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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跨出关键性一步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16-11-05 19:17:3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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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崛起,要么毁灭,绝没有第三种选择。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基本接受了中国左翼这个历史判断,指出“当今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历史挑战也前所未有。”两个前所未有,就是对十字路口的官方概括,是当时党内外复兴力量的政治共识。十八大之后,习总领导全党再次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几乎已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尽头,再有一步就要踏上崛起或毁灭的历史临界点,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王子的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摆在了13亿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你关心也好,不关心也好,无论你是忧国忧民,还是醉生梦死,都不会躲过这个崛起或毁灭的历史选择。虽然幸福可能会因为你漠不关心而擦肩而过,但是灾难决不会因为你漠不关心而擦肩而过的。无论是当年遭受八国联军和日军入侵的中国,还是今天遭受美国侵略的伊拉克和利比亚,炮弹都不会因为你对国家灾难漠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中国人民应该振作起来,携手跨越毁灭的威胁,迎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

  一,习总领导全党跨出了民族复兴第一步

  十八大以来,习总领导全党在四个方面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跨出了极其难得的第一步,初步刹住了中国继续滑向毁灭深渊的危险。这是来之不易的极其艰难一步,也是决定命运的至关重要一步。

  第一,实现了由分权制改革向集权制改革的转变,由党政分开的改革回归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步对挽救党和国家极端重要,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遵义会议。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分权让利,党政分开”,就是这个改革基本原则把中国推向了大崩溃的边缘。

  首先,就分权式改革而言,其本质就是纵官为贪,牺牲百姓。所谓分权让利,是指把中央各部门官员的权力分给地方官员,而不是把权力分给老百姓;让利也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利,也不是向老百姓让利。说到底,分权让利是调整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并且这种调节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向调节。

  这种反向调节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官权泛滥,对上解除了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约束,对下解除了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大众的约束,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权力真空和空前的官权泛滥。地方官权泛滥的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的皇权,我们多次指出的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就是过去皇帝也做不到的事情。而现在随便一个县长镇长和院长校长就能够做到。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腐败,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私有化泛滥,都是官权泛滥的结果。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中央集权搞得比较好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的时期,相反,凡是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的时期,都是国破家亡的时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全都站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最终全都是毁于官权泛滥。

  当初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分权式改革,把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男人变成官员随意驱使的奴仆,把女人变成官员任意玩弄的婢女,就是为了把官员变成老百姓的对立面,以便彻底摧毁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建立和巩固邓小平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是,短视的邓小平没有料到,他在摧毁毛主席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制度根基——中央集权制。

  其次,就党政分开的改革而言,可以说是彻底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执政党,一旦实行了党政分开,共产党也就无政可执,就会像中世纪的僧侣集团那样,完全变成寄生性集团。结果也只能象中世纪僧侣集团那样,虽然还有统治阶级的第一阶级名义,但是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很快就被推翻了。

  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误导了中国,同时也误导了苏联和东欧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原则。苏联东欧垮台和解体的悲剧,就是与此有关。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强调,苏联东欧的垮台,与其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邓小平错误改革诱导的结果。这一点连戈尔巴乔夫都看到了,当被问到苏联改革悲剧的根源时,戈尔巴乔夫只回答了一句话:苏联没有邓小平式的人物。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的改革逻辑和中国是一样的,之所以苏联垮台而中国没垮,就是由邓小平军头身份的强硬路线决定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只答对了一半。中国之所以没有垮,是因为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了苏联垮台这一步,事先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大演习,打造出了能够反对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人民大众以及她的代表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力量都已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彻底丧失信心时,挺身而出,率领人民群众誓死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才保住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使中国没有变成第二个惨遭解体的苏联东欧,没有变成第二个血流成河的中东国家。

  多年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一直坚决反对“分权让利”和“党政分开”的自杀式改革;一直强调指出把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通过党政分开把执政党变成旁观党,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党内腐败势力以及党内腐败势力的代表汉奸右派设立的政治陷阱。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踏入这个政治陷阱。由于党政分开是当时不容置疑的改革纲领性原则,反对这个原则必然要遭到从国家到单位方方面面的严厉打击,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虽然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是,毕竟熬过了最残酷的严冬,坚持到了重庆千日维新,坚持到了十八大,坚持到了习总最终扭转这种自杀式改革的今天。

