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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

作者:民族复兴网总编:梁长江 发布时间:2016-11-02 15:02:4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作者说明:该文曾于2015年8月12日在民族复兴网发表,不久被撤了下来。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对全文做了一次修改,现在重新发表出来。文章确实长了一点,但该文试图回答无产者面临的基本问题,具有明显的探索性,不成熟是肯定的,所以用语不够精炼,论证有些繁琐。我将这一探索过程呈现给读者,是想和同志们一起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复兴问题,算作是抛砖引玉吧。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失败了吗?我认为没有失败,尽管现在社会主义遭到了围剿,遭到了背叛,但由此不能断定社会主义就是失败了,反而说明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性。试想,一个彻底失败了的、不可再生的社会制度,人们有必要下大功夫去围剿它吗?正是因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威胁到了某些人,所以他们才不依不饶地进行攻击和围剿。敌人越是反对,越是说明了她的成功。再说社会主义的背叛者,他们为什么要背叛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加崇高的理想?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民族、甚至于人类有着更高的责任感吗?看看那些背叛者,他们有理想吗?有像毛泽东那样的责任意识吗?再看看那些贪官们,哪个不是背叛者阵营中的一员?他们,别说是理想和责任了,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铤而走险,贪赃枉法,以满足其无限膨胀的欲望。背叛者的背叛是有条件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无是处,背叛者拿什么去背叛?正是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巨额财富,才是他们背叛社会主义的根本缘由。由此能说明社会主义是失败的吗?就像私有制产生那样,正是因为劳动创造了剩余产品,私有制才产生了,这能说劳动是失败的吗?背叛者窃走了财富,必然要背离人心,远离人性,这又为重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当然,社会主义本身也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是干什么的?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成功了,意味着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候社会主义就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理想,是一个现实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彼消此长、此消彼长,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这个样子。但总的趋势是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这是必然的,无论反共势力如何的猖獗,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一进程。一切以私利为目的的事情总是有限度的,一到了极限就要走向它的反面。一切反共、反人民的势力最终毁掉的只能是自己。因为社会主义同以往的一切社会运动不同,它是人类自觉地改变自己命运的运动,人们的阶级觉悟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实中无论何种势力占上风,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觉醒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家要走的康庄大道。

 

  2015年4月28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说:“我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这一句不仅仅是问候,而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鲜明表达,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性质鲜明表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表达,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鲜明表达。

  1848年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此,世界上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世界观,由此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

  一、劳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本质

  无产者以自己的劳动标志着自己的存在,劳动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劳动有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即能够创造性地生产出多于环境所能给予的生活资料,这是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区别的根本之所在。动物直接从自然环境中获得食物,不能创造更多。人类劳动从最原始的状态,哪怕是生产力极其低下,也总是有剩余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是人的劳动,而只能是动物性的活动。比如,纯粹的猎杀动物以获取食物的方式属于动物的活动;如果将幼小的动物捉回来,等养大了再宰杀就是人的劳动了。再比如单纯的采摘果实做食物,属于动物性的活动;而将果实的或者植物的籽种在地上,来年收取更多的果实,就是人的劳动了。这里体现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创造性的利用,而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规律,更不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之所在。

  第一、由于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所以是劳动者是创造了世界,而不是英雄、帝王创造了世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积累是人类从原始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决定性的因素。假如没有剩余产品,人类至今还与动物为伍,自然界的一切永远处在简单的重复之中,不可能有纷繁复杂的文明世界。所以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是世界的主宰。

  第二、劳动者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人的最高尊严。关于人格和人的尊严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向善的价值取向,是具有必然性的。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是劳动,离开了劳动,人与动物没有区别,也就无所谓人格和尊严。由于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劳动成果,人就不像动物那样完全依赖于自然,受自然律支配,而在自然面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在驾驭自然规律,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所以人就有了区别于自然物的尊严。由于人的主体性是在劳动中自己赋予自己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是独立自主的主体,所以劳动者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才享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脱离劳动的人,或者和动物一样自生自灭,或者依附在某种关系和制度上,过着寄生性的生活,这样人的不是独立自主的主体,也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劳动者崇高、劳动者至上不是一般的价值取向,而是源自于人类的深刻本质。

  第三、利他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质。人类劳动是有目的,劳动既然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更多的产品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利他性质。但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这更多的产品被他人占有,并成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劳动者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增加劳动量,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是这更多的产品总是被人掠为己有,余下的产品只能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于是劳动的利他性没有了,成了纯粹的私利性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在劳动者之外不再存在有一个剥削者的时候,劳动的利他性就会重现,这就是异化的克服。所以就人类的最基本本质而言,是利他的,自私只是私有制条件下特有的现象,不是人的绝对本质。

  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世界,而不是上帝或者天才创造了世界,私有制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使劳动被异化,人性被异化为物性。如果说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人在自然中的自立,是人类的第一次解放的话,必然再有第二次解放,那就是人类从自己制造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就是消灭剥削,消除私有制,这是无产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私有制的掠夺的本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的说法:“改革促发展,改革出效益,不改革死路一条”。还说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是改革带来了财富。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财富,改革根本无法进行。例如截止到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在改革开放的前的13年的时间里,每年保持6.8%的增长速度,怎么能说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呢?而且这种增长是实打实的,没有卖资源、卖土地、小姐服务费什么的。不仅如此,有很多建设项目根本没有往里算,大寨梯田工程该算多少?三线建设工程该算多少?成昆铁路该算多少?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根本无法估算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的基础建设和现代化也到达了相当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之前所积累的财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先前的巨大的财富积累,改革开放等于无源之水,是不可能进行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掠夺和瓜分财富的过程,每一项改革的成果都是血与泪的控诉。

  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公有制经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之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才占20%,剩下的都变成了私有。这些私有的经济并不是以传统的剥削方式积累起来的,是靠非法手段掠夺而来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没有变,在宪法的根本原则没有变的情况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公有经济变成了私有,这不仅仅是掠夺,而是非法盗窃。

  在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制经济实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体,是中国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积累起来的巨大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人们的劳动完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作为全民积累贡献出去了,工人们的工资当然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维持个人的简单生活的必要支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依赖于社会的总体发展,依赖于公共财富的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公有财富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积累;另外就是本应属于劳动者工资的部分被抽出来,作为公共积累以提高和发展劳动者生活的。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说,公有财富与全民所有制工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先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成国有企业,公有财富成为国有。企业实行全员合同制,全民所有制工人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人,不仅失去了经济所有权,而且其权利和义务完全由企业规定。这样,原来作为社会主人的、为共和国的成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可以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全民所有制的工人,一下子变成了企业的雇工,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公有财富与他们分离,成为一无所有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

  这还不算,改革的设计者们“天才”地发明了一个“下岗”的概念。企业改制之后,官僚集团对国有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使大量的工人下岗,制造这个“下岗”概念的心思是很毒的。因为下岗就是没有了工作,实际上就是失业,既然是失业,企业和社会对于失业人员应有相应的保障。而下岗则可以既不给你工作、也不给你失业救济等。更毒的是,下岗职工如果再就业,必须通过培训,在经济上已被剥夺了的工人在精神上又被否定了。改革不单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而且还一场疯狂的阶级报复。

  从原理上说,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就是拒绝公有制而走向私有制。因为工人们有了铁饭碗是公有制的必然标志,工人们失去了铁饭碗,就失去了公有制存在的理由。改革就是为了消除公有制,而绝对不是改革者所标榜的,是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如果真是这样,首先就应该打破行政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在改革者眼里,这些人的积极性要比工人重要吧?为什么不打破他们的铁饭碗以调动其积极性呢?非但不这样做,反倒要提高这些人的待遇,要以“高薪养廉”,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只有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两个阶层的人完全是两种对立的态度,这充分地显示了改革者依靠的是什么人,团结的是什么人,剥夺的是什么人。

