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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

作者:磊哥 发布时间:2017-07-02 21:50:0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简介:市场经济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妙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千秋。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需要一系列的限制条件。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东北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融合,东北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落魄,形成了鲜明对比,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更加适应东北经济发展。之所以近年来所有振兴东北的举措都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没有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最根本的因素。建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

  近年来,关于东北经济衰退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东北这个昔日的共和国长子,现在沦落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边缘。东北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落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学界众说纷纭,但是说来说去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在。在磊哥看来,东北经济之所以一路走到今天,根本原因在于东北地理人文环境与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有效融合,计划经济体制更加适合东北这样土地辽阔,资源丰富,而又人口不太密集的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效解决东北目前面临的问题。无论中央给予多少支援,输多少血,都毫无用处,因为东北地区经济无法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融合,也就意味着他自身无法产生造血机能,而外界不可能无限输血,而一旦停止输血,东北经济还将继续沉沦。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既然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搞一国两制,那么经济上也应该可以。成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北特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对于公有制重新占据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经济体制在东北特区的回归,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重新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了。此后在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绵延数十年,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等问题上。论战的一方,是奥地利学派、伦教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无法取代私有制与自由市场所起的经济作用,力图从理论上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另一方,则是迪金森、多布、泰勒、兰格等人,他们承认自由市场存在许多弊端,认为中央计划的方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场大讨论的双方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在正方是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反方,则是哈耶克的分散知识论。尤其是哈耶克的分散知识论,在其后的岁月里,几乎是比较经济学的经典内容,人们只要谈及社会主义何以行不通,就会用到哈耶克的分散知识论。

  哈耶克认为,知识问题是中央计划经济所无法克服的问题。在二三十年代的论战中,哈耶克主要阐述了分散知识的问题。哈耶克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知识是科学的或理论的知识,第二类是所谓的“分立的个人知识”,也就是那种不同的个人分散拥有的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互不相同,不能替代;到了五六十年代,哈耶克对知识问题的认识愈加深刻。他全面接受了英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提出的“默会知识”的概念。所谓默会知识是指通常以个人经验、印象、感悟、团队的默契、技术、偏好、态度、组织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形式存在的,难以甚至无力用文字、语言、符号、图像等规则的显性形式表达、传递的,很难形式化的或沟通的、不可能完全与人共享的高度个体化的知识类型。简单来说,默会知识就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在此之后,1960年《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这哈耶克最终确立了以无知论为核心的知识论观点。哈耶克以自己的知识论作为武器,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资源配置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资源配置的决策必须依赖有关的信息与知识,而这些信息与知识有的是明确的知识,但更多的是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乃至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中央计划当局非但不可能拥有或者收集到全部的信息,反而常常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因而难以做出对资源进行正确配里的决策。有效资源配置的信息只有经过个人的交换与获取,即通过市场过程进行交换和传递。所以,让个人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分散行动,相互竞争,才是满足人们目的的最佳方式。市场机制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媒介是价格体系。价格体系是交流信息的机制,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运转所需要的知识很少,获得信息的代价小;价格体系是信息交流的网络,竞争是信息发现的过程,个人借助信息不断试探并纠正自己的决策,改善个人所处的环境。因而以哈耶克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将市场视为一个发现知识的过程。

  磊哥在学习哈耶克知识论之后,便被其宏大深刻的构思所吸引,但是同样是对知识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之后,却感觉到社会主义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人类知识是不断扩展的,各类知识之间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不断转化的。默会知识会逐渐转化为明确的分散知识,分散知识可能会逐步转化为科学知识。比如,人们在发明各种机器之初,机器的操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工人的操作经验,这种经验很大程度是一种默会知识,但是逐渐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就会被语言所表达出来,在工人班组师徒之间互相传递,成为一种分散知识;再经过知识的加工,一种更先进的机器的设计出来了,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类的劳动,这样分散知识就变成一种科学知识。这种可以明确传递和统计的科学知识的范围越来越大,就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我们不仅面临一个如何发现知识的问题,还面临一个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大家必须深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经济制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新奥地利学派将市场视为一个发现知识的过程。难道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仅仅是为了发现知识吗?如果知识存在的意义仅仅只是为少数人获取垄断利润,而大多数人从中一无所获,那么这种知识对于这些人而言还有意义吗?所以说,我们不仅面临一个如何发现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知识为人类服务的问题。在知识存量越来越大,知识增量越来越小的今天,这一问题更是尤为突出。