  第二,迈出了意识形态回归的重要一步,实现了由各种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变,但是毕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堵塞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前面所述中国走上自杀式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的。所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问题,是当今中国十分迫切的问题。

  而比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可怕的,是强制推行猫论,强制全民族信仰金钱。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怕的,但是一个民族只信仰金钱,比没有信仰更加可怕。就是因为没有了人的崇高信仰,只剩下动物的感官追求,所以各种西方思潮才趁虚而入,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才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全面指导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全民族的基本信仰。

  后来,当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上述三大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要夺取政权时,便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决反击。但是此时的反击已经为时太晚,因为中国已经放弃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失去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没有了用主义反对主义的道义力量,而只能用行政权力和国家武力去反对三大主义的颠覆势力。

  虽然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提出了一个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可是“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全面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如此以来,中国便把自己置于了道德弃儿的地步,变成了全世界道义教科书的反面例证,几乎全世界的竞选者都把在道义上批判中国,变成了捞取百姓选票的主要手段。

  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作为共产党不信仰共产主义,而公开高举金钱旗帜,结果就是不仅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崩溃,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信任,就是强制全党全民信仰金钱、信仰西方、信仰共产党的敌对理论和主义的结果。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投入的批判超过任何一个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虽然人有自私的一面,但是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决不能鼓励人的自私,更不能把自私写在国家的旗帜上。虽然信仰是当前不能实现的,甚至是一辈子和几辈子都不能实现的,但却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根本区别。有信仰的社会就是人类社会,没有信仰的社会就是兽类社会。而一个兽类社会,无论经济怎么发达,也绝不会被文明世界所接受。这就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竞选,都把中国作为反面典型的根本原因。

  现在好了,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回归。十八大以来,中央拨乱反正方面耗费精力最大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几经起伏波动,几次反复拉锯,目前终于确定了方向,就是“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共产党的所有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了这个初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整顿和发展,就有了政治方向。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也就会由目前形式的转变进而发展成为内容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使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又重新找回了人类社会的信仰,并且是人类最崇高的信仰——共产主义。

  第三,反腐败提振了人们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过去民间有句话,叫做“不反腐败亡党,反腐败亡国”,表达了人们对党和国家未来的高度失望。十八大以来,“零容忍全覆盖”式的反腐败运动,提振了人们对党和国家克服腐败的信心,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在反腐败的力度上,现在不如江泽民时代那样对贪官大开杀戒,而是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政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刑不上大夫”的古代做法,但是在反腐败的广度上却是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覆盖面。就拿现在网上流传的“天津市委市政府集体被捕”的名单来说,被抓捕的天津市干部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从上到下完整无缺的市委市政府庞大机构。如此广大的覆盖面,的确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

  虽然反腐败本身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他对振奋人心的作用是巨大的,能够恢复人民群众对党的希望、期望和盼望,为进一步解决中国各方面问题打下坚实的民心基础。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正全面铺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一步,具有重铸乾坤的历史作用。此前我们曾经多次讲过,西方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军队和传教士实现的,走的是战争崛起的道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纪不能重蹈战争崛起的帝国主义道路,而只能实行和平崛起。开辟和平崛起道路,是中华民族复兴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将由此开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语)的崭新发展道路。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不能依靠战争和宗教,而只能依靠两条——经济和文明。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经济发展道路;大众政治文明,就是中国崛起的文明武器。那些右派和党内健康力量,总是一提大众民主就误以为我们是要走回头路。其实不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是未来人类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精英政治的新的政治文明。只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只讲一带一路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武器。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重要作用在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正在像习总所讲的那样,把整个世界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主动融入和推动这个历史发展大趋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就是中国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沿着和平崛起道路,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的重大历史步骤。

  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世界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掠夺性开采,几乎已经挖光了中国的所有资源,中国未来庞大经济的运转,只能依靠世界资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否则,中国经济就只能走向全面崩溃。就这一点而言,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战略,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战略。所以,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血管大动脉一样,维护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阐述。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率领世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战略。

