项英领导战争能力弱,而毛主席指挥作战却有独到见解,有才干。于是便向党中央建议撤掉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而改由毛主席担任。然而党中央尽管批准了由毛主席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却又指令任弼时等人召开大会(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赣南会议”)批判毛主席,认为毛主席犯了“狭隘经验论”的错误并开始排挤、打击毛主席。

  说起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打击毛主席的手段尽管非常高明,但也太过阴损毒辣。

  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武装革命。而领导武装革命,则必须要掌握对军队的指挥权。而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支红军,是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就是毛主席亲手创建并直接指挥的的。鉴于毛主席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贯的自觉抵制,因此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才处心积虑地要篡夺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红一方面军的创建过程,“古田会议”。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之前,红一方面军不仅总兵力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而且经过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以及其他战役胜利所得到的大量缴获,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以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此时的毛主席虽然当选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然而却由于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被撤销,从而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因而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中普通一员的毛主席,从此就失去了军事指挥上的决策权。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用这种腾笼换鸟的阴损做法,非常巧妙地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的瑞金。刚到中央苏区之初。周恩来以不熟悉情况为由,没有马上就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而是让毛主席以代理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而到了中央苏区之后的周恩来,也想大显身手,于是决定攻打赣州。由于毛主席坚决反对攻打赣州,因而周恩来就取消了毛主席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而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同时为了避免毛主席对攻打赣州之战的干扰,周恩来又让毛主席去后方“养病”。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苏区中央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攻打赣州的命令并在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的同时,又让王稼祥等到前线督战。

  赣州战役前后历时三十三天,然而以彭德怀带领的红三军团为主力的主攻部队却不仅没有攻下赣州城,反而在敌人援兵即将赶到的时候,还更是被困于坚城之下而又怕敌人乘胜追击不敢主动撤出战斗,从而彻底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得派项英去向毛主席求教。

  接到周恩来的求助之后,正在“病中”的毛主席马上赶到前线。根据战场的敌我态势,毛主席建议动用红五军团攻击敌人的援兵,掩护红三军团等部队从赣州城下撤离。周恩来等采取了毛主席的建议之后,果然顺利地从赣州城下撤了出来。

  赣州之战使周恩来对毛主席超凡的军事指挥造诣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周恩来允许毛主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参与军事指挥。一九三二年四月,毛主席指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发起了漳州战役。漳州战役的获胜,不仅歼敌五千多人,俘敌二千三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五千多支,缴获火炮八门,飞机两架,筹款一百多万银元,而且大量的俘虏也使红军的自身扩充了一千多人。

  一九三二年六月,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并任命朱德为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但却没有恢复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直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经周恩来的多次力争,苏区中央局才同意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不仅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而且更是由于毛主席的亲自指挥而不断获取胜利,才发展壮大起来的。可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挤、打击,毛主席被迫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这支部队。而今这支部队缔造者的职务,却不仅需要周恩来的力争,而且还更要由朱德和彭德怀、特别是还更要由对这支部队的创建和发展壮大没有立下尺寸之功的王稼祥来任命,这真是对毛主席的极端羞辱。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能够参与军事指挥,所以,毛主席还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然而毛主席这次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担任了两个月,就又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了。

  一连串的胜利,使红一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使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野心开始膨胀。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不顾客观实际,又开始推行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并批判毛主席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至八日,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朱德、王稼祥和毛主席,刘伯承和陈毅作为列席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毛主席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而且还更是撤掉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掉毛主席回后方专做政府的工作,从而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力。于是,后来就有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就有了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有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就有了“遵义会议”。

  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毛主席并没有消极倦怠,而是一方面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全力,又以赴领导着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从而巩固中央苏区并支援前线作战。

  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有的人便想通过拔高周恩来,来贬低毛主席,继而否定毛主席。但是自从延安整风之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这些人便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说的是违心话,做的是违心的事。为此,这些人还专门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相忍为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是“相忍为党”;周恩来曾经赞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路线,也是“相忍为党”;再往前,周恩来没有敢坚决抵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是“相忍为党”。其实历史早就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真正相忍为党的,只有毛主席。被瞿秋白等人错误地开除了政治局,毛主席就一方面在忍,一方面又默默地为党工作;“赣南会议”遭到错误的批判,毛主席还是一边在忍,一边努力地为党工作;“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毛主席还是一边工作,一边斗争,一边在忍,一直忍到“遵义会议”的召开。

  与周恩来那不得不忍的所谓相忍为党不同,毛主席完全可以不忍。创建了中央红军且手握重兵的毛主席之所以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不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握有真理,也不是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手段高超,而是由于毛主席在自觉地坚守他所创立的“党指挥枪”的这一原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所以毛主席这才一边敢于坚持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一边又能服从组织的决定。而对王明等人推行的那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着几年革命经历的周恩来如果一点也看不出它的错误,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周恩来之所以没有敢进行反对,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党中央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吃的都是苏联人的饭。而苏联人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又是由死心塌地接受苏联人控制的王明等人掌握着。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何孟雄和张金宝等人反对王明的失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明以停发反对派个人的生活费作威胁。当时,王明控制党中央和上海周边地区党组织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停发生活费。谁反对他,就停发谁的生活费。谁服从他,就发给生活费。对向忠发这样心甘情愿地为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不仅发给生活费,而且竟然还允许他用所谓的党的经费去包二奶。周恩来尽管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他终究也要吃饭。除非他背叛革命或者是脱离革命,否则就只能是屈从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反过来也是如此,就是由于吃着喝着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红米饭、南瓜汤,就是由于不怕牺牲而敢于深入实际,就是由于有独自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通往胜利道路的能力,所以,毛主席才敢于和听命于苏联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不仅受到严厉的批判,而且还更是被解散。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交还给了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和朱德。而周恩来,更是成为了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对于“遵义会议”,后来官方的正式定性是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再后来,以张闻天的秘书何方为首等不少人根据“遵义会议”的内容和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党中央总书记一事,认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事实的说法”。“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而毛主席,只是“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