  改革者还特别希望得到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认可和接纳,除了财富奉送之外,还竭力在政治上洗白自己,积极主动地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采取了比国际资本主义更加残酷手段盘剥工人,使得当代的中国工人的命运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更加悲惨。因为传统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仅仅是榨取剩余价值部分,而工资部分基本上与劳动力的价值相当,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工人,被榨取的不仅是剩余价值,还有劳动力的必要成本(工资)部分。如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家庭一般是三到四个孩子,或者再加上一两个老人(那时候的老人多是不带退休工资的),如果是双职工,养三到五个吃“闲饭”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只有两个孩子,生活质量就会高一些。如果像现在只有一个孩子,老人不用管,那生活就会相当不错。在国外的普通工人家庭,如果夫妇两人都有工作的话,养育两到三个孩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当前的中国工人家庭,如果养育三到四个孩子,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一对夫妻只养育一个孩子,其生活压力是相当大的。除了基本生活支出之外,子女的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支出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工资。这说明当代中国工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剩余价值,还有生活成本。

  不久前中国财政部长发表言论:“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这番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它基本代表了未来的劳资关系。

  目前欧美国家员工与雇主的关系属于传统的劳资关系。它主要是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建立和起来的。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自己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资产阶级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意识中包含一些积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无产阶级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再加上无产阶级的不断反抗和斗争,无产阶级能够争取到一定的权利,无产者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相对改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由于私有制无限度地追求资本的扩大化,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超量使用和过度开采,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去平衡并不断恶化。对此,资产阶级不可能从全局上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一己私利出发,以限制和压制一部分人的需求和生存空间来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未来的资产阶级不仅要榨取无产者的剩余价值,还要压制无产者的生命生存条件,无产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贫困,还有生存上的危机。由此可见,那位部长所言实际表明了未来资产阶级对待无产者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暴露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联合的恐怖心理。

  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知感觉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的这一物质定义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概括。但要知道,列宁在给物质下定义的时候,是基于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这是理解列宁物质定义的关键。而且,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列宁的物质定义的前提,也是一切哲学派别和思想的前提。既然思维与存在是谁也回避不了基本问题,而思维又是人的思维,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思维了。这就是说一切思想、一切哲学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人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确定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是先于物质的存在,而是说在确定物质和意识谁决定谁的时候,已经有了人的存在这个基本前提。没有人的存在,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所谓世界是以人的存在为根本条件的世界。纯粹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仅仅属于自然界,而不能称之为世界。只要提到世界,必然涉及到人,世界的一切问题,终究还是人的问题。

  既然人是世界的根本性存在,那么在这个根本性的存在中,谁又是最具必然性的存在呢?从绝对意义上说,人是根本性的存在是指所有人的存在,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的人们是互相排斥的。不能以少数人的存在否定多数人的存在,否定了大多数,就不能肯定人的存在。劳动者是人口中绝大多数,所谓的“橄榄型”或“偏平”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种幻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多的人将失去所有而以劳动为生。尽管很多人不承认自己属于劳动阶层,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其实这些人是被所谓的“知识经济”忽悠起来的、悬浮在半空中的尘埃。尘埃总是要落地的,中产阶层的人们最终会失去所有而加入劳动者的大军。所以,劳动者总是在世界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单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理解,应该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中来理解。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始终以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成本的人们都是劳动者;而以资本为工具剥夺他人的剩余价值的人都是剥削者。在任何情况下,剥削者总是绝对的少数,而被剥削者总是绝对的多数。所以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劳动者总是人类人口的绝大多数。

  劳动者在数量上不仅占绝大多数,而且存在还具有必然性。人和物一样,是世界的根本性的存在,但是人和物的存在又不同,物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而人则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存在着的,人类的存在方式就是实践,离开了实践,无法确定人的存在。而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就是生产劳动,劳动实践是人类永恒的存在方式。所以劳动者不仅是普遍的存在,而且还是必然性的存在,世界上没有了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了劳动者。因此,其他的一切阶层的存在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唯有劳动者才是绝对的、必然的存在。

  既然劳动者是绝对的存在,劳动者的意志就是绝对意志。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从绝对意义上说,自由平等是人类最根本的意志。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关键在于他是自觉自为的本体,具有先天的自由本质。但是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自由平等被剥夺,在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社会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因此,劳动者的意志就是反对剥削和压迫。因反对剥削和压迫源自于人类自由的先天本质,所以劳动者的意志具有绝对性。

  因劳动者是绝大多数的普遍存在,劳动者的意志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剥削和压迫总是少数人针对多数人的,是对多数人存在的否定,是对多数人意志的否定;反对剥削和压迫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否定。因此,反对剥削和压迫是人类绝大数人的普遍要求,也是人类的根本要求,所以劳动者的意志是人类最普遍的意志。

  劳动者的意志还具有必然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劳动的初始本质是利他的,私有制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非常小的片段,私有制产生有它的必然性,但就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现象,是对人类发展必然进程的一次背离,是人类劳动异化的表现。人类劳动最终是要回归到它初始本质的,回归到劳动的利他性,在利他的原则下,必然要排斥和反对剥削和压迫。因此,劳动者的意志不是纯粹的主观意愿,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然性。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就是无产者。关于无产者,并不是只有穷得叮当响、满街要饭的人才是无产者,或者专指工人、农民工等特定的人群。而是指在剥削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中的一切人,凡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劳动、其剩余价值被剥夺的人都是无产者,而凡是以资本为工具,一切为了资本的扩大和积累的人都是非无产者。因此,无产者就是劳动者,它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劳动者的本质,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表现。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公无私是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因为无产者是绝大多数的普遍存在,承认和肯定这个普遍存在,必然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待一切。无产者以劳动作为自己的基本存在方式,而劳动本身具有利他性质,因此,大公无私是无产阶级的最根本的属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本质必然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本来就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产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得生产劳动成为纯粹的私利性的活动。一方面资本家靠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积累和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掠走,他的劳动成了纯粹的维持个人生存的活动。这样,在资产阶级看来,人人都在为自己,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无产者的利己和资产阶级的利己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无产者的利己属于人的自然属性,为维持自己的生命过程。但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在无产者的理性中是必然为公的,没有自己的私利,只不过这种为公的理性被私有制所掩盖,一旦消除了私有制,无产者大公无私的理性便会重现出来。在现实的斗争中,无产者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了,它是私有化的产物,扩大和积累资本,不仅是满足自己肉体上的私欲,更主要的是为了控制和剥削他人,不仅有自然的私欲,而且其理性中也被私欲所占据,成为纯粹的私利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敢于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第二、无产者胸怀远大、视野开阔。既然大公无私是无产阶级的本质,无产者的胸怀必定是远大的。人作为生物性的存在是极其有限的,其生理机能还不如某些动物,但人凭什么优于一切动物、成为万物的灵长呢?关键在于人的理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的理性则是无限的。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无产者大公无私的理性被掩盖,但并不等于它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它潜在于人们的心灵。因其大公无私、胸怀博大、视野宽广,一旦被动员和发挥出来,就能产生无比的威力。而资产阶级的先天的私利性,必然使其心胸狭窄,现实物质利益占据了他们全部的心灵,其精神不断被现实的物质规律所规定,不可能再有理性的空间。所以在资产阶级看来,人除了与自然对立之外,人与人之间也是完全对立的。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就私利而言,谁都是自己的敌人,因此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三、无产阶级最有力量。由于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本质和远大的胸怀,无产者一旦联合起来便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能够创造人间一切奇迹。这一点在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而资产阶级则因自私自利的本质,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尽管当前资本主义势力显得比较强大,但这是建立在几千年来的剥削体制所形成的一套规则之上的,一旦突破这个规则,资本主义势力将不堪一击。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北朝鲜再一次地做了证明。北朝鲜不过是一个人口两千万的小国家,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她进行封锁和围剿,结果她照样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