  二,现在必须迈出生死成败的第二步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组织上展开反腐败运动,意识形态上回归马克思主义,外交上实行一带一路战略,已经迈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将带来什么结果,是再上一层楼,还是半途而废,就取决于接下来的第二步了。上述这四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最终是伤敌还是伤己,就是由接下来的第二步决定的。第二步是生死攸关的最关键一步。

  上届领导班子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其中“以人为本”,建立“五有社会”和“和谐社会”,在道义上完全占据了历史和世界两个制高点,这也是当时中国能够挫败西方“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就是因为没有落实和保障的第二步措施,最后只能是无疾而终。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特别是上述四个方面已经形成了民族复兴宏大战略的第一步,规模和气势都远远超过科学发展观,成本和风险也远远超过科学发展观,一旦第二步踏空,上述第一步那四个方面的双刃剑作用,必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来灾难性后果。那么第二步怎样做才能不使第一步踏空呢?

  第一,在政治上要把加强中央集权和扩大百姓民权结合起来,把中央集权建立在百姓民权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指出,十八大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拨乱反正,挽救中华民族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得到证明。同时我们也多次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的一条真理。

  习总最近在三个自信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什么叫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对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自信。正是这个自信告诉我们,解决当今中国问题,需要的不是地方分权,而是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讲就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央集权是建立在官权基础上,就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那样,那对13亿中国人民来讲就是灾难,对中华民族来讲就是灾难,特别是在当今网络社会基础上,建立在官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随时都会在官权泛滥和民众造反的大潮中轰然倒塌,即使是凭借武力勉强能够存在,也会因为国内矛盾尖锐而无力抗拒西方帝国主义,最终只能成为苟延残喘的西方帝国主义附庸。可是,如果把中央集权建立在百姓民权基础上,则会对内对外同时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正能量

  一方面对内来讲,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相结合,以百姓民权为基础,中央集权就会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变成老百姓约束地方官权的依靠,变成老百姓改造社会,战天斗地的工具,老百姓才会自觉地把国和家看成是一体,平时为国尽力,战时为国尽忠。世界各国语言中只有汉语把国和家放在一起,合称“国家”,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对外来讲,在国内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情况下,只有中央集权制,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潜在能量全部激发起来,形成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甚至敌人不敢正视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连那些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战时也要采取中央集权的根本原因。至于战争结束时西方国家放弃中央集权,不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好,而是因为资本集权的需要。

  谈到这里,或许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行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相结合了。因为中央集权具有巨大的威力,百姓民权能够决定中央集权的性质,两者相结合,中华民族就无敌于天下。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什么,美国总统尼克松就答应什么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当今中国面对日本抢占钓鱼岛、美国割让中国南海、韩国在中国家门口安装萨德导弹等一系列侵略和围攻行为,而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民众是战争之本,是胜利之源。这个道理经过我们国家一再宣传,连那些研究中国几十年的西方国家,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并且正利用这一点,在一步一步地向中国进攻,把中华民族再次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二,把反腐败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以此来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和习总周围。可以说本届领导班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零容忍,全覆盖”的反腐败运动,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在过年时把习总画像和毛主席画像一齐请回家中,就是不走过场的反腐败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把希望寄托在了习总身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反腐败本身并不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老百姓拥护反腐败,主要是为了维护天地正义,如果这种情感一直落不到实处,老百姓的热情和希望就会冷下去,反腐败带来的巨大反压,就有可能压垮反腐败的力量。当年国民党内部的反腐败力量,就是被这种巨大反压所压垮的。