  确实不假,“遵义会议”虽然取消了忠实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高“三人团”,但也只是增补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而“遵义会议”后不久的常委分工中,又任命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也并没有确立毛主席的最高领导职务。所以,当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后,官方这才只能笼统地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而并没有明确地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职务。只是后来出现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不可能是像何方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受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影响,而只能是为了替某些人、更有可能就是某些人在替自己遮羞,甚至是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以及内心的阴暗。

  “遵义会议”是原本八万六千多人的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湘江惨败之后,在总兵力只剩下了两万多人却仍然没有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濒临绝境才召开的。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完全是由于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朱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最起码也是指挥不利才造成的。

  中央红军,不仅是毛主席从无到有亲手创建的,而且更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一次次战胜强敌,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对于周恩来和朱德与毛主席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天壤之别,“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不可能不知道,但是“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们为什么只是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而却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周恩来和朱德了?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吊诡之处。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的一九三四年六月,党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全面负责党和红军的一切工作。朱德虽然未被选入最高“三人团”,但是与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挤、打击而被剥夺出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不同,朱德仍然是中革军委的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有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所以,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中期作战的军事指挥,朱德全都参与了,直到被张国焘裹挟着被迫南下。

  尽管对中国工农红军,对中国共产党,甚至是对中华民族,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确是犯下了滔天罪,然而远在万里之外莫斯科的王明,却没有参与一次具体的作战指挥。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和湘江战役惨败的责任,只能由最高“三人团”来承担。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既然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那么周恩来和朱德这两个人就能率领中央红军战胜蒋介石吗?对此,“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们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如何解决战胜蒋介石的这个问题呢,那就是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且只是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而不赋予其他的权力。

  “遵义会议”,是一次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的会议。在穷乡僻壤的贵州大山沟里,在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而不再有强力的外来干预情况下,在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而面临的绝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的生死,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生死,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死。于是,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们充分发扬了民主,对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这最高“三人团”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民主的权力解散了最高“三人团”。而后,与会者们又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周恩来和朱德。

  如果让一些心理不正常的人以民主的方式来选举领导,那么选出来的一定是人熊货囊的武大郎,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同一切错误做坚决斗争的人。因为只有给人熊货囊的武大郎当下属,下属才能有自己更大的发挥空间和自由。早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就曾经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前委书记。结果,善于和稀泥的陈毅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一贯坚持原则的党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主席,就落选了。所以,“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们既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在军事指挥能力远远不如毛主席的周恩来和朱德,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应该和“宁都会议”上周恩来的“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个想法如出一辙,就是既能榨取毛主席的军事智慧,使红军、当然也包括他们能够脱离险境。然而又不给毛主席过大的权力,从而使自己受到过多的约束。

  “遵义会议”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一说法,绝不可能是毛主席自己说出来的,而只能是他人说出来的。而最早说出这一说法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某位“遵义会议”的参与者。

  “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常委分工尽管明确了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是经过战争胜负的对比,周恩来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远远不如毛主席,而且他也打败不了蒋介石,因此他担负不起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这一责任。于是在以后的作战指挥中,周恩来自觉地成为了毛主席的助手,成为了毛主席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忠实执行者。而毛主席也是用他那绝对的智慧,绝对的正确,绝对的胜利,确立了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而后,又确立了对全党和全军的最高领导职务。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皖南事变”导致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于是,不仅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开始在全党和全军得以顺利贯彻实施,而且毛主席也正式成为了全党和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而此时身居党和军队中高位的那些“遵义会议”的参与者们,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掩饰他们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和心迹了。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既然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地位,那么在“遵义会议”上是选举毛主席为总书记,还是选举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也就都无所谓了;既然确立了对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是毛主席给周恩来当助手,还是周恩来给毛主席当助手,也就都是那么一回事了。

  诚如何方所认为的那样,“遵义会议”召开时所确立的,的确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只是这个领导集体对全党和全军不仅既领不了,也导不了,反而还自己先倒了,于是也就只剩下毛主席一人来领导了。而中国革命也正如柳亚子词中所写的那样:“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

  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确不是“遵义会议”上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事关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生死的党内路线斗争中,不断地以弱胜强而斗出来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党中央和其所直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在走过了万水千山之后,终于在四川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给由于打不破蒋介石的围剿而不得不放弃了中央苏区并准备前往湘西与贺龙所部汇合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带来了莫大的喜悦。然而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却由于两伙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带给中国革命的不仅不是新的胜利,反而却是更大的灾难。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人由于看到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而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看到了四方面的军兵强马壮,也萌生了急于排挤张国焘而直接掌控四方面军的邪念。如果从“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邪恶人生理念的角度来认识,不管是张国焘和陈昌浩,还是博古与张闻天,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上都还是能够解释通的。而也只有用这样的理论和理念,才能够解释通他们这些人在两军会师之后的所作所为。