  第四、无产阶级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力量,追求人类的永久和平。世界上只要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就不可能消除战争。资产阶级也希望得到和平,但这种和平是要求别人归顺自己的和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战争的机器总是悬在人们的头上。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只要彻底铲除私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就能实现永久的和平。无产阶级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无产阶级的战争目的是要消除一切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第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创造人类文明,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不可否认,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里推动了人类的进程,如倡导理性、发展科学、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专制等,但是这一切都是以夺取政权为条件,一旦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便会反过来限制人类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和完全被物质规律所支配的认识论,不可能创造人类文明,不可能创造丰富多彩文化,最多在人的生物本能方面做点文章。如弗洛伊德的本能欲望,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等。

  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思想家无不是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否定。如《俄狄浦斯王》、《玩偶之家》、《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祝福》等都是对私有制所导致人的命运扭曲的叹息。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明确称颂赞成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思想家对私有制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们看来物欲横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存在是绝对不符合人类理性的。如柏拉图认为因为私产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他在《理想国》中强调,统治者的基础是知识和智慧,而不是物质财富。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一段经典台词:“金子啊,你是多么神奇。你可以使老的变成少的,丑的变成美的,黑的变成白的,错的变成对的……”这就是对私有制社会里的拜物教、金钱至上的无情揭露和批判。

  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然平等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他认为,社会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这就是意味着,人本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类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自由平等的彼岸。

  康德先的天理性原理清楚表明,人首先是一个理性存在物,而不是纯粹的被物质欲望所左右的经验性的存在。人作为理性存在,除了现实利益的欲求之外,还有道德、信仰等理性的方面的追求;如果人作为纯粹的经验性的存在,那就只会关注现实的感性的东西,在这里是找不到道德、信仰的根据的。显然,康德对资产阶级只看现实利益的片面性是极为反感的。康德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渴求知识,有所发现。”“曾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生命有其尊严。但我却轻视一无所有的大众。是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越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有用,除非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康德以他的方式表达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

  就是专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黑格尔,也不能肯定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真理在于实体即主体”,这就是说,实体不是僵死不变、被动的纯粹客体,而是自我实现自我行动的主体。这里的关键就是实体是什么,如果实体是人,人作为世界的实体而存在,那么人就是自觉自为的主体;如果这个实体是无产阶级呢?无产者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必然性存在,肯定具有实体的资格,这样一来无产者就是自觉自为的主体,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回归到人的绝对本质;如果将资产阶级设想为实体会是什么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要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规律,而将人的因素统统排斥在外,这将使人越来越受物质规律的支配,人们离自己的本质越来越远,永无回归的可能,这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说的“坏的无限发展”之中,人类最终走向穷途末路。

  人的初始本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一方面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产品,表明人的本质具有利他的性质;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物中的主体,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奴隶。无产者一无所有,完全是以自己的劳动表明自己的存在,因此无产者最接近人的本质。

  人类的本质在于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自然规律,所以人类才有了今天的文明。创造人类文明的绝对不是什么大师或者精英,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无产者,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探索出不朽的思想和理论,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一部无产阶级的经典艺术作品,应该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目前该剧在美国上演引起轰动,但美国人未必真正理解这部作品。

  首先该剧立意非常深刻,她关注的是人类整个命运的问题,这相对于以爱情为主题的不朽之作来说,无疑深刻了许多。《红色娘子军》描写了一位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奴隶转变成一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之所以说该剧是经典,就在于她里面的每个动作、每个场景都表达了无比深刻的思想内涵。例如,第一场“常青指路”中,吴清华的连续四个“倒踢紫金冠”,鲜明地表达出苦难与不屈的精神。一般来说,在苦难的人们中,女人更加悲惨,莎士比亚感叹 “脆弱啊,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女人!”,在其他艺术作品中悲惨的女性总是任由命运的摆布,如苔丝狄蒙娜、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祥林嫂等。这里最可悲的是祥林嫂,她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归咎于自己的不洁,糊涂地认为自己多做善事就可以得到拯救。她有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这就是说,邪恶的势力没有停止的时候,吃人的野兽永远不会满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弱势的人们的只能在命运苦海中挣扎。

  当恃强凌弱成为社会的通行法则的时候,所有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拨弄着。相对于浩瀚无边的宇宙,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环球上微小的生物,按照惯常思维,每个人都没有向大自然抗诉命运的权利,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但是《红色娘子军》的主题不是这样认为的,她展示的是一种在苦难的命运中不屈的精神!这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普遍的人的尊严所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走到了今天,就是因为这种不为命运所降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人类不会有任何发展,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

  《红色娘子军》的深刻之处还不仅限于此,身陷苦难中的人们光有不屈精神不行,还需要找到摆脱苦难的办法。靠上帝的怜悯不行,靠超人的拯救不行,靠个人的单打独斗也不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凶恶势力抗衡,无产者需要的不是拯救自己,而是拯救全人类,只有所有的人们都脱离了苦海,无产者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所表达的深刻主题,相对来说,其他的一切优秀的艺术的作品都没有达到这个深度。《红楼梦》、《安娜卡列宁娜》所表达的是对悲惨命运的叹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现的是一位青年在革命中成长为坚强的、愿为无产阶级事业献身的战士,而王清华则是一位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志在解放全人类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更深一层。

  《红色娘子军》表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喜欢该剧的人,估计都爱看第四场“党育英雄军民鱼水情”,这一场戏十分温馨,感觉好像不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像是田园诗一般的音画。蓝天白云、清清的万泉河、快乐的女战士、憨厚的炊事班长,尤其是那军民联欢的舞蹈,不由得深深地感叹:多好的人们,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这时候真不想听到那表示战斗即将开始的马蹄声。长期以来,一些人心存误解,认为无产阶级信奉的只有斗争哲学,资产阶级也攻击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当代西方邪恶势力也将共产主义排在恐怖主义之列。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无产者在本质上就是追求和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人平等、共享自由的社会。这种美好社会不仅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红色娘子军》告诉我们,只要没有了剥削和压迫,美好的生活就在身边。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方式,从艺术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称她为无产阶级的经典艺术。

  再一点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表现无产者斗争精神的一个成功的典范。芭蕾舞,无论是脚尖立地还是腾空跃起,都是以克服地心引力给人以美感,克服地心引力象征着超越现实。超越现实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人类特有的本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今天和昨天完全一样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不能称之为人的生活。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当初超越了动物的自然属性而变成了人,也是因为人的不断超越现实,才有了今天的文明。一个人的生活信念也是如此,总是希望明天比今天好。因此,超越现实是人类的总的心理趋向,是人类的精神本质。然而超越现实,不是对天堂遐想,也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现实的矛盾所致。芭蕾舞剧《天鹅湖》所表现的固然是一种超越,忠诚的爱情能够战胜恶魔,使人们获得新生。剧情虽然很感人,毕竟只是美好的幻想,不具有现实的必然性。《红色娘子军》的超越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吴清华的命运代表了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的命运,无产者要想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必须起来斗争,无产者只要联合起来,必然能够战胜一切反动势力,实现人类的解放。这种超越有着现实的必然性,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以芭蕾舞这种纯美的形式表现无产者的命运这一主题,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通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一无产阶级的艺术经典,充分证明无产者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创造者。无产阶级以其博大的胸怀,能够吸取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和表现形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精神文明。