  因为腐败直接危害的并不是老百姓利益,而危害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破坏的是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所以,只要腐败现象没有覆盖整个官场,而只是少数现象,依靠官场内部的健康力量,就完全可以解决腐败现象。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能够轻而易举解决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腐败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不仅不再会危害官僚集团的利益,不再会破坏官僚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反而会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普遍利益,成为把官僚集团凝聚成一个拳头的利益纽带。此时如果反腐败,特别是大规模反腐败,都会引起官僚集团的整体反抗,对官僚集团内部的反腐败力量形成巨大反压,最终会彻底压垮内部的反腐败力量。这时如果没有民众力量的支持,反腐败运动必将难以善终。当年蒋经国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是这样失败的。建国后毛主席讲,多次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不成功,也是失败在这个地方。所以最后才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发动群众具有多种形式,不仅仅是文革一种形式,拿破仑和普京的成功,也是发动群众的结果,今天中国把反腐败和惠民生结合起来,同样是发动群众的形式。今天的反腐败惠民生,就是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当年如果只打土豪,不分田地,老百姓就会对打土豪失去兴趣和支持;同样,如果今天只反腐败不惠民生,老百姓同样也会很快丧失兴趣和支持。目前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反腐败轰轰烈烈,查处的腐败分子不计其数,天津市查处的腐败分子,从市委书记到下面的厅局长,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市委市政府。可见现在腐败分子数量已多到什么程度!现在腐败分子的贪腐金额,又都是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几乎个个都是天文数字。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反腐败反出来的的巨额贪腐资金哪里去了?可能有人会说,这些腐败资金进入国库变成了财政收入。这样做,恰恰是切断了反腐败与惠民生之间的利益联系,造成反腐败与惠民生之间相脱节,把反腐败变成了既得罪官僚又不讨好百姓的政治游戏,最后除了安排几个得力干部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反腐败查处的巨额资金,用于改善民生。比如建立大病保障基金,对患有癌症绝症等大病的普通民众实行免费医疗,这是当前基层百姓最为生死攸关的天大问题;还可以用来建立教育基金,对普通民众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这是连古巴朝鲜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早就应该做到。现在用腐败资金来做,又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更是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如果用腐败资金建立了这一系列针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保障制度,把反腐败和惠民生联系起来,让老百姓尝到反腐败的实际甜头,老百姓就会像当年豁出命去拥护“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同样会豁出命去拥护“反腐败惠民生”的政策。此时的反腐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会像普京那样,形成新时期发动群众的新形式。

  这样做还有一个巨大作用,就是对腐败分子形成真正的灵魂震撼作用。当腐败分子看到,他们冒着巨大风险所贪腐的资金,最终全用在了老百姓身上,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的灵魂和价值观就会受到深深的震撼,即使是完全从个人利益来考虑,许多人也会放弃贪腐之路。再加上,当包括底层百姓在内的人人都有了福利保障之后,许多官员也就没有必要再贪腐。如今许多官员贪腐,并非完全是主观品质造成的,社会缺乏福利保障也是推动许多官员走上贪腐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他们看到那么多老百姓因为没有福利保障,一场大病就要倾家荡产,并且倾家荡产也仍然救不了命的时侯,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很难保证他不为亲属着想,去捞一笔钱作为自己亲属的个人保险。可能最初仅仅是为亲属着想,但是这个口子一开,也就刹不住了,由此走上了腐败这条不归路。从这个角度来讲,许多贪官甚至绝大多数贪官,完全是被这个穷人没有保障的社会逼上腐败道路的,是典型的逼良为娼,逼良为匪,逼上梁山。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包括那些贪腐干部都是好的,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就目前而言,即使是还没有机会把腐败资金用于民生,也应该立刻着手解决一些老百姓最为关心、与老百姓利益最为密切的重大民生问题,至少是不能再继续出台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比如遏止目前疯狂暴涨的房价和副食品价格,房价和物价反映政府的良心,所以政府要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房价和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情况却是相反,一边反腐败得罪官员,一边实行价格市场化,推动价格上涨,得罪老百姓,如此下去,岂不是把中央自己逼上绝路?所以,反腐败应该与惠民生结合起来了。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要与建立吐故纳新的自我净化功能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新班子成功的地方,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这个问题虽然不像反腐败那样轰轰烈烈、尽人皆知,但是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反腐败。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文明多么悠久,一旦意识形态被摧毁,整个国家被摧毁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要想逃过厄运的概率几乎是等于零。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八大以来以恢复和重振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对东方文明的自信、对民族复兴的自信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终止了中国在解体道路上的滑行,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成就。

  但是,回顾四年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次整顿就会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弹特别频繁,每一次整顿的结果,都是很快又回到原有状态,意识形态各个部门又会被反共反华的极右势力重新占领,左翼爱国力量又会再次陷入被打压被封杀的状态。以至于著名的右翼学者吴稼祥由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每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斗争,结果都是比以前更右。他们认为,中国左翼就是在这种“右翼猖獗——进行反右——结果更右”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被边缘化和妖魔化,最终变成了一个负面的敏感词汇。中国意识形态也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被瓦解,最终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东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几乎已经被打扫干净,特别是在大中学校里,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用来批判的负面东西,包括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内的绝大部分教师,无不以嘲弄和践踏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作为课堂的调料。