  自一九三二十月年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而且队伍更是从鄂豫皖苏区突围时的二万人,发展到了八万六千多人。此举充分表明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无论是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还是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的确是都要比博古、李德、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人更胜一筹。从苏联回国之后不久,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就在苏联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宝座。但是苏联人把他们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宝座,是想通过他们来掌控中国革命的,而却不是要他们来葬送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成败如何,对于在帝国主义国家团团包围之中的苏联,是至关重要的。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对中央苏区的葬送,却严重违背、甚至是干扰了苏联人的战略意图。对于苏联人的意图,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应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对苏联人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绝决,尤其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所见过、甚至是还亲自参与了的苏联人对像李立三这样险些扰乱了苏联人战略意图的中国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想起来都会令他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时如果能够直接掌控张国焘麾下的拥有八万多兵力的四方面军,从而能够再次按照苏联人的战略意图来控制中国的革命。那么不仅就能逃避掉苏联人因他们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必然会施加到他们身上的严厉制裁,反而还一定会得到苏联人的进一步信任与奖赏;而张国焘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不仅在党内的资历远比博古和张闻天等人老得多。而且因为其直接统帅的四方面军的实力又远在一方面军之上,所以又表明了其能力也远比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大得多。故而此时的张国焘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问鼎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宝座的。因此,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除了给两个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之外,也给两伙机会主义分子们带来了各自的鬼胎。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博古的铁杆支持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主席的权力时所施展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的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然而尽管当初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用这套流氓手段来排挤不仅创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始终以生命来捍卫这一政治伦理的毛主席和与他们一样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确非常奏效。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年轻的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坚信“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的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那可不仅纯属就是小巫见大巫,而且还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谁更强。因此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主席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那种流氓手段再施加到张国焘的身上时,不仅未再见效,而且更是当遭到张国焘的反击时,反而马上就又变得束手无策了。

  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党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并调整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但是张国焘却依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对此不仅根本就不予承认,而且还更是以清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追究博古和周恩来的责任为由,要求改变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而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张国焘以武力为后盾而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了毛主席敢于站出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外,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领导人,却不仅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而且还更是把维护党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主席一人的身上。而正是在张国焘咄咄逼人地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由于只有毛主席敢于并能够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了党中央,尤其通过坚决捍卫了“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政治伦理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武装政治集团的政治生命。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不仅不为过,而且也符合历史事实。否则,不仅张国焘以武力为后盾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并要强行改变党中央已经做出的战略计划从而导致党和军队分裂的做法算不上是错误,而且即使今后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指挥员如果凭借军事实力而向党要权或是分裂党,那同样也就要算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便清楚地看出了此时党中央里的所有人和整个红一方面军,已经一切都以毛主席的马首是瞻了,而张闻天和周恩来不过就是徒具虚名而已。其实不用算张国焘也都清楚,在他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毛主席。而且由于毛主席的党性强,又根本就不怕他这个政治流氓。所以要除掉毛主席,那就只有利用毛主席的党性来制服毛主席。而利用毛主席的党性来制服毛泽东,那就只能借助于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之手。可此时的张闻天不仅已经不再像“遵义会议”召开和会后决定常委分工时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去限制毛主席,反倒是对毛主席事事听从。而为了威逼张闻天来利用党的总书记的身份来制约毛主席,于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就指使手下的将领何畏等人,对张闻天进行了一次狠狠的围攻。而何畏等人在对张闻天进行围攻的过程中,不仅对张闻天进行了无端的辱骂和威胁,而且为了激起张闻天的嫉妒之心,还更是对张闻天进行了如此刻薄的嘲讽:“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是曹操手中的傀儡!”面对何畏等人的威胁、谩骂和嘲讽,张闻天是没有任何办法可施展的。因为事实也果然就是如此,在由于处在几十万敌军重重包围的险境之中而造成的党的主要指挥全在军事的历史条件下,他这个对军事指挥任嘛不懂而不过就是靠苏联人的赏识才当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人,在苏联人已经指望不上了的时候,不对毛主席言听计从,又能怎么样呢?不止如此,就在张国焘为了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而步步紧逼的时候,张闻天由于不仅无计可施,而且还更是心惊胆颤,于是就想干脆把自己的这个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得了。张闻天的这种做法,幸亏由于毛主席的坚决阻止,故而未成。

  张国焘伸手向党要权、甚至是试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行为,几乎就要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而在党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就要被彻底颠覆的情况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却维护不了、甚至是都不敢去维护这一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那还如何对全党进行领导?而就象这样只能算是战场逃兵的行为,如今却也都能被那些大肆吹捧张闻天的人说成了是《张闻天三次主动“让贤”,让谁汗颜?》,以此来讽刺毛主席篡权。而象这样罔顾历史事实和就连文章的表面逻辑都不通的狗屁不如的东西,让吹捧张闻天阵营中的一些自己人都为它感到了脸红。因此《张闻天传》的作者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的程中原这才不得不出来为他的同类们打圆场,说《张闻天三次“让贤”的说法不确切》。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张国焘先是以指责增补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的“遵义会议”不合法为由,试图将毛主席排挤出去。然而当他的这一意图落空而毛主席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两军要高举抗日的旗帜共同北上的战略设想之后,马上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南下川康的主张。而为了实现自己南下川康的主张,张国焘又在陈昌浩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要清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追究博古和周恩来的个人责任。为此,张国焘提出了博古要退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要退出中革军委。特别是为了逼迫博古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以此来强迫党中央接受他南下川康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两军行动方向的会议上,张国焘曾经拍桌并指着博古的鼻子这样大骂:“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谈军事!”在张国焘的淫威面前,博古和张闻天等人除了战战兢兢,就是不知所终。因此在张国焘拍着桌子大骂博古的时候,只有毛主席敢于站出来义正词严地反击张国焘“”“这是党的政治局会议,不是督军团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那点还有共产党人的作风。”