  总之,唯有无产者才代表了人类的深刻本质和普遍理性,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是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其优越性和先进性才能够表现出来,当每个无产者都以阶级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时候,便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将无敌于天下,而没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只能是任人宰杀的可怜的生灵。

  2014年12月13日,中国河南农民工周秀云为了讨薪,被警察活活打死,并将头踩在脚下;2015年4月12日,美国25岁的黑人弗雷迪•格雷被警方逮捕,在逮捕过程中,几名警察居然几乎拧断了黑人青年的脖子,昏迷一周后于4月19日死亡。反动势力残害人民的时候决不手软,所以全世界的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形成真正的统一意志、统一的认识、统一的判断,统一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彻底改变受苦受压迫人们的命运。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是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革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这个定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大革命,而忽略了这场革命的阶级性质,单纯的文化革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正因为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才是无比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革命。

  大家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人性解放运动,它高扬人性,反对神学专制,从此开创了人文主义的先河。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主宰世界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上帝的意志;崇尚科学,反对愚昧迷信,使人们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次解放并没有真正使人们从专制中解脱出来,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只不过从一种束缚挣脱出来后,很快被另一种“神”所束缚。如同莎士比亚说的那样:“金子啊,你是多么神奇。你可以使老的变成少的,丑的变成美的,黑的变成白的,错的变成对的……”。而且,金钱的魔力远远超过以往的一切神。如果说在神的统治下的人们都是罪孽的肉身的话,多少还有点人性的意味。而在金钱规则的统治之下,物质占有欲占据了人的全部灵魂,人性完全可以用兽性来理解。弱肉强食成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性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不仅是别人的奴隶,而且还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即物质欲望的奴隶。归根到底,欧洲文艺复兴只是人们的思想由宗教神学转向世俗化,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人民群众则帮助资产阶级获得了解放。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反过来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治。如果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欧洲文艺复兴谈不上真正的解放。

  所以,欧洲的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对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极为不满。他们高举理性的大旗,要为人类自由寻找一片天地,这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可贵的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站在人的立场上看待世界。他们所理解的人具有整体性,已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理解的感性现实中的人,而是具有理性的人。这对于长期受教会神学的统治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此之前的思想家们虽然提到人的理性,甚至强调人的理性,但都将理性理解为外在的必然性,甚至理解为上帝的神谕,人只是某种理性的接受者或领悟者,只不过是道成肉身而已。人既然是理性的存在,而不是纯粹的感性生物体,就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人应该是平等和自由的。但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为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是自由、平等的,一旦进入社会、尤其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人就不平等了、不自由了。他们一方面诅咒和怀疑社会文明,另一方面又努力地为受专制束缚的人们寻找出路,于是提出社会契约的设想,认为人们只要遵守大家都认同的“公意”,订立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便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公意”既不是绝对观念,也不是普遍意志,而是对于他人自我意识的尊崇。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一方面“公意”意味着遵从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另一方面也重视个体的存在,对个人意志的遵从,“公意”毕竟大家都认同的。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公意”就是大家共同具有的物质占有欲。在物质占有欲的支配下,人不仅得不到自由,而且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必然是一部分人获得了物质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则失去了财富,所谓的“公意”最终还是被瓦解,个人的意志还是要服从外在的物质力量,自由、理性终成幻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普世价值,连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有一个公认的价值观,他们所向往的恰恰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和不懂得实践的决定作用,不可能到达民主的彼岸。这一点在2015年习近平和罗马教皇同时访美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总之,欧洲启蒙运动除了给无产阶级树起了一个指路牌之外,并没有为资产阶级找到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开端,但是很快失败了。马克思和历代马克思主义者也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将无阶级专政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

  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几乎千篇一律地强化国家政权建设,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很快转变了自己角色,成为执政党。十月革命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时期的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成就让世界瞩目,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东欧的其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也很迅速,但是它们还是失败了。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继续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通常采取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的反扑和颠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及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体系,巩固取得的成果,结果被反动势力镇压;第二个方式就是加强经济建设,依靠强大的经济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强化政治统治,还是重视经济建设,都必然要产生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若不继续革命,就会演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因为官僚从来都是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的,官僚集团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一旦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秩序形成,就会背离无产阶级的意志,使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就成了资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成了腐败的土壤,成了权力兑现的资本。于是官僚集团蜕变为官僚资本集团,最后通过政变或者法律的手段退出官的性质,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在于它的革命性,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解放某一个集团,更不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之后自然就成为执政党。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将革命放在首位,必然要将“治理”放在首位,“治理”从来都是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的,精英的理念代替普遍的理性,由此形成官僚集团的集权统治。

  这样的社会形态不仅彻底背离了社会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加腐朽。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之后,依然受到西方社会的抵制和批判,其根本原因就是集权统治。这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集权统治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近一个时期以来,世界上尽管反对资本统治的群众运动不断出现,但就是没有人重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共产党不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使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终究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概念。“政治解放”就是市民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自己解放自己,获得政治统治,这是一种毫不触及资本主义大厦支柱的革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类解放就是要触及大厦的基础本身,是废除私有制的根本性的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虽然是触及资本主义大厦的基础、旨在消除一切私有制的革命,但是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无产阶级革命也会停滞在政治解放的范畴,人类进入永无休止的争斗和轮回。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在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概念的区分中,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不是头脑一热想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和把握,没有对人类必然规律深刻认识,是很难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发展,它使共产主义由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成为现实的实实在在的过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理论的伟大实践。1966年8月8日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或群众路线的原则,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文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无条件地、充分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运动初期,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派工作组到基层做群众的工作,搞检举揭发、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对此,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

  放手发动群众和通常意义上的发动群众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意义上的发动群众,总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这样发动群众总是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手段,人民群众往往会成为一些政治势力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发动群众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所以在运动初期的中央个别领导人以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发动群众,不仅仅是工作方法上的错误,立场上完全是反动的。而放手发动群众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将人民群众当作自觉的本体来看待的,人民群众既然是自觉的本体,就不受外在的控制,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含义。对“文革”的评判,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如果将人民群众视为自觉的本体,认为人民群众的命运应该由人民群众自己去把握,“文革”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将人民群众视为“群氓”、被动的客体,认为人民群众必须由官僚集团、资本集团、精英们来把控,“文革”就是错的。有人将“文革”定义为“浩劫”,这是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对千百年来的官僚、资本、精英们的统治秩序和观念的一场浩劫,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就是这样唱的。

  放手发动群众,表达出来的是真正的群众意志,在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本质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当然,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最先表现出来的不一定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意志,会夹杂着很多人的私心杂念,比如公报私仇、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是自然的,也是必须的。需要有一个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的过程,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决定”中明确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在运动中,不健康的、腐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都会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表现出来。要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能力,在运动过程中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必然要遭到人民的抵制、批判,最后被淘汰。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会逐渐地显露出来,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动乱会有一些损失,但总比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要好得多。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努力地寻求不流血的革命运动。尽管毛泽东说过,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这指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不是生命的搏杀。从根本上讲,无产阶级是反对血腥暴力的,只有资产阶级才具有嗜血的本质,近代血腥暴力都是由资产阶级的贪婪发动的。当然,无产阶级反对血腥暴力,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并不意味着无产者反对和逃避一切战争。战争两种,一种是消灭反动势力、实现和平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是正义的;另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争,这种战争目的就是获得利益、称霸世界,它必然要激起人们的反对,不断地引发战争。