  这种恶性循环如果放在改革开放的以往时期,往往是经历一次反复中央也就认栽了,从此任凭意识形态极右思潮泛滥成灾,闭起眼睛来不再过问。但是十八大以来,新班子似乎已下定决心,非要把意识形态扭转过来不可,所以几经反复,纵然坚持不懈,目前已形成了四年来的第三次整顿。可是,如果不找出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反弹的根源,不解决这个反弹的根本问题,那么无论整顿多少次,结果也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并且会一次比一次更加西化,更加极右。上次反弹就是典型,当时居然把以反毛反共反华而著名的美国水军司令薛蛮子,请到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为中心嘉宾,委托此人担负起中国网络舆论的主导责任。如果不是北京市公安局和国安会及时出手,逮捕薛蛮子终止了这场闹剧,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反复的问题根源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意识形态部门缺乏吐故纳新的自我净化功能上。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坚如磐石的重要基础,无论爆发什么革命,怎样改朝换代,所建立的社会也仍然是封建社会,并且还是越来越完善的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同样是具有意识形态自我净化功能,所有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东西根本没有存身之地。我们曾经问过西方记者,在美国骂耶稣,在英国骂女王,在日本骂天皇,会有什么后果?所有的回答都是,即使不承担法律后果,反对者的社交大门也会就此关闭,根本不可能在原有圈子中再生活下去。就是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而今天中国意识形态却缺乏这种自我净化功能,十八大以来中央要回归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是意识形态部门却不具备净化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不仅不会净化非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会全面彻底地净化社会主义思想。这就使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每一次都是白费心血,没有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部门,不仅没有排异功能,反而形成了自我否定功能?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改革开放初开始,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反左路线,特别是把“猫论”作为意识形态,向全党全社会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强制性灌输,已经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了一种异端邪说,从而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异反应,只要一听社会主义就认为是极左,就会本能地加以排斥和否定。直到今天中国的媒体和出版社,只要没有领导专门批准,没有一个编辑敢于刊发左翼一个字;同样,只要没有领导专门禁止,没有一个编辑会拒绝刊发右派一个字。这种状况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自我排异和自我否定功能,或者说是反向的自我净化功能。上届领导班子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央这个层面果断停止了反左的提法,但是由于没有指出邓小平反左是错误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排异和否定功能仍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思想就仍然是意识形态排斥的对象。这也是我们左翼爱国力量坚持批邓的原因,不批邓社会主义思想就根本无法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其次,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社会主义自信和东方文化的自信。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这个国家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应该是到处宣传的东西。就像当初新中国和今天西方人一样,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特别是美国,从奥巴马到普通记者,在任何场合都十分自豪地宣传它的意识形态,只要看到违背本国意识形态的东西,就要自觉进行抵制和批评,就像当初新中国总是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如今西方国家总是批判中国“人权”一样,即使是身在对方国家也照样批判,以此来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去年罗马教皇方济格跑到美国去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批判美国等帝国主义侵略和杀戮,所捍卫的就是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可是我国的党员干部,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在对外场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会使国内意识形态部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对内宣传用的,并非真的是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就容易把西方人理直气壮宣传的那一套,看成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真正价值观。由此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部门绝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斥。并且这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排斥和否定,会逐渐变成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人员的一种本能,只要没有中央专门强调,这种本能就会推动他们把反左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党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由此可见,中国意识形态反毛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共反华的倾向,已经固化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基本功能。党中央抓一下,它就向左边迈一步,只要一放松,它就又会不由自主地弹回到右派立场上。这个问题,绝不是搞几次整顿就能解决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有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要建立中国意识形态的自我净化功能,一方面必须解决吐故纳新的管理机制问题,意识形态部门不同于其他部门,不能按照一般的年头和政绩进行新老交替,而必须不断吸收意识形态部门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意识形态部门就会变成一个单纯拿工资吃饭的地方,不可能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甚至连宗教道会门的信仰都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真信社会主义,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宣扬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人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西方人不喜欢听的我们就一个字都不说。比如我们讲了三十年的所谓“国情论”,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典型的投降主义理论。说人权要考虑中国国情,等于是承认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只是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已。这种说法越说越被动,等于号召国内意识形态部门要服从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为西方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只是与我们国情不同,我们要逐渐适应。如此一来,哪还有半点儿自信?意识形态问题是个自信问题,首先是领导人要自信。当中国官员从上到下包括一个小小科长,都能在外国人面前高谈社会主义,高谈东方价值观时,中国意识形态的我净化功能,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意识形态自我净化功能需要建立的是“吐故纳新”机制,而不是“吐故纳旧”机制。吐故纳新是指不断吸纳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官场内部的自我循环。如果人员交替只是限于官场内部割韭菜式的同质交替,那只能算是吐故纳旧,属于封闭循环,这种封闭循环结果只能是加剧意识形态部门的堕落和腐烂,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比如今天的媒体管理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要想把媒体舆论控制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手中,就必须从长期从事实际斗争的广大网民中进行选拔,选拔那些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坚持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自干伍”,把他们吸收到各大媒体中来,吸收到媒体监管部门中来,这些人既有马列主义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特别是长期没有任何报酬的实际斗争,考验了他们的无私品质和奉献精神,完全可以担当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任务,是历史给我们党专门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当然,这个力量不仅限于网络方面,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可以说当今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全面崛起,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组织基础。是当今中国的一大优势。