  在张国焘以自己的武力为后盾并抓住了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来威逼党中央的时候,周恩来尽管与张国焘一样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举出来的书记处书记,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于张国焘。但是由于他对中央红军所遭受到的惨重损失的确是要负上很大的责任,所以在为党创下了一份极大“家业”的张国焘面前不免嘴短。于是只好用在极其关键时刻的一场大病,不仅躲开了张国焘对自己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退出中革军委的尴尬。而至于博古,那更是吓得都很少敢朝张国焘的面了。当时的张闻天尽管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由于党中央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不仅也有他很大的一份,而且他只擅长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在张国焘的面前也根本就不堪一击。所以此时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伦理而敢于并能够站出来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也就只剩下毛主席了。而毛主席在反击张国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义正词严和大义凛然,不仅更加教育了红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而且也更是感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在与四方面军草地分手时毛主席所留下的“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这个预言在一年后的实现,使毛主席由于自己的英明判断而更加受到了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的衷心拥戴,从而确立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不仅在于“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中国中央红军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胜利到达了陕北,而且还更是源于毛主席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为中国共产党注入的“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特别是后来在万分危急的险境之中,又坚决捍卫了这一政治伦理。

  就像何方先生等人研究的结论那样,不管是在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时,还是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张闻天用他对毛主席的唯计是听、唯计是从,从而极好地完成了与毛主席的相互支持与紧密配合。但是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对毛主席的唯计是听、唯计是从,却又招来了被王稼祥形容为不过就是个“泥菩萨”的这样异常刻薄与无情的嘲讽。

  王稼祥与张闻天,同是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集团的重要成员。由于有着同样的经历,所以王稼祥与张闻天之间,不仅在感情上也就必然会更为亲近一些,而且还更是有着共同的目的。“遵义会议”后,就是因为张闻天无法有效地约束毛主席从而不能完成苏联人的指令,故而才招来了王稼祥对他如此刻薄与无情的嘲讽。王稼祥对张闻天的这种带有强烈的恨铁不成钢意味的嘲讽,暴露出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人在“遵义会议”的选举、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决定常委分工的过程中所持的那种真实的心迹。而正是由于王稼祥把张闻天形容为是“泥菩萨”的这样刻薄与无情的嘲讽,才使后人明白“遵义会议”上和“遵义会议”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选举结果和常委分工的决定了。

  “遵义会议”是毛主席走上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而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年代,在还处于小生产、甚至是封建经济历史阶段的我国广大农村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的新新人民军队的建设。经过深入的实践,毛主席探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根本解决办法,那就是“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就是通过对每个人都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教育的方式,来改造并提高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从而改变革命队伍中每个人的的阶级意识。

  党的健康发展,只有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提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识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全党认识问题能力,毛主席为党制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样的思想路线;为了正确解决党内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对那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毛主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倡的是“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处理方式;为了提升党的战斗力,毛主席倡导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优良的工作作风;为了永葆党的性质,毛主席为党确立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使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毛主席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的群众路线;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主席坚决提倡“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原则;为了强化党的精神理念,毛主席为全党注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为了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为党找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才通过从胜利走向胜利,迅速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在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主席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分,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开始了。“延安整风”,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提高的运动。经过“延安整风”,每个党员都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全党变得更加团结。特别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因此形成了。

  “延安整风”决不是像高华与何方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毛主席为了通过整肃异己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不是“延安整风”整出来的,而是通过在对敌斗争中的不断胜利,才树立起来的。如果事先没有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毛主席就是想开展“延安整风”,也开展不起来。

  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成为全党与全军的最高领袖,是自然而然的。毛主席成为全党和全军的最高领袖,是全党和全军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是胜利的需要,是中华民族的需要,是历史形的需要。

  与由于受苏联人的眷顾因而得到了太多的历史机遇的那些人不同,毛主席成为全党和全军最高领袖和与最高统帅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给予的。当年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朱德,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王明,博古,甚至包括张国焘,都得到过这样的历史机遇。只是由于这些人的个人能力不行,因而在历史的那个舞台上,也就那么匆匆表演了几下。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在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的陈毅取代毛主席,当选为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而毛主席和朱德,都只是当选为了前委委员。由于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但是毛主席在红四军中,还有林彪和罗荣桓等坚定的支持者。所以,如果毛主席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那么在以后的工作中,难免就会继续与陈毅和朱德、刘安恭等发生争执。而只要发生了争执,由于自己还有一些支持者,那么势必就要影响红四军的工作,甚至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因此,毛主席向红四军前委提出自己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根据地去指导地方工作。对此,陈毅和朱德等不仅没有进行挽留,反而在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去闽西时,还极不厚道地扣留了毛主席的坐骑。

  在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了执掌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充分展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跃跃欲试,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去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接任。

  在制定出了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主席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主席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红四军兵分两路,朱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当地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主席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拒不从命的林彪由于手握重兵,朱德等人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一个多月的苦战中,朱德等虽然曾经一度率部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红四军出击闽中之战,后来被称为是闽中受挫。

  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冒然进入了东江地区。但是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冒进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所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而红四军则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德自己统计的结果,损兵折将也达三分之一。冒进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所遭受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特别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了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主席又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就在朱老总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冒进东江的失利,使朱德无颜再返回根据地。而就在朱德率部在广东松源一代徘徊的时候,到上海汇报工作并携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来的陈毅,到这里找到了朱德。而陈毅的到来,不仅帮助朱德提高了对自己错误思想的认识,而且也更免除了朱德返回根据地时的尴尬。

  接连遭到的出击闽的失利和冒进东江受挫。使朱德认识到自己不仅政治领导能力与毛主席相比,差距太大。而且就连军事指挥的能力,也同样不如毛主席。从此,不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如何排挤、打击毛主席并眷顾自己,朱德都视毛主席为自己的领袖,是自己的导师。