  放手发动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就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动起来的人们的积极性是完全不同的。

  市场竞争首先是以否定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事先既不是必然的存在,也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可能的存在。从可能到现实只能看结果,就是说,只有经过竞争的实际过程,个体存在才会被肯定或被否定,在此之前,都是一概被否定,唯有如此,竞争才有可能,否则就无所谓竞争了。这种以否定个体为前提的竞争必然导致以下结果。

  第一、道德永远没有出处,人们永远处在他律之中。市场竞争否定人的存在,这就使得人们的意志不是依据于人类的普遍理性,而是依据于现实的法则。因为,普遍理性标志着人与自然物的根本区别,如果说人是本体性的存在的话,普遍理性使得这个本体成为自觉自为的主体。既然是自觉自为,人就不是完全受外在规律支配的客体,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以道德自律的形式规定自己的行为。而道德自律是以肯定道德主体为前提的,没有这个道德主体,道德自律无从谈起。人作为道德主体,不是由谁去规定的,也不是纯粹的自我修炼,而是由劳动实践所决定的,因为劳动在本质上具有利他性,所以道德自律才有了必然性。但是市场竞争首先否定了个体的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人作为道德的主体,这样人们在活动中不是凭着道德自律,而是被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所规定,这就使得人们处在他律之中。而且市场竞争否定了个体的整体性,得到肯定的只是个体所出卖的劳动力,这样劳动成了纯粹的利己的活动,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剥削者为了扩大自己的资本,都是私利的。这样一来,道德也就失去了现实的依据。现实中的一些道德规范既不是来自人们的意志自律,也不是来自于现实劳动的利他性,而是人为的规定,是外在于人的意志和脱离现实的,对人没有什么约束力。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否定人的市场竞争,使劳动重现利他性,道德自律才有可能,道德规范才能有现实的依据,否则道德永远没有存在的理由。当前中国一方面力推市场经济,一方面大力反腐,结果是越反越腐。

  第二、人的创造能力被抑制。创造是人的创造,人类的创造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主体,只有主体才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创造出新的事物来。由于市场竞争对人的否定,使人们由主体变成了客体。作为客体,不可能去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而只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不是自觉的主体,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弄着,自己是什么,不知道,唯一表明自己存在的是金钱。而金钱有多有少,无产者受资本的控制,小资本受大资本的控制,大资本受总资本的控制,于是每个人都成了客体。作为客体,只能简单地重复自然规律,而不能创造性利用自然规律。重复自然规律所获得的只能是经验性的知识,如科学技术属于纯粹的经验性的知识,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基于自然物质的简单认识和简单地利用自然物质。其要害在于这种利用都是消耗性的,使得自然物质用一点少一点,不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一旦某种自然物质用尽,相关的科学技术就失去了作用。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但这是相对于极小的范围而言的,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现代科技的创造的物质文明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极其有限的。人类的真正创造力表现为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物质的创造性利用,如人类最初的劳动,尽管它十分简单和原始,但都是对自然规律的创造性利用,具有无限的可重复性。

  因私有制的所导致的剥削,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财富的占有和积累,于是人类理性只能服从于物质规律和市场规律;同时劳动者的剩余产品被剥夺,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成了纯粹的维持个人生命过程的活动,其理性创造被抑制。而且市场竞争所肯定的只是劳动者的具体生产技能,劳动者的理性一概被否定、被压制。这样,人们的全部精神都被物质规律所限制,不容易超越现实的物质的条件而有所创造。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注重的总是经验性的知识,而对于理性知识都是持排斥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竞争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而理性知识只有在人作为主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人类的创造能力又是来至于理性而不是经验,所以市场竞争抑制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如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的劳动群众成为了共和国的主人,显示出无尽的创造力,仅凭劳动者的双手,创造了大庆、大寨、红旗渠等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反观改开三十多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支配下,劳动者不仅政治地位、阶级地位一落千丈,其智慧和能力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第三、人的个性被撕裂,人被操控。人的个性是一个综合的精神现象,是以“我在”为前提的。但是市场竞争否定了个人的整体性的存在,被肯定的只是个人单方面的能力。人们的精神被市场法则所规定,被抽象化,人们的精神动力完全被外力所控制,只对现实的东西感兴趣,而对非现实的东西一概予以排斥。2012年山东大学承担了一个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在中学生中展开阅读文学名著的调查,结论之一就是“文学名著正在远去”。一位受访的中学生表示,阅读文学名著,是一件无用、无趣、无意义的事情。她认为,名著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因时移世异而远离当下的生活,阅读时候很难产生共鸣。而且阅读时候总要想到哪些可能会考到,又有哪些不会考试,因此变得格外无趣。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关于现实利益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市场竞争将人的精神牢牢地限制在现实利益的层面,被激发起来的精神动力属于纯粹的感性欲望。这种感性欲望与动物的本能是同源,与人的理性无关。这样,人很容易被操控,在现实利益的诱导下,人们凭着感觉盲目跟风,所有的人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来拨去。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房奴、高考指挥棒等,人们很难凭理性自主地生活。表面上看市场竞争是自由竞争,但参与竞争的个体是不自由的,现实利益具有感性确定性,以感性确定性的东西去规定人们全部精神,人不可能是自由的。

  现实利益将人的精神限制在感性层面,而理性遭到了压制。然而,人毕竟是人,而不是动物,市场竞争压制了人们的理性,并不等于理性因此而消失,它会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如荒诞、猎奇、纯粹的标新立异等等。更多的人则是空虚,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不能代替一切,但一切又都以钱为中心。人们只能通过物质上的占有来聊补精神上的空虚,于是物欲具有无限膨胀的趋势。物欲本来源自于动物,却又超过了动物,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市场竞争只能加剧这种矛盾。

  与此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放手发动群众,首先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人类的绝大多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就是对人的精神的全面肯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放手发动群众绝对不是无政府主义,恰恰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人民政府,既然是人民政府就必须遵从人民的意志,而人民意志就是反对剥削和压迫,这是绝对的,不可移易的,唯有如此,人民政府才具有人民性。但是,建国后的官僚集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总是推行旧社会的那一套,搞私有制,鼓吹剥削有功,一些政府机关成了官僚集团专属的衙门,完全背离了人民政府的性质。人民政府的性质不是随意规定的,它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也是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最终选择。官僚集团和社会精英为了一己私利,企图改变人民政府的性质,这当然是不允许的。因此,需要发动群众,打到官僚集团,以维护人民政府的人民性。

  人民政府的人民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但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的思想观念都是建立在剥削体制之上的,适应于剥削阶级的需要。在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传统的乃至流行的观念都带有剥削阶级的印记。更为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如果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发展生产力有它固有的物质规律,物质规律本来是为人所用的东西,但是在没有鲜明主体的情况下,物质规律很容易成为支配人、规定人的东西。在物质规律的支配下,人都变成了客体,而在变成了客体的人们中,首当其冲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成为客体之后,必然要游离出一个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集团,对人民群众实行统治。在现代文明的情况下,单靠官僚集团的统治极不稳定,它时时刻刻被各种势力攻击和批判,它必须寻找自己的阶级基础。而能够成为官僚集团统治之基础的,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或其他劳动阶层,它要制造一个资本集团,而这个资本集团一旦成了气候就要反过来挟持官僚集团,官僚集团的独立性将不复存在,成为资本的附庸,于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就形成了,新的剥削制度再度形成。