  第四,把一带一路战略与解决“三海”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和平崛起积极地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自从八十年代邓小平用“猫论”彻底摧毁了中国道德体系和政治文明以来,后来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试图恢复中国道德体系和占据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今天习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已经占据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

  就拿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来说,就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共同愿望。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概括人民群众生死追求的口号,一个是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另一个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摘掉邓小平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野蛮落后”的帽子,努力占据并且一直占据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

  今天习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占据了当今时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制高点。它概括了人类社会各种革命力量和各个宗教的最高理想,也包括了我们共产党的理想,完全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大同世界”理想的现代版。并且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同时还确立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让全世界从中国迈出的这第一步中,就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一体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遵守和维护美国制定的世界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改变美国制定的世界规则为前提的。这就形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极大软肋。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的根本利益已经在全世界铺开,那么这些利益依靠什么来保护呢?

  首先不能依靠美国制定的规则来保护,这些规则都是奴役世界的殖民规则,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规则,跟着这个规则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只能是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做嫁衣裳”。其次,也不能像美国等帝国主义那样用武力来保护,重蹈西方国家几百年来传统的“持剑经商”道路。那样以来,也就违背了我们和平崛起的初衷,辜负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望,把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

  那么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强大力量震慑住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挑衅,凭借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规则基础上。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二个选择。这里就要处理好和平崛起与敢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平崛起是我们的意愿,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大同世界的普遍发展道路。但是,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敢于迎接战争,能够打赢战争,只有在能够打赢战争的前提下,和平崛起才能够成为现实。否则,和平崛起就是懦夫弱者的一句空话。

  和平崛起是强者的选择,而不是弱者的祈求。中国必须在能够保障本国利益和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只有在统一台湾、收复钓鱼岛、保证南海不受侵犯的情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才能够得到保障,两条丝绸之路才能够畅通,中国铺向欧亚非三大州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证。否则,如果连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这些自身领土领海都保不住,特别是连祖国统一都实现不了,那么一带一路就会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嘴里的肥肉。一带一路战略就会由辉煌的千古伟业变成惨痛的历史教训。在此,更加适用于习总那句话“打铁需要自身硬”。中国只有能够解决自己的领土领海和周边问题,才能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主动地而不被动地融入到世界一体化之中,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总之,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的的第一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能否迈出第二步。如果能够迈出第二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已经近乎成功;如果迈不出第二步,那么第一步留下的就是灾难。