  一九三一年一月,奉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之命,政治局常委项英到达中央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并担任代理书记从而,成为了毛主席的上级领导。然而就在项英当上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不久,蒋介石就调动二十万人马,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在来势汹汹的敌人明前,毛主席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围剿”。可项英却吓得慌了手脚,竟然主张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向四川逃跑。为了吓唬毛主席等,项英还办搬出了斯大林,说斯大林曾经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好的根据地”。为了阻止项英的逃跑计划并鼓励项英,毛主席提议召开扩大会议,来确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扩大会上,毛主席麾下的朱德、彭德怀、林彪和黄公略等能征惯战之将,纷纷支持拥护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受到鼓励的项英和刚到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这才放弃了向四川逃跑的主张,而同意毛主席在苏区歼敌。后来任弼时等人以项英不懂军事指挥为理由,撤掉了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而任命毛主席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所以,尽管项英在党内的资历很老,地位很高,革命意志更坚定,但却就是不具备成为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人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为了加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控制,一九三一年三月,分别派张国焘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派夏曦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组建那里的中央分局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和军委主席。由于此前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组建中央苏区的中央局并派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并已经组建起了苏区中央局,于是,王明等人便派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去中央苏区并掌控那里的最高权力。

  到达中央苏区之后不久,任弼时等人就面临着二十万蒋介石匪军发起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由于不懂军事,所以任弼时等人在项英的逃跑主张和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之间摇摆不定。后来经过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任弼时等人最终选择了毛主席提出的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方针。因而,这才有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而后,尽管任弼时秉承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旨意,在“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任弼时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错误,于是最先反出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阵营。因而当一九三三年初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达中央苏区后,于当年的五月被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任命为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发配到了湘赣苏区,从此离开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最高舞台。但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错误,还是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任弼时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被选为继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因为张国焘已经去了鄂豫皖,因此留在上海党中央里的政治局常委,就只剩下了王明和周恩来两个人。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相继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活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周恩来,由于认识他的的人太多,因此更是难以公开活动。于是,王明和周恩来商定,王明去苏联的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而周恩来由于中央早已决定他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因而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王明和周恩来指定由不用说国民党特务,就是共产党人都很少认识的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和李竹声六人为政治局常委,组成新的党中央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王明去了莫斯科之后,继续秉承苏联人的旨意而遥控中国革命。而博古和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等人,又根据王明的操控,来领导中国革命。因此,党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到“遵义会议”前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后来才被称为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携陈云和康生二人从苏联回到延安。回国之后,王明奉苏联人的旨意,又提出了一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由于王明奉的是苏联人的旨意,因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许多人,又投入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怀抱。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在证明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的同时,也证明了毛主席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正确。于是,王明也就失去了成为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和资格。

  一九三一年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到达中央苏区之后不久,周恩来一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低眉顺眼,马上就豪气冲天地决定攻打赣州。然而赣州之战的惨败,让周恩来知道了牛皮真的不是吹的,于是,周恩来先是同意毛主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参与军事指挥。后又力争毛主席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后来,周恩来在毛主席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和朱德一道,坚持采用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辉煌胜利,从而为自己树立起了巨大的威望。只是因为虎头蛇尾,在博古、张闻天和陈云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又和这些人搅在了一起,因而抛弃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于是这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这才有了长征初期的湘江惨败,因而也就使周恩来认识到了自己并不具备成为全党和全军最高领袖的能力

  “遵义会议”后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终于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匪军的围追堵截,在四川的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师。两军会师时。张国焘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不仅有总兵力有八万多人,而且还更有近万人的地方干部。而红一方面军由于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错误指挥所造成的极大的牺牲,因而总兵力只剩下了不足二万人。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第七十三共四个师两万余人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突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长征到川陕两省交界处的红四方面军,在那里又创建了通南巴苏区。不断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得以不断的壮大。在创建了通南巴苏区之后,不仅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发展壮大成为了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而且原川东游击队,也发展壮大成为了红三十三军。因此当张国焘发现一方面的失利远不如自己统帅的红四方面军之后,便认定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了错误,于是便开始伸手向党要权,也就是要改变党中央的人员构成。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补选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然而即便如此,张国焘却仍不满足。于是又指使川康省委和陈长浩等以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的名义,公开向党中央要权。为了团结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央政治局先后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决定,张国焘接替周恩来出任红军的总政委,补选陈昌浩与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和傅鈡为中央候补委员,补选陈昌浩和徐向前二人为中革军委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委,徐向前任总指挥,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即,一四两个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并组成了左右两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个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与三十军以及红军大学等组成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部、也就是张国焘率领。以后由于发生了张国焘与党中央发生了南下还是北上之争而张国焘又要武力解决党中央,于是党中央便只好率领一、三两个军团单独北上。而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红四军和红三十军等,又南下去追随张国焘了。

  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战略而选择了南下,可以说是张国焘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因为如此,这才酿成了张国焘后来不得不叛党的个人悲剧。

  在发生南下还是北上之争的时候,不管是政治形势,还是军事态势,南下都是一条死路。因此只有北上,红军才能得到生存与发展。而当时如果张国焘选择了和党中央一同北上,历史也就会同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是中国革命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只是,后来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张国焘,还是毛主席,可能就不好说了。

  从红一方面军如此惨烈的损失上,张国焘看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了错误,这的确是事实。“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之所以没有提到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决不是毛主席没有看出来,而是因为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无暇去提出并纠正政治路线的错误。而只要红军能够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并安定下来之后,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那是一定要解决的。“延安整风”,也彻底地纠正了当年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所以,如果张国焘和党中央一同北上到达延安,以一四两个方面和后到的红二方面军,在加上陕北红军以及曾经是张国焘老部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这总共十几万的兵力,能很快就创建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而如果这时张国焘提出以召开党的会议这样正当的方式,来解决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并通过追究个人的责任,来改变中央的领导,那么尽管能力不如毛主席,但是凭借资历和在红四方面军中巨大的威望,所以成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可能性,张国焘远远要比毛主席高。