  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使人民的意志充分显现出来,才能跳出这个怪圈。必须清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放手发动群众不是一般的群众运动,也不是打到几个走资派就能解决问题的,甚至于不仅仅是反修防修。它要在根本上扭转几千年来人们所形成的固有观念,重归人的本质,重建人的主体性,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类解放、人们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

  人类以自己的劳动实践使自己与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世界的主体。但同时由于劳动创造了剩余产品,又导致了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生。剥削制度使人们的劳动变成了纯粹的维持个体生存的活动,人又变成了受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支配的客体。于是人类原本优于动物的自主性不存在了,人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失去了尊严,成为世俗的奴隶。但是,这种对人性的歪曲不可能永远地持续下去,人既然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了,其总的趋向是自立或自由的,这就必然有一个主体重建的过程。历史上有几次人类主体的重建,但都没有形成真正的主体。如欧洲文艺复兴将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但很快人又被金钱所控制;欧洲启蒙运动强调了人是理性的存在,将人从自然因果律中解放出来,但现实中的人还是受物质欲望的束缚,自由只存在于先天的理性之中,人的主体性只能靠信仰支撑。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主体重建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只要私有制不消灭,只要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人就会从一种束缚走向另一种束缚,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主体,在私利原则上的一切主体重建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主体。

  只有遵循利他的原则,人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人类的初始本质本来就是利他的,正是因为人类最初在利他性的劳动中使自己从自然因果律中解放出来,才成为直面自然的主体,人类主体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利他的原则之上。利他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而反对剥削和压迫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所以,放手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就是要反对剥削和压迫,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真正的主体。

  反对剥削和压迫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是就人民群众这个整体而言的,并不是说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反对剥削和压迫。实际上在人民群众中也存在很深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一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做人上人。但就人民群众总体存在来说,反对剥削和压迫是必然的、绝对的,只要肯定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人的存在,就必然是要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当人民群众普遍的发动起来了,当大家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剥削和压迫必将受到大家的普遍排斥因而失去必然性。所以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无条件地发动群众,不能做任何规定。只有这样,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意志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空前的,它针对的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指向人类的终极解放。正因如此,“文革”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文革”的人也越来越多。但要正真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文革”的思想内涵还需要一点时间,这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情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成功的,它没有失败,当代权贵们十分惧怕“文革”、知识精英们千方百计地妖魔化“文革”就是证明。试想,谁会为一场失败的运动大动心思?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决不是目前的情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谈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总的感叹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中国,如果谁敢宣布共产党下台,人民群众绝对不答应。当前尽管人民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怨言,但他们能够将中国共产党与官僚主义区分开来,人民群众会誓死捍卫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官僚集团的事,而是中国人民的事。这已不是一般的民主意识,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赋予人们的阶级觉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如果仔细研究它就会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且还是人类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五、毛泽东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旗帜

  自人类世界以来,作为领袖和统帅,毛泽东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由他缔造的军队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绝对的劣势能战胜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例如“1952年10月14-30日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三点八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一日之内落弹三十余万发;一万余人,要对抗七万多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以伤残严重的连对抗敌军齐装满员的团,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要牺牲好几条人命还不一定送得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对此,美国人至今困惑不解。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支军队不属于任何私利的政治集团,只属于最广大的人民,属于人民军队,执行的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所以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不是在造神,而是有着确实可靠的原理,只不过这些原理不可能被反动势力所掌握的,甚至难以理解。人民群众是最普遍的存在,蕴含着无限的力量,一旦被动员起来,便会产生无比的威力。而任何反动势力,总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从一己私利出发,局限于眼前现实的力量,因而总是软弱的。如果有必要,今天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一支军队,哪怕是一支民兵,也照样能把美国正规军打得稀里哗啦。道理很简单,一个是绝对,一个是相对;一个是无限,一个是有限;一个是道,一个是术。道,无形无声,但无处不在,无所为,但无所不能;术,司之于器,有律可循,有效,但有限。中国有句古语“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什么是全局?全局就是普遍、就是绝对。站在狭隘自私的立场上,是不可能把握全局、不可能掌握绝对的。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的话,毛泽东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实在在的克星。所以,资本主义势力及其追随者们十分仇恨毛泽东,万分恐惧毛泽东。

  有位美国人曾经说过,他们很庆幸毛泽东死了。这一方面暴露了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另方一面也说明美国人的思维的局限。毛泽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他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决不是绝世英雄,人类既然能产生一个毛泽东,就不可能不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虽然毛泽东去世了,但他的灵魂还在,被继承下来了。这一点真要感谢中国的官僚集团和右翼知识分子,是他们的一系列的反毛非毛举动将毛泽东的灵魂推向了人民大众,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黑格尔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是在他物中获得自己的表现。一些人越是反对毛泽东,人民越是怀念毛泽东,毛泽东的灵魂就像一粒种子随时都可以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们不仅特别能战斗,而且还特别能创造。新中国成立时真是一穷二白,工业制造能力还处在手工作坊的水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有一个与古代耕种水平差不多的农业。而且战争的疮痍没有来得及修复,又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还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还有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还有敌对残余势力的破坏等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太大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研制成功,率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这样的跨越如果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且不说需要的时间多得多,有一些是根本不可能的,如红旗渠工程、大寨的梯田工程、三线建设工程等是资本主义国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当年的经济建设能力,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当今世界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但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是因为毛泽东的智慧而崇拜。其实,在毛泽东的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忠诚!这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忠诚,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杰出人物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领袖、甚至包括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内,对马列主义的忠诚程度能够超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忠实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基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科学构想。既然是科学,就有它的相对性,不可能是绝对。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是科学,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揭示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表明共产主义不是纯粹的理想,而是现实的过程,这是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人类本质的深刻把握,是基于人的根本性存在提出来的。反对剥削和反对压迫,不单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是肯定多数人的存在还是肯定少数人的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科学是无法作出判断的,但又是绝对真理。所以相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很多人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形态,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理性的预设,这就必然割断共产主义与现实的关系,使得共产主义成了纯粹的理想性的东西。既然是理想,人们既可信仰它、也可以不信仰它,共产主义因此失去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在于现实的矛盾运动,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代替私有制。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使得公有制必然地代替私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理由是什么。这是马列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一般的说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于是要求变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就是生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的规律。这一规律说明:1、理解为生产力是导致生产力变更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2、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个原理放在科学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属于客观的物质规律,并没有将人包括进去。它仅仅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能将它看成是整个共产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的社会形态,也是人类社会必然要达到的社会阶段,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物质过程,而是自觉自为的人们不断努力的结果。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剥削与被剥削这一更基本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极限,无非是阻滞生产力的发展,而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到达极限,则关乎到人的生存还是毁灭。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点是解放人,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人得到了解放生产力自然就得到了解放。人们的劳动生产从来都是有目的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人,而一切私有制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为了剥削。忽视生产目的,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不是简单地去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敌人和敌对的阶级实行专政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自我革命。由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敌对势力还存在,他们随时要阻滞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进程,这是必然的。但公开的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破坏作用总是有限的,关键是在自己的内部很容易产生新生的反动势力和阶级异己分子。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而产生一个官僚集团。实际上官僚集团不是现在才有的,建国初期官僚集团就已初步形成,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同这个官僚集团作斗争;其次,受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愿意与工农大众坐一条板凳,在思想深处与无产阶级的意志相抵触;还有,在人民群众中也存在着一心发家致富的小农经济思想;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对人们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单靠个人的修炼是很难抵挡其诱惑的,面对法律,也有人去铤而走险,堕落成腐败分子,当腐败成为普遍现象时,社会基本变质,因为这时无产阶级的意志已经不占优势了。