  三,第二步的关键是创造出发动群众的新方法

  如前所述,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第一步迈出的结果如何取决于能否迈出第二步,而能否迈出第二步则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创造出一种发动群众的新的历史形式。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一直反复指出,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的新的政治路线能否落实,关键是发动群众。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所有社会变革,无论是封建阶级的社会变革还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发动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就更加离不开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再好的政治路线最终也只能束之高阁,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科学发展观的“五有社会”就是一个深刻教训。因为不敢发动群众,结果就是官僚富豪打着建设“五有社会”的旗号,把住房、教育、医疗等变成了与“五有社会”完全相反的暴利产业,彻底摧毁了“五有社会”的辉煌蓝图。可见,不仅革命是由人民群众完成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没有群众,就没有进步。

  但是,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对于发动群众有着天然的负面情结,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极右势力又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妖魔化文革,妖魔化群众运动,把发动群众固化为只有文革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这一代领导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就形成了十八大以来政治路线的最大障碍和枷锁。只有通过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形式,才能跨出决定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第二步。我们现在天天喊创新,其实,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创新,就是创造出一种与当今中国相适应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这个创新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创新。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就会发现,群众运动并非只有文革那么一种形式,而是具有多种形式。所谓发动群众和群众运动,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让人民大众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制度。如同同一种食材有多种多样的烹制方法一样,同样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也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实现形式。毛主席采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是一种形式,这是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最高民主形式,所以中国老百姓在拼命捍卫这种形式;拿破仑采用大炮和刺刀强制议会把民众意愿变成法案,也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形式,所以拿破仑孤身一人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后,一路走到哪里,哪里的法国老百姓就扔掉工具,成为拿破仑的士兵,当拿破仑走到巴黎时,身后就又有了百万大军;普京宁可财政崩溃也要保住俄罗斯老百姓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水电气等福利保障制度,同样是一种发动群众的形式,所以俄罗斯老百姓才变相建立了普京总统终身制。

  我们本届领导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就必须把13亿中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创造出一种与这一宏伟大业相适应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切忌因噎废食,因无法跨越文革情节而放弃群众运动本身,错过历史创造的伟大机遇。历史总是为伟大的历史事件创造出伟大的历史力量以及发挥这一伟大历史力量的历史形式。当今中国就具备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群众力量以及发挥这一伟大力量的新的群众运动形式。就这一点而已,当今中国领导人是古往今来实现社会历史飞跃的最幸运一代领导人。历史把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只要顺其自然,就能够达到宏伟大业的历史峰巅。具体来讲就是顺应民意,载舟于民意之上,撤掉专门用来对付群众的维稳力量,根本不需要花力气去稳定群众动员群众,就会形成95%以上群众的自觉支持,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这是包括毛主席,邓小平,普京,拿破仑在内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遇到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优势。当年毛主席走上历史舞台时,民意基础在哪里,并不是很明显,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民意基础,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前邓小平搞改革,民意基础同样不是很明显,是邓小平从平反天安门事件开始,一个又一个地不断满足“民意”要求,才能够不流血地恢复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特别是能够不流血地端掉工人的铁饭碗和大锅饭,同样是因为满足了当时老百姓渴望收入有差别的民意要求。可以说,邓小平能够和平地端掉工人的铁饭碗和大锅饭,与毛主席能够和平地让资本家主动把企业变成公有制,堪称是人类经济史上两大奇迹。后来普京带领俄罗斯重返强国地位,同样不知道民意基础在哪里,是普京坚持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宁可国家财政破产,也绝不废除老百姓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享有水电气等公共基础设施,由此才把俄罗斯人民发动起来,扭成一股绳,实现了强国梦。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民意基础则十分明显,既不需要去发现,也不需要去创造,更没有巨大的历史风险。这就是,政治上恢复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经济上恢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不需要达到古巴,朝鲜那种水平,能够达到俄罗斯水平就可以,俄罗斯GDP只有广东省那么多,俄罗斯能做到的,中国更加不应有问题。),外交上收回台湾,实现国家统一。这三件事只要做到其中一件特别是第一件,老百姓就会山呼万岁,能够三件都做到,东海南海问题将自行解决,周边矛盾将风流云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刻就会实现。这一代领导人就会与历史上历代伟大领导人相并列。而要做到这三件事,无论是站在民意的角度,还是站在国力的角度,都根本不成问题。就这一点来讲,仅就这一点来讲,本届许多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讲的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只有几步之遥。这个判断毫不夸张,事情的确是如此,中国的国力已经十分强大,民意基础已经形成,做到上述三件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中国高层智囊总是把俄罗斯当做失败的典型,嘲笑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广东省。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经济弱国”俄罗斯能做到的,我们反而做不到呢?为什么俄日之间的争端领土在俄罗斯手上,中日之间的争议领土却在日本手上;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划入俄罗斯版图,中国南海210万领土领海却被西方在法律上划出了中国版图;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收复车臣,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却不能收复台湾,甚至连统一这两个字都不提了?我们软弱的根源在哪里?是我们的军队不行吗?不是!是我们的党不行吗?也不是!是我们的人民不行吗?更不是!是因为我们军队和国家的腐败吗?同样不是。因为腐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人丧失了信仰和对未来的信心才会腐败,而不是腐败以后才会丧失信仰和信心。国家和军队同样如此,只有失去了明天的国家和军队才会腐败,而拥有明天的国家和军队绝不会腐败。目前中国缺少的不是物质因素,而是精神因素。这就是中国老百姓要求回归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人民看得比政府远,所以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顺应人民。尽快恢复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一旦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就自然会恢复。因为毛泽东代表着信仰,代表着精神,代表着明天。而当今中国缺少的就是信仰,就是精神,就是明天。只要拥有了这些,腐败就会不反自消,人民就会振奋精神,军队就会气势如虹,国家就会由目前的肥大国家变成强大国家。