  在当时,不仅追随张国焘的人要比服从党中央领导的人多,而且这些人对张国焘的追随,也更坚决。毛主席在征询陈昌浩和徐向前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一同北上,还是听从张国焘的命令而选择南下时,陈昌浩和徐向前,都还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追随张国焘。因此,即便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张国焘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力量,也不容小觑。特别是在此之前,张国焘就以追究个人的责任为理由,向党中央明确提出周恩来要退出中革军委,博古要退出中央政治局。尽管当时党中央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张国焘的要求,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是慌乱德要“脱袍让位”。而周恩来,则以病倒的方式,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至于博古,更是吓得都很少敢和张国焘见面了。所以,如果当年张国焘和党中央一同北上,到达延安后再提出纠正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并追究个人的责任,则完全是正当的。因为当时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不仅确实是错误的,而且王明路线更是滔天罪。只是由于张国焘个人战略认识的能力不如毛主席,被敌人的表面强大吓破了胆,不敢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因而也就等于选择了失败。

  张国焘后来之所以要叛党,就是因为张国焘在率部南下过程中所犯下的另立中央这样分裂党的错误。而另立中央这样分裂党的错误,张国焘又不得不犯。

  红四方面军不像毛主席亲手创建了红一方面军那样,为张国焘所亲手创建,而真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缔造的。而张国焘之所以能在红四方面军中树立起自己巨大的威望,完全是得益于毛主席所创造的“党指挥枪”这一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由于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中的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代表,因此在长期远离党中央的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及通南巴苏区,张国焘就是党的化身,就是党的代表。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心中,党,尤其是党中央,则永远是正确的。而犯错误的,只能是个别人。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来到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身边。而党中央所制定的两军一致北上的战略规划,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普遍知晓。因此只要张国焘坚持自己南下的主张,那就只能说是北上的党中央犯了错误。一个犯了错误的党中央,不可能再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党的领导。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国焘就只能另立中央并出任主席了。否则,那张国焘由于违背了早已为全党和全军所接受的“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这一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不仅不可能再指挥得动整个红四方面军,甚至就连一个人都指挥不动。后来张国焘叛党,就连自己的警卫员都带不走。

  当年,尽管张国焘在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就看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可是他所制定和坚持的那个政治路线,同样也是错误的。然而当年以博古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不仅拒不承认他们所执行的那条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且还更不把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和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真相告诉那些在根据地率领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领导人。从而使那条犯下滔天罪恶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和全军长达四年之久。而直到“延安整风”,才整出了事实真相。全党和全军这才直到,把持了党中央四年之久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实际上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是苏联人的提线木偶,而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是王明的提线木偶。

  当年,由于苏联人的眷顾,历史的确给朱德、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王明、博古、甚至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这些人,都提供了充分的展示他们自己才能的舞台。只是由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些“观众”看不上他们,顺手就将他们从历史的表演舞台上打了下去。于是,这些人就只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到自己在历史应有的位置上去就位。从此,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国革命当年艰难曲折的胜利过程,清晰地告诉了今天人们,没有毛主席的超凡智慧,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因此,“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说,纯属是篡改历史的胡说八道。

  早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毛主席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用科学的分析,详尽的阐述,精密的论证,不仅充分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而且更是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然而尽管毛主席所指明的方向和所开辟的道路能够很快就被广大的基层指战员所接受,但却就是长期不被党的主要领导所认同。其原因就是广大的基层指战员通过红军能够不断地以弱胜强这样战斗胜利的实践,切身感受到了毛主席所指明的革命方向和所开辟的革命道路的正确。而躲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吃着洋面包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深入实际这样的切身感受,又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

  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再到李立三,这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尽管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这三人都是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泡大的。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更是不仅接受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泡,而且还更是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一夜成功经验的洗脑。

  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逻辑科学的营养,因而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毒素。所以在这种文化中泡大的人,不仅没有探求未知世界的精神、能力和勇气,甚至都缺乏通过科学的逻辑分析来辨别是非的能力。

  实用主义者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傻子过年看隔壁”。因此在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我国传统文化浸泡大的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都不用苏联人为他们洗脑,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夜成功,让他们自己就为自己洗了脑。从而对中国革命也能一夜成功,深信不疑。

  当年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遵义会议”前的那些党的领导人,看的“隔壁”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而后来的改革开放,看的“隔壁”又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邓小平在访问美国途中的飞机上就曾经对随同出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这种认识,是典型的懦夫懒汉思想,是没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突出表现,是认识问题能力低下的明显反映。邓小平只是看到跟美国搞好了关系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都富起来了这个表面现象,而却没有去探究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为什么能和美国搞好关系?而只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就一定能富起来吗?