  因此,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必经之路,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使共产主义由科学构想成为实实在在的过程。这不是简单的科学理论的运用,而是基于人类社会更深刻的矛盾即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以求无产阶级的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的伟大革命。在解决人类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更深一层,他始终站在人的这个中心点上,为人类的命运殚精极虑。

  再就是对人民的忠诚。 “人民万岁”这不是毛泽东随口喊出一句口号,是他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的表达!这种价值观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的观念,将人民群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今对这种颠覆能够理解人并不多,很多人在怀疑它的必然性。这是因为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文化传承都掌握在贵族手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要为自己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编造各种理由,愚弄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视为群氓。历来的知识文化人因生活所迫,谁给钱就为谁说话,趋炎附势,歧视劳动群众。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活,这就使得科学思维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科学思维的根本特征就讲究现实的必然性。认为世界万物都处在时间和空间之内,任何事物都有大有小,有先有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分成数量等级、先后相继。整个世界都遵循着一个统一的秩序。凡事都有因,一事物总是以另以事物为原因,这个原因又是另一事物的结果。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任何一个事物都是这个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受着因果律的支配。原因支配原因,最后总能找到一个根本的原因。这种科学思维用在物质世界是没有问题的,糟糕的是,一些人将它用作对人的认识。按照这种思维范式,人也就被分成先后等级。由于长期的私有制,财富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掌握财富的人自然就处在等级优先位置,最后要确立一位最高的统治者。于是关于人的上尊下愚、贵贱之分的观念就产生了。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念。因为任何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不可能占据所有的财富。任何个人相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也就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人民群众代表着人类的普遍理性,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地位,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人的认识。人民至上就是对那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的颠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认识论上,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都认为,真理在于人的认识符合认识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只有与这个认识对象相符合的才是真理性的知识,而与认识对象不相符合时就不是真理。但是认识对象是非常复杂的,根据认识对象,人们无法确定哪些是真知识,哪些是假知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当然是真知识,但是有些知识的对象则是虚构出来的,比如上帝、特色社会主义等,关于这些的知识,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假?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于经验性的知识深信不疑,而对于理性知识则是将信将疑。为了解决这一困惑,康德将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做了一个颠倒,即对象必须符合人的认识形式。

  康德将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感性认识的形式是时间和空间,知性的形式是范畴,理性的认识形式是理念。按照通常的理解,认识过程是从感性到知性,再从知性上升到理性。康德颠倒关系之后正好相反,由理性规定和统一知性,知性去归纳整理感性材料,感性去获得认识的对象。一切认识都是由感性认识开始的,感性认识的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通过感性认识获得的知识是确实可靠的,是真知识。但是它只有经验的实在性,而没有绝对的实在性,就是说只能认识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东西,而时间之外的永恒、空间之外的无限则是不能认识的。但是人类认识具有从有限到无限、从现实到永恒、从相对到绝对的自然倾向。而这些无限、永恒、绝对都是超验的,不是知性认识的对象,属于理性把握的对象。但是理性又没有相关的范畴去规定和把握这些对象,只能将知性范畴超验地使用在这些对象上。这样一来人们不仅不能够认识无限、永恒、绝对的东西,因为这些并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且也使人们对科学知识也发生了怀疑。因为科学认识的对象总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起点,知性与理性混淆之后,人们便会问:世界不是无限的吗?你凭什么确定的起点?这就是说科学不能把握绝对,只能认识相对,永远属于经验性认识。理性不直接与感性事物接触,只与知性接触,将知性范畴纳入到统一的理念之中。也就是说,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不受自然法制的支配,而是人的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去归纳、整理自然现象,形成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康德关键就是要说,不能由自然现象去规定人,而只能由人去规定自然现象,即人为自然立法。

  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的这一思想是有合理性的,一切认识都是由人引起的,人们通过知性范畴可以获得对自然世界的现象确定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有限的,人们不能认识是无限世界的最终原因,即关于世界的本体人们是不可能认识的;作为人,也是一个本体性的存在,它对自然的认识仅仅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是不能影响和规定人的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去规定和影响经验知识。因此,康德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将人确立为中心地位,将人看成是本体性的存在。

  人作为本体和人作为主体是有区别的。人作为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如实践中的主体、认识中的主体。这就是说,人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主体,主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总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离开了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人在某一关系中是主体,而在另一关系中也许就是客体,反之亦然。人作为主体,或认识、或实践,必须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认识,按照客观的规律去实践。即主体对象化、客体化,如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就是“自我”这个主体必须设定一个“非我”的客体才能成立,这实际上是由“非我”去规定“自我”,这样的主体永远属于经验的主体,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主体。人作为本体情况就不一样了,其一,人作为本体意味着人是绝对的存在。本体就是根本原因,一切事物均以它作为最终原因。人作为本体表明人的存在具有绝对性,它是世界的根本原因。没有了人的纯粹物质不能称其为世界,所谓世界、物质世界甚至宇宙都是由人赋予它们的概念,离开了人,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其二,与物质世界的本体不一样,人作为本体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体。作为理性存在,人就不能像自然物那样,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而是从纯粹理性出发,一方面通过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法令,实行意志自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理论理性统一规定知性范畴,形成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实现人为自然立法。因此,人作为本体实际上是指人是绝对的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人等同于物。

  康德的这一人本主义的思想是深刻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康德,哲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你可以赞成他,也可以反对他,但绝对不能绕过他。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不应该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成果一概加以排斥,应该从这里吸取丰富的营养。当然,康德的思想是有局限的,他和所有的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一样,由于不懂得实践的概念,只能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人,而不能从实践中理解人,因此人的绝对性只存在于纯粹理性之中,人的存在只是一个纯粹的先天形式,而一到现实中,人还是和自然物一样,按照自然法则生息变化。人的优越感、人的自由仅仅是对“至善”的追求和信仰。这一局限对于康德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按照康德的思想逻辑,人既是原因又是目的,他的实践理性本来是为自由立法的,要为人的自由寻找现实的可能。但由于不懂得实践的原理,将现实看成是完全的自然的物质过程,道德自律的依据不可能在这里,只能依靠信仰,对 “至善”的追求。这样人类理性由纯粹的先天形式走向超验的理念,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自由只是纯粹的信仰,而在现实中,人还是处在必然性的支配之中,受现实的物质规律的支配。

  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哲学后,科学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前面分析过,人能够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因为实践。实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现实性。就普遍性而言,实践是决定人存在的根本原因,没有实践,无所谓人的存在,如果说人的存在具有绝对性的话,实践也是绝对的。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绝对性,必然要问人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实践就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同时,实践又是现实的感性活动,没有实践,人只能停留在观念的此岸,而不可能达到现实的彼岸。然而这种感性活动又是与动物的活动不同的,动物是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而人的实践则是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动性的活动。因此,不仅在观念上人与动物有区别,而且现实中的人与动物是有着原则的区别的。现实中的人应该享有自由的权利,这只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离开了实践是不可能的。

  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自身的价值和自由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剥削和压迫。在剥削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其意志都是被规定的,都是不自由的,这就背离了人的自由本质。马克思称其为异化,只有克服这种异化,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人们才能重获自由。但是,如何克服异化?谁是克服异化的力量?私有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被消灭,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还会产生新的剥削者。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剥削与压迫。

  首先,不能从是否合理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是否合理是一个主观判断,不同的人会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判断。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和压迫是合理的,而无产阶级则认为是不合理的。必须从绝对意义上搞清楚,剥削和压迫是到底有没有必然性。