  有人总是认为用邓小平理论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猫论”,“猫论”的实质作用就是人人自私自利,社会一片腐败,国家一盘散沙。国家经济规模再大也只是肥大,永远不可能走向强大。这是历史和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基本真理。所以,即使是抛开是非对错不论,单纯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尽快抛弃邓小平“猫论”,否则,整个党和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可能成为邓小平“猫论”的殉葬品。

  现在党内体制内总是有人担心,摘掉对毛主席三七开的紧箍咒,改变对邓小平的评价,会导致文革再来。其实这个担心没有任何必要,完全是多余的。

  一是文革时代已经到来了,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帖子,就是当年的文革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现象,是网络时代的舆论特点,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表现形式,是建立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道路”将要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习总要求全党干部上网,这个要求本身就说明,文革大字报那种大民主,完全可以和今天的民主政治相结合。并且全党干部上网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使中国共产党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头。

  二是文革那种形式永远不会再有了。人类文明总是不断进步的,革命的形式同样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新出生的婴儿会满身污秽,但是绝不意味着这个婴儿永远满身污秽。文革的大众民主运动也是如此,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就如同新生婴儿一样,浑身沾满了血腥和污秽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丢掉这个婴儿。当然,我们既不能因为分娩过程的污秽血腥而掐死婴儿,同样也不能因为是新生命的诞生就不去清洗掉污秽血腥。我们要把文革的过程和文革的意义区分开来,既不能因为过程的混乱动荡而否定其伟大意义,也不能因为意义伟大而否定其过程的混乱动荡。这两个方面都要看到,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无论怎么看,作为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成长代价,那种混乱和动荡的群众运动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可能再简单重复了。

  新的文革已经开始了,旧的文革不会再来了。中国没有必要因惧怕文革而甘愿陷入腐败腐烂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中国应该走出这个权贵富豪自我打造的心灵地獄了。境由心造,物随心转。心是什么,眼见什么。心是天堂,满眼光明;心是地獄,满眼黑暗。与其说是文革可怕,倒不如说是中国精英集团的心灵可怕,正是他们可怕的心灵,把文革的树影婆裟,看成了是鬼影憧憧。今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半夜社论”,已经跨出了积极的第一步,就是指出要把文革的时间和事件区分开来,接下来就应该跨出第二步,再把文革的过程和意义区分开来。有了这两个区分,文革的心结就能够打开,前后三十年才能够真正统一,整个民族才能扭成一股绳,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此前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天亮之前是最黑的时候,生命诞生之前是最痛苦的时候,民族复兴之前是最危险的时候。如今中华民族就处于这个时候,距离伟大复兴只有几步之遥,同样距离亡国大难也只有几步之遥。如何选择这几步,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关键的几步!如何走好这几步,既要看中国老百姓怎么走,又要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走,当然,关键还是中国共产党怎么走。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6年10月11日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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