  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能够富起来,并不是因为和美国搞好了关系,而是因为与美国围堵我们新中国并阻止我国统一的战略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美国坚决控制的全球十六个战略咽喉要道之一,因而美国必须扶持新加坡,而且新加坡不过就是个弹丸之地的城市国家,所以富起来很容易;而香港的富起来,主要的就是对我国大陆所做的那些大量的转口贸易,甚至还包括走私;台湾和南朝鲜是美国分裂我们中华民族的楔子和美国围堵我国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前沿,因而美国也必须进行扶持。所以,就是由于能否富起来与美国围堵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同是亚洲国家的菲律宾,尽管不仅与美国的关系比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与美国的关系更好,而且还更是我们亚洲的第一个所谓的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和美国曾经的殖民地。但就是由于在当年美国围堵我国的战略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于是,菲律宾不仅当年没有富起来,而且直到如今,还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不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能富起来,而凡是对美国围堵我国战略有用的国家,才能富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的指引和列宁的亲自领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取得了胜利。而之所以只有毛主席能够创立毛泽东思想,是由于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才真正了解我们中国,只有毛主席才真正地接地气。像瞿秋白和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等这些党的领导人也不想一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下,我国的产业工人有多少,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多大,我国无产阶级形成的时间有多长,我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意识有多强,幻想着依靠工人阶级并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开展城市的工人起义,我国的革命就能成功。特别是博古和张闻天等,更是愚蠢得都可笑。他们依葫芦画瓢,在根本就没有近现代化产业的中央苏区,动员起一些手艺人、店员、挑夫和少年儿童等,也像苏联红军那样,不仅组建起了什么工人师,少共国际师,而且还更是将那个所谓的工人师,命名为了是中央警卫师。

  当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场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就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族革命。反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因而就不能像孙中山那样,只敢反对我国的封建皇帝,而不敢反抗侵略、压迫我们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封建,就是要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

  从晚清时期开始,我国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近现代产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国的民族产业发展的极为缓慢,因此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非常弱小,从而根本就承担不起引领我们中华民族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责任。所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就是屡战屡败。因此带领中华民族推翻压在头上的那三座大山的历史责任,也就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了。

  我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它的对立阶级我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又迫使我们中华民族必须尽快地完成民族革命,从而争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好在当时我国的社会状态,还处在半封建状态。广大的农民,还正在遭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我国的农民,又历来就有起义造反的传统。于是,在广大的农村,毛主席为我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可靠的同盟军,从而使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最强大而忠实的力量。但是,不用说还生存在小生产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就连当时我国无产阶级,也由于形成的时间太短,也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应有的那种自觉的阶级意识。对此,毛主席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思想教育。

  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夜成功,而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艰苦漫长过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仅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而且更在于我国与俄国的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十月革命前夕,只有二十万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街头演讲这样的广泛宣传,彼得堡的上百万的工人、妇女,包括原沙皇政府的军人,马上就加入到了革命的阵营里来。因此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起义的工人、妇女和士兵立刻就攻占了冬宫,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马上就完蛋了,十月革命一夜成功了。

  十月革命的一夜成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论断的英明伟大。只是理论能否说服人,不仅在于理论是否彻底,而且更在于被说服者的素质。在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比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程度高,而且西方文化中的逻辑科学,也更容易使人接受理论的分析与说服。因而俄国的工人阶级在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马上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说服,从而一拥而起。于是,十月革命便一夜成功了。可是当时的我国,不仅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而且更是由于在“傻子过年看隔壁”的这种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文化中浸泡得太久,因而很少去相信单纯的理论上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相信眼见为实。所以,仅是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我国的武装革命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建国,即便在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下,总数量多大四亿五千多万人的中国人,也不过只有少量的一、二千万人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而四亿多人的这个在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传统文化中浸泡得太久的大多数,则是苶呆呆地在一旁充当着历史的看客。这其中,如果不是毛主席找到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具体的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办法,那么我国的革命,肯定会更加艰难。打土豪,报仇雪耻;分田地,获得物质利益。当年,毛主席就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一眼见为实的办法,先把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动员到革命队伍中来。而后,再用无产阶级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有贫苦农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才取得了成功。

  就是由于在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传统文化中浸泡得太久,从而导致了有些人不仅认识问题的能力低下,而且思想境界也更是不高。因此当年毛主席的那些战友与毛主席的一生关系,这才有像任弼时等那样的是有终无始,有像刘少奇和林彪等那样的是有始无终,也更有像彭德怀与张闻天等那样的是既无始、更无终。而在中国革命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上的,第一人那就要属罗荣桓元帅了。所以当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主席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这首诗。在诗中,毛主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里,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今君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的确,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过程中,高瞻远瞩,高风亮节,光明正大的毛主席不仅曾经多次遭到过像鸟雀那样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挤和打击,而且还更是经常要受到见识只如同老母鸡一般的那些人的质疑和冷嘲热讽。譬如当年毛主席反对攻打赣州,而顾作霖就扬言“等攻下赣州之后,再和他老毛算账”。而建国后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发动的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进程而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更是遭到了一些小人使用火上浇油这种战术的暗算。

  据说王震上将在改革开放十五年之后的临终前曾经说过:“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这话确实不假。高瞻远瞩的毛主席不仅比普通的常人看得远,就是比周恩来和朱德等这样的伟人,也同样是看得远,看得深,更能洞悉事物的本质,更能洞悉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和结果。因此,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建设事业才能卓有成就。一个人的肌肉再强健,而如果没有骨头,那也只能算是一个软体动物。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所以毛主席优先发展以“两弹一星”和运十大飞机等为标志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塑造骨头。而刘少奇主张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就只能算是为中华民族化骨添肉。骨头能够带来骨气,而添肉只会增加肉感。骨气不仅能够使自己更加勇敢,而且也更会让他人感到凛然。而添肉不仅能够使他人心生邪念,而且也会让自己产生媚颜。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打败了美国野心狼。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却和美国形成了夫妻的关系。