  其次,也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判断剥削与压迫是否具有必然性。在科学的视野里,人是被当作统一的存在物,与自然物没有区别,并受统一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一物是另一物的原因,一物制约另一物或被另一物制约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压迫也是自然而然的,实在是找不到否定剥削和压迫的理由。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科学分析和推论,剥削与压迫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与压迫。这就是说,只有等到建立了公有制以后,剥削与压迫才失去了必然性,而在现实的私有制的条件下,剥削与压迫是必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剥削与压迫还是不能形成一个绝对判断,即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合理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不合理的。

  第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否定剥削与压迫的必然性。前面说过,人们的劳动实践必然要生产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是产生剥削与压迫的前提,人们在劳动中既创造了自己,又创造了自己的对立物,既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从实践本身看不出剥削与压迫的反动性。

  看来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否定剥削与压迫的必然性,但这又非常重要,如果剥削与压迫的必然性不被否定,全世界的无产者的联合就没有了依据和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就是一句空话。

  只有从毛泽东的人民至上的观念出发,才能够对剥削与压迫做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绝对判断。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当前所有语境中的“人民”含义都不同。他所说的人民就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代表了人类的存在的普遍性。将人民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然要将人看成是世界的本体,是绝对的主体。人作为本体性的存在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存在,都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一部分的人依附于另一部分而获得存在。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对立,肯定了少数人必然要否定多数人的存在,而否定了绝大数人的存在,最终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因此肯定人是世界的本体,必然要肯定绝大多数的存在,只有绝大多数人的存在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肯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存在,必然要反对剥削和压迫,因为剥削和压迫从来是少数人针对多数人的,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必然要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剥削和压迫是人民群众的绝对意志,也是人类的普遍意志。

  人民群众的这一意志不仅具有普遍性,还具有必然性。剥削和压迫与私有制相联系,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暂时现象。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私有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它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这个片段并不能代表人类的全部历史。而且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人的本质,都不允许私有制走得更远。自然资源属于全人类的,不专属于哪些人或哪个时代的人。全人类不仅是一个横向的概念,更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人类子孙万代的生存都依赖于自然资源,而私有制追求资本的扩张的生产目的,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超量使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最终危及人的生存,因此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就人的本质而言,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关键在于人的本质中具有利他的性质。如果完全是利己的,那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这是因为,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是劳动实践,而人的劳动一开始就具有利他的性质,正是因为这种利他性的劳动,人才获得了自己的本质,使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但私有制条件下,因劳动的剩余产品被剥夺,使得劳动成为纯粹的利己活动,这就使人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这种背离也是暂时的,人类最终必然要回归到自己的本质。人类一旦回归到利他的本质,私有制也就失去了必然性,也就被消除。

  既然私有制是暂时的、相对的,与之相联系的剥削和压迫也不具有必然性,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而反对剥削和压迫则是绝对的,是人民群众的绝对意志。人民至上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和压迫。因此,毛泽东的人民至上的观念归根到底就是反对剥削和压迫。

  反对剥削和压迫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还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因为人民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都是活生生的人,人民群众在现实中很容易判断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这样共产主义不只是存在于理想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斗争之中。唯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现实斗争,才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由之路。

  反对剥削和压迫也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意志。无产阶级的定义来自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属于科学层面的定义。毛泽东的人民群众的概念,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是对一切私有制条件下被剥削和被压迫人们的概括,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反对剥削和压迫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使命,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人民至上颠覆了传统的一切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人为中心,但是克服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截然不同。在阶级社会,他站在绝大数人的立场上,将人民群众视为绝对的主体,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以求全人类的解放;同时也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鲜明对立。世界归根到底是人的世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人都是主体,而不能是客体。用毛泽东的话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种世界观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克服了科学世界观的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工作性质和财产占有上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私有制没有被彻底消灭,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总是绝大多数,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总是绝大数人们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绝对意志;这个世界观又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与宗教信仰、人性向善的虚无缥缈的世界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人民群众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剥削和压迫也都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这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在毛泽东的所有思想和观点中,“人民”是最核心的概念。

  基于这样的世界观,毛泽东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对人民群众的情感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鲁迅对于人民群众的情感是真挚的,但是他还是有着“怒其不争”的抱怨。而查遍毛泽东的所有讲话和文章,没有半句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话,这就是世界观的差别。对于毛泽东的这一世界观,敌人自然不会理解,一些知识精英也不能理解,就是他身边的战友能够理解的也不多。但是,人民能够理解,他的心是与人民群众相通的,他的思想,人民群众能够心领神会,化为无穷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秘诀所在。

  毛泽东的世界观是全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统一。全世界的无产者应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说到底,无产阶级为理想而斗争,自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而只有消灭剥削和压迫,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剥削和压迫又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反对剥削和压迫是无产阶级的意志,而不是无产者个人的意志,因此,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意志、统一判断、统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反动势力。毛泽东为全世界无产者树立了一面很好的旗帜。

  毛泽东的旗帜明确地告诉人们,人是决定的因素,只要站在人的立场上,就能辨别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

  毛泽东的旗帜还告诉人们,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自觉的斗争,它标志着人类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自觉就是人们摆脱外力的控制,以自己的意志自主地创造生活。最初,人类以自己的劳动摆脱了自然力的控制,实现了人的独立。但是由于劳动的剩余产品被剥夺,人们又被剥削制度所控制,自觉自为的劳动变成了异己的、被强迫的劳动。无论是被剥削者还是剥削者,都被外在力量所控制,一切观念和行动都是自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告诉人们的自身的价值,反对剥削和压迫就是重归人的本质、维护人的尊严的自觉的行动。既然是直觉的行动,就必须在统一旗帜的号令之下,单打独斗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各自为阵的战斗只会被反动势力分化瓦解。只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形成无产阶级的意志整体,才能够克服一切。

  毛泽东的旗帜还告诉人们,幸福的彼岸就在自己的脚下。反对剥削和压迫是现实的斗争,只要没有了剥削和压迫,幸福的生活就会呈现。

  总而言之,全世界无产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后,必将开创人类的新时代。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最后,我想用一部交响曲结束本文。贝多芬的《英雄》(第三)交响曲创作于1804年,本来这部交响曲是为拿破仑所作的,原稿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当贝多芬得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愤然撕去标题页,改成了《英雄》的曲名。的确,拿破仑不配这部伟大的交响曲,他打了几个胜仗就要当皇帝,也就是俗人一个,算不上英雄。真正的英雄敢于担当起人间的苦难,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将人们推向幸福的彼岸。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确实不少,但是能够超越毛泽东很少,几乎是没有!可以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唯有毛泽东才配得上这部不朽的《英雄》交响曲:那雷霆万钧之力的气势,谁能比?那超凡脱俗的绝世孤独,谁能比?那旷世绝伦的悲情,谁能比?还有那风卷残云般的智慧,那诙谐幽默的文风……让所有的人望尘莫及!死亡是悲痛的,然而英雄之死则是悲壮的,仿佛是一座大厦轰然倒塌!而毛泽东的逝世,似山崩地裂,犹如那巍巍昆仑的巨峰顷刻间倒塌!天地悲恸、翻江倒海、恶浪击石!人民泪如雨下,汇成滚滚洪流,冲刷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人民领袖毛泽东!春风杨柳、漫山红遍,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英雄却长眠在了墓碑下,人们手捧着鲜花来到了墓碑前,要告慰英雄的灵魂!这时候从天外传来一个声音——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

  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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