  第三,相对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可以节约巨大的交易成本。科斯在考察企业的性质时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市场交易总是最优的,那为什么还存在企业组织呢?科斯的答案是市场交易播要成本,也就是说在市场中的交易者需要寻找自己的交易对象,并与之进行谈判、协商,这都播要成本,这种成本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在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代替了协商,这样增加了组织成本,但是却节约了交易成本。由于节约的交易成本大于组织成本,所以企业是有效率的。按照科斯的观点,当边际交易通过市场进行的成本等于企业内部进行的成本时,企业已达到最佳规模。这里浦要说明的是,科斯对于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科斯认为,企业有效规棋边际在于组织成本等于交易成本,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几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组织成本都是远远小于交易成本的,企业规模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大主要是由于哈耶克所论述的无知问题,即企业领导人在经济发展方向上,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不可能总是对的,反而常常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一旦决策错误,就会付出重大的损失。只有在知识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巨大的组织才可以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来实现效率。所以说市场与计划的界限在于知识的明晰程度,知识越明晰,则计划越有效,而知识越不明晰,市场越有效。

  第四,同样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出要远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交易发生机理是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的发生机理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交易发生的原理是基于中央政府的设计。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发生的要求条件更苛刻,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发生的概率更低。所以对于同样的国家,同样的人民,同样的资源,计划经济体制的产出要远高于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急剧萎缩。同样东北也是如此。

  二、对20世纪杜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实践的评价以及总结

  如何来评价20世纪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践?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我们中间存在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在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在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又把原先的计划经济说的一无是处。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承认,计划经济在其实施初期,无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明这个观点的文章数据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赞述,只是从知识问题的角度来论述计划经济在初期取得巨大成功,而后又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计划经济的成功是我们部分克服知识问题的结果。中国与苏联在建国之初,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所以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明确的。在知识是比较明晰的情况下,如果采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在市场中的个体在偏好、知识、信仰、习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交易成本巨大,甚至根本无法进行交易,这样就无法有效的利用知识。而如果采用计划经济,由少数攀握了大量知识的精英分子根据明确的知识集中决策,通过行政指令来划分分工,尽管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并不了解自己所处分工对于社会生产的惫义,整个社会仍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苏联、东欧与中国在计划经济初期都觉得了高速发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随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已经逐渐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开始面临不可避免的无知问题,人们对于新产品的偏好、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成本、各种产业的组织形式,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继续采用计划经济模式,就有可能由于决策者的失误而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就必须逐渐减少计划成分,增加市场成分,变集中决策为分散决策,充分利用价格体系的风向标作用,尽管其中可能有许多努力失败浪费了许多资源,但是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产品、企业组织形式等等,凝结了人类新创造的知识,这样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得到了增加,取得了新的进步。但是需要注惫的是,新增加的市场经济成分,应该主要集中在人类还不成熟的新知识领域,在比较成熟的知识领域,还是应该采取计划模式,以保证公平。今天中国的实践就证实了这一点。不但是苏联、东欧与中国,其实仔细分析战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也都是这样的发展轨迹,无非日本、韩国等尽管是政府主导,但其计划程度要较杜会主义国家低些而已,而且日本、韩国等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轨过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其实都从不同程度上是一种计划与市场的棍合体制。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效发现知识的制度,而计划经济制度则是一个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知识存量越来越大,知识增量越来越小是我们面临的主耍问题,解决办法是在人类知识的成熟领域逐步增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分,在人类知识的新领域则保持市场经济成分。

  三、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需要一系列的条件

  前面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进行的一个笼统的比较。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也存在重大差异,美国日本西欧相比之下发展的很好,而南欧,东欧,俄罗斯就相对差很多,拉美国家,乃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中国来说,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绩效良好,而中部地区相对较差,东北、西北这些边远地区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为什么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需要一系列的限制条件。

  首先是地理条件。地理环境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讳言的。在谈到自然条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时,马克思曾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地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历史上,当人类社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一定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诞生、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表现得非常强烈,到了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虽不象早期那样直接、强烈,但仍是十分显著、深刻的,并且表现得更加广泛、复杂。纵观世界经济史,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几乎都是海洋国家,交通便利。在古代,水运成本是陆路运输成本的二十分之一,这就决定了只有水运便利的地区才能发展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单靠陆路运输,则其市场发展一定受到极大限制。没有这个便利水运条件,你就是想发展市场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在当今中国,只有东南沿海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方迅速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的其他地区由于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经济发展绩效与之相去甚远。

  第二是社会资本。“信任”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信任问题,是近年来社会资本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 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间的联系。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因此用较大篇幅予以介绍。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 20 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作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甚至认为意大利中部地区“本质上是中国儒教式的”。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它处于高信任度的德日类型与低信任度的法国和意大利类型之间,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

  信任问题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来解释。社会信任程度高,实际上就意味着交易成本低。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条很长,上下游企业之间不能进行很好的协作,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成本。而有效的的协作,往往要求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当然也起到了相当的约束作用,但仅仅依靠法律约束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世界制造业的三大强国是美国、日本、德国,在福山看来都是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

  而那些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国家,比如意大利、法国等等,这些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这些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引导作用。法国和意大利都是通过建立一些巨型的国营企业来实现工业化的。

  四、东北与俄罗斯经济转轨前后的经济发展绩效比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地理条件也好,人民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也好,东北都不具备高效运行市场经济的条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如此辉煌,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如此落魄!

