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刚:《官场现形记》的三种打开方式

 

　　【摘要】在李伯元的笔下，官场腐败，从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到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欺下瞒上，乃至吸毒嫖娼、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等，都有无数桩案例。李伯元立志“发其奸而摘其覆”，用犀利的笔尖挑破位高、权大、名贵、威重的帏幕，将晚清官场的黑暗，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贪官恶吏的魂体。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反面教科书，各种出版社却纷纷以“国学精粹”和“宦海沉浮必读宝典”为卖点，明明是戒读者为善，引读者向非了，可见社会沉珂之重，是非黑白之颠倒。

　　清代末年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非常之时代，必有非常之书。晚清大才子李伯元激于内忧外患，哀中华之不幸，怒满清政府之不争，挥笔写下《官场现形记》，描画官场百丑图，刺贪刺伪刺媚，入木三分。从1903年开始，李伯元以“南亭亭长”的笔名在《世界繁华报》连载这部小说，民众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大量伪托“南亭亭长”的小说在坊间肆意流传，同时也衍生出各种诸如“商场”“欢场”之类的现形记系列丛书，其兴盛情形大概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比肩。传闻该书还震动朝野，摄政王载沣放了狠话，派出刺客立志“诛杀此獠”以正视听。百余年后，重读这部现实主义的精品力作，大概有三种打开方式。

　　其一，当史料来读

　　李伯元原籍江苏武进，1867年出生于书香仕宦之家，三岁丧父，由伯父李翼清抚养成人。李翼清“以州县起家，久官山东”，同僚幕友之中，上至尚书、御史、钦差，下至州官、知府、县令乃至盐司，几乎无阶不有。李伯元自小耳濡目染，对官场规则烂熟于胸，“只拉弓不放箭”的钦差要领、“一紧二慢三罢休”的做官“七字诀”、“人命官司，救生不救死”的州县官秘术、账房二爷的生存技能，以及晚清政府官员办理洋务的关窍，李伯元信手拈来，都成材料，其间尽管有不实之处，但打个小折扣，终不失为一部精彩的“晚清官场口述史”，有很大的社会史料价值。

　　李伯元擅长“化史入文”，在书中往往以“列位看官都知道”起笔，详细介绍官场规则，这就有了明显的史料留存意识。这种意识在他另外一部小说《庚子国变弹词》中更加明显，以至于李大钊先生称赞这部书“不但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官场现形记》中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是晚清的“捐官”，他们非科举正途出身，而是靠真金白银混入官场。这个阶层的来源、晋升技巧、生活日常、心理状态等等方面，李伯元都在书中予以细致的刻画和深入的分析。书中的田小辫子一语道破这个阶层的信条——“做官的利息，总比生意的好”，田小辫子还只是个打酱油的角色，出场半页纸就没了踪迹，他的这句话就已经令人绝倒，其他重要角色的“惊世宏论”，更是可想而知。对于研究“捐官制度”的学者来说，此书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学者若非长期沉潜于官场，研究起政治制度来，总觉得差了一层意思。美国人孔飞力的《叫魂》算是研究清朝政治制度的力作，但是他所凭借的大都是《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大清会典》等官方史料，这些史料的书写和留存都要“讲政治”，而《官场现形记》之类的“谴责小说”则是明晃晃的潜规则。关于满清官僚体制对皇权“无声的抵抗”，孔飞力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叹“这些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最后只能用官僚君主制中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理论来概括之，读来令人味同爵蜡。若李伯元笔下的大小官员看到孔飞力的这番感叹，怕要掩嘴窃笑了。史料有虚构，小说有真实，用读史料的方法读小说，用读小说的方法读史料，则庶几不差矣!

　　其二，当小说来读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七十余万字，全书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而是捡拾官场话柄联缀成篇，由一个人物引出下一个人物，蝉联而下，俨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场节奏，下场的人不再上场，但总有人在台上接着唱下去。这个舞台涉及全国十一个省份，大大小小官吏一百余人轮番登台，为读者演出了一幕精彩绝伦的晚清官场“活报剧”，其场面之广阔，台词之精妙，讽刺之入骨，贪渎伎俩之全，堪称古今之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力推此书为晚清“谴责小说”之翘楚。

　　1998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著名华人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历时8个月之久，评选本世纪100部优秀文学作品，《官场现形记》位排前列。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亦组织众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亦评选20世纪100部优秀小说，《官场现形记》又以全票入选，冲进十甲。

　　作为通俗小说，《官场现形记》的确堪称优秀，马上、枕上、厕上都可阅读，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好书。不过，鲁迅先生对于此书的文学价值评价并不高，说它结构剪裁过于简单，人物有千篇一律之嫌，只不过能迎合民间痛恨官场的“时势要求”，才得以“骤享大名”。胡适先生列出此书在文学创作上的四大“短处”，痛惜若是李伯元专注于刻画官场的“佐杂小官”，写出一部“佐杂现形记”，那他就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小说家了。