  历史的事实告诉了今天的人们,在毛主席走上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的党中央,实际上不过就是表面上是共产国际而内里却是苏联人的传声筒。因此,在毛主席走上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屡屡遭受挫折。而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国革命也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于是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才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就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伟大、光荣和正确。毛主席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拯救者,而且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魂。是毛主席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是毛主席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不永远地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永远地崇信毛主席,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永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全中国人民深情地宣告:“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哥们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确,中华民族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赶走了骑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尊严。而也只有毛主席,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这一点,毛主席不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诋毁、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主席,在我们中国几乎都成为了一种时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消息:“十二月四日、十二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罗某某侮辱成吉思汗挂像案开庭审理。罗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日,被告人罗某某在银川市滨河新区音乐文化广场“锡林浩特”蒙古包内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挂像,并拍摄视频于当晚发布到“快手”网络平台,后该视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内大量转发,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部分群众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严惩涉事人员。该视频的传播和转发给我市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庭审、举证、质证,结合案件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被告人罗某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并在庭审过程中就其所犯罪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表示歉意。”

  罗某某因为侮辱成吉思汗挂像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这则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有人在借用法律的手段,来制造民族分裂和国家的动乱。

  成吉思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帝王,而且也更是蒙古族人心中的英雄、乃至是人文始祖。在成吉思汗的身上,寄托了蒙古族兄弟的深厚情感。因此,侮辱成吉思汗,也就等于是侮辱了蒙古族兄弟。所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不为过。

  罗某某被判刑的罪名,很可能是《刑法》第二百四十九条所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从姓氏和行为上看,侮辱成吉思汗挂像的这个罗某某,决不可能是蒙古族而更像是汉族。

  罗某某因侮辱成吉思汗而被判刑这则消息传出的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也是八十年前南京大屠杀开始的那天,也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公祭日。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赴南京,参加了公祭仪式并在活动结束后,会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

  长久以来,汉民族不仅承受了太多的民族苦难,而且还蒙受了太多的民族屈辱。

  历史上,汉民族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长江、黄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两河流域,也是一个最适合农耕的地方。农耕文化的温柔,就像是“暖风吹得游人醉”这首诗所说的那样,孕育了和平、善良、勤劳的汉民族。特别是由于受孔子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种思想的毒害,儒化后的中国人不仅缺少了勇敢。而且就连血性,也都泯灭得差不多了。然而在这个全世界最大而又非常适合农耕的两河流域的北方,却还有着一片只能游牧的大草原。塞北的狂风,吹硬了一个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和一代代强悍的游牧人。于是两千多年来,汉民族遭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无数欺凌。灭了六国而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不得不修筑万里长城来抵御北方匈奴人的侵略;强汉盛唐,不得不靠屈辱的公主和亲,来换取国家的安宁。以至于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山甫,悲愤地写下了“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和“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这样的诗句;而到了南北两宋,更是不得不靠不停地给辽、金、夏“输币”,这才维持了三百多年的窝囊统治;有明一代,不用说要把秦汉留下来的夯土长城加强为砖石结构,以抵御蒙古骑兵的进犯。甚至就连几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倭寇,也是搅得大明王朝二百年不得安宁。以至于戚继光不仅成为了抗倭名将,而且还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中华民国刚刚驱逐鞑虏而恢复了中华才十几年,日本人就又打上了门来。面对日本的侵略和欺凌,对内如狼而对外却如羊的蒋介石,就是坚决地不抵抗。而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直到中国有了毛泽东思想,汉民族这才彻底结束了这不幸的历史,这才彻底改变了这悲惨的命运。

  一九五○年六月,就在新中国建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侵入朝鲜准备灭亡朝鲜并威慑我国。眼看历史上的不幸命运就要再次降临,然而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组建了志愿军并派自己的儿子打头阵去抗美援朝。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和南朝鲜伪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

  汉民族真的又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侮辱了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挂像的罗某某因为煽动了民族仇恨,进行了民族歧视,因而被判刑。然而由于同是汉族人,于是诋毁、贬低、矮化、丑化和妖魔化的李锐、幸子陵、茅于轼和袁腾飞等,也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著名的汉族诗人郁达夫曾经用这样的诗句,总结出了汉民族总是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英雄人物产生的民族,是低等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人物产生但却不知爱戴的民族,是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

  在汉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也的确曾经产生过一些像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袁崇焕和史可法那样的民族英雄。然而这些民族英雄中,像文天祥、史可法和陆秀夫那样由于拒不投降而死于侵略者之手或是蹈海而亡,是毫不奇怪的。可是像岳飞和袁崇焕这样被自己的同胞杀死,就极不正常了。

  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所害,是由于岳飞北伐要迎回徽钦二帝的行为,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可是在岳飞被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所害时,满朝文武,却只有韩世忠一人产生过疑问。而当袁崇焕被崇祯皇帝磔杀时,围观的人们还争相购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来的肉。把民族英雄错当是民族的罪人,突出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认知能力。一个有了英雄人物产生但却不仅不知道爱戴,反而还皆曰可杀的民族如果不挨打,那真就奇了怪了。

  即使到今天,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外来威胁,也远远没有过去。在对前苏联的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美国对我国是扣货轮、炸使馆、撞飞机并殴打外交官。而我国却把和美国的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升为了“夫妻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只能“斗而不破”。

  美国当地时间的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刚刚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并拿下了二千五百三十五亿美元的商业订单后才一个多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却不仅把我国定位是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更是认定我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而在此之前的十一月三十日,特朗普政府还公开宣布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对此,我国却仍然坚持合作共赢。

  一个当别人已经明确表示把自己当作是敌人而却不敢承认自己有敌人的民族,不仅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更是危险的。居安而忘了思危,危险就一定会来。

  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产生过毛主席这样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因此我们这个民族,诀不是低等的生物之群。然而我们如果再不对毛主席衷心的爱戴,那我们会不会重新沦为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呢。所以,今天在对待毛主席的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不只是我们每个人的阶级情感和民族情感,而且还更能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甚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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