  由于东北不具备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以在原有的产业倒闭之后,新兴的产业却发展不起来,这与中国东南沿海是不一样的。

  2003年,中央出台"振兴东北"战略。随后10年中,中央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资东北建设,希望能让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光彩。政策出台的当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即批准了"振兴东北"第一批100个项目,总投资额610亿元。此后中央的项目投资难以数计。但这些努力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效力呢?直到今天,仍有质疑的声音。今年4月19日,《长江商报》发表文章称,尽管振兴东北的口号响起许多年,但时至今日仍无起色。或者从某种程度而言,振兴东北已然失败。2014年,中国31个省份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排名中,黑吉辽三省全部位于最后五名之列。2015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的经济表现都不令人满意。统计数据显示,辽宁GDP增速为2.6%,排名垫底;黑龙江GDP增速为5.1%,排名倒数第三;吉林GDP增速为6.1%,排名倒数第四。

  很多人这样认为,即尽管东北从横向比较来看,经济发展绩效不如人意,但是纵向来看,东北经济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到12.7%,而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速为10.7%。但是这种看法却忽略了东北经济繁荣的表象与地产业的非理性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说到底,这种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已,这种GDP数字游戏还能玩多久,还能忽悠人民群众多久,我很怀疑。

  这里简单说一句,俄罗斯的情况与东北是如出一辙。俄罗斯在沙皇俄国时期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向市场经济方向全面转轨,可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俄罗斯经济是世界第十三,经济规模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理论和实践都说明了,俄罗斯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如果不改弦更张,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遗产被吃光以后,俄罗斯逐渐将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职场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鹦鹉和猪一起坐飞机,鹦鹉在机舱里说,这是什么破飞机啊,空间这么窄,条件这么差,爷不坐了!说完就打开机舱门跳了出去,猪一看也跟着跳了出去,鹦鹉回头对猪说:你又没有翅膀,你跳出来干嘛?在这里,机舱就好比是计划经济体制,鹦鹉就好比是中国,而俄罗斯就好比那头猪。中国之所以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而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俄罗斯不具备这种比较优势,却非要跟着中国学,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就杯具了。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本,在那些不具备发展市场经济条件的地区,转轨之后的结果并不比俄罗斯强多少,比如东北。

  五、建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

  邓小平最为著名的有两句话。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不是以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吗?那我们实事求是的说,东北搞市场经济,那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所以现在又到了我们要解放思想的时刻了。中国幅员太大,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搞一国两制,为什么在经济上不可以呢?我们当年曾经在深圳搞经济特区,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在东北搞特区呢?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东北搞市场经济行不通,再搞下去,一亿东北人民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今日东北所面临的问题,产业更替也好,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回到计划经济的路线上来,通过国家的统筹安排来解决问题。

  比如大家都在热议的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其实城市转型也好,产业转型也好。靠市场经济手段很难行得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交易成本太高。破产企业,下岗职工,新的投资方,各种利益主体要进行各种复杂的谈判而达成妥协,希望渺茫,即使能够达成也是交易成本太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政府统筹安排,则事情要容易解决的多。

  建立东北特区,回归经济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以东北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一亿人口,东北在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必将重新焕发生机,体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看到一点,今天的中国东北,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就当年论战双方一直关注的信息问题而言,今天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计划的准确性,有效性,有了质的飞跃。当然,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经济转轨,转入计划经济轨道,将来的东北经济特区如何运转,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不是今天论述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

  七、从世界范围看计划经济体制在东北特区复兴的意义

  新中国建国伊始,我们一边倒学习苏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了苏联体制的一些弊端,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开始学习西方,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看也学个差不多了。我们的老师美国,现在金融危机以后,是步履蹒跚,百病缠身。美国自己的“东北”问题,如底特律等地的经济发展转型问题,也难以解决。这就更加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再次调头。中国的未来,恐怕要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就要求中国走出自己的道路。

  此外,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回归计划经济的东北特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内重新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降低。很多经济学家都撰文指出,尽管宪法规定中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事实上公有制在中国早已失去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失去了经济基础支撑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到底能坚持多久,未来中国将走向何方?很多人都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东北特区,将彻底改变这一现实。毫无疑问,在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东北特区,公有制经济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必将大大强化党在经济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将得到极大加强。

  综上所述,磊哥可以说,建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既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巩固执政地位,在国际上应对未来危机的重要举措。未来的事实将证明这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相信这篇文章问世以后,会有很多市场万能论者出来质疑反对讽刺挖苦,他们依靠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发言权会发出很多这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最终还是会与他们之前说过写过的诸多类似无用的话语一样,除了浪费一些公众资源之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东北人民还是会在经济衰退的痛苦中苦苦煎熬。再过五年,十年?直到痛苦让东北人民无法再忍耐那些市场万能论者的谎言,东北人民才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现在磊哥只再重复一遍:建立东北特区,回归计划经济,是振兴东北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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