　　李伯元注重写事，而非写人，注重勾勒一个阶层，而非细描某个脸谱，所以全书人物虽多，但没有留下多少经典的文学形象。这一点从书中人物的取名，就可略知一二。书中人物的姓名，大都服从于人物的性格，比如“施布彤”(诗不通)竟是个文盲，“卜琼民”(剥穷民)善于搜刮，“胡周”(胡诌)谎话连篇，“时筱仁”(是小人)人品为人所不齿，最典型的是政府大员“魏翘”，表字“竹冈”，连起来念居然是“为敲竹杠”。　　李伯元极尽讽刺夸张之能事，在书的最后一回点题明义，说某人梦入深山，发觉山里豺、狼、虎、豹，连着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狐狸精，一应俱全，各展钻营欺诈之神通，把好好的官场，写成了活生生的“畜生的世界”。

　　在“羊皮褂”一节，浙江新任巡抚崇尚节俭，身穿十几年的旧袍子办理政务，属下投其所好，纷纷破衣烂裤地穿起来——　　“浙省官场风气，为之大变。官厅子上，大大小小官员，每日总得好两百人出进，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化子似的。从前的风气，无论一靴一帽，以及穿的衣服花头颜色，大家都要比赛，谁比谁的时样，事到如今，谁比谁穿的破烂，那个穿的顶顶破烂的人，大家都朝他恭喜，说：‘老哥不久一定要得差得缺的了。’过上一两天，果然委了出来。大家得了这个捷径，索性于公事上全不过问，但一心一意穿破衣服。所有杭州城里的估衣铺，破烂袍褂，一概卖完。古董摊上的旧靴、旧帽，亦一律搜买净尽。大家都知道官场上的人，专门搜罗旧货，因此价钱飞涨，竟比新货还要价昂一倍。”

　　再如“海州洋船”一节，有洋船停靠海州，江苏总督派参将萧长贵上船拜会。这位萧长贵将军拿着洋人比自己上司还要恭敬，尤其善于“长跪”，未及上船，先在岸边跪了半个时辰，等洋大人用望远镜看见了他半截身子，命他前来，才起身上船。等到了船上见到洋大人，还未说话“只见他倏地朝着洋提督跪了一只腿，拿着履历高高举起，献了上去。”后来洋提督明白过来，让他坐下，他百般推却，“洋提督再三让他，方才斜签着脸坐了一点椅子边”，整个人自始至终保持一个凌空半蹲马步的姿势。

　　一幕幕的“活报剧”下来，留在读者心中的都是些肮脏龌蹉的勾当，至于主角的姓名统统记不清了，只记住一个名字——官。就像在周星驰电影《审死官》的最后，面对一众蹲在地上聆听训示的官员，宋世杰无奈摇头苦笑：“官呐!官呐!”

　　其三，当反面教科书读

　　根据李伯元自己在书中设定的情节，《官场现形记》本来就是一部教科书，前半部六十回专门指摘做官的坏处，好让官员们知过必改，等到后半部六十回再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结果后半部被一股无名火付之一炬，只剩下前半部，思虑再三，“还是把这半部印出来，虽不能引之为善，却可以戒其为非。”

　　在李伯元的笔下，官场腐败，从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到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欺下瞒上，乃至吸毒嫖娼、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等，都有无数桩案例。李伯元立志“发其奸而摘其覆”，用犀利的笔尖挑破位高、权大、名贵、威重的帏幕，将晚清官场的黑暗，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贪官恶吏的魂体：“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反面教科书，各种出版社却纷纷以“国学精粹”和“宦海沉浮必读宝典”为卖点，明明是戒读者为善，引读者向非了，可见社会沉珂之重，是非黑白之颠倒。当代中国重点肃贪，这部书很可以成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反面教材，“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李伯元的人格尤为值得称道。鲁迅先生虽然不认可《官场现形记》的文学价值，但对其该书的思想意义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比较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先生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

　　受到清政府的威胁后，李伯元潜入英法租界，继续办报写讽刺小说，之前发表《官场现形记》的时候还是用“南亭亭长”的笔名，这样一来干脆直接在作品上属上真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李伯元此举激起国内外众多文人豪客的仰慕，章太炎先生称赞他“固执大义，以文救国”，柳亚子先生评价他“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海外的秋瑾女侠也寄来诗作与之共勉“刺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

　　李伯元才华横溢，又有豪侠气概，可惜天不假年，1906年猝然病逝，年仅39岁。章太炎先生亲笔题写墓志铭：“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