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整体经济大战中的中国与世界大对局（二）

　　四、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短板、长线与假长线、假短线

　　曾几何时，主流话语体系、主流经济学理，甚至于左右双方各自的乃至国际的舆论，总是鼓吹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最大交换地与最大流量的贸易双方，总是存在着经济、产业、科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极大乃至最大的互补性。而所谓交易从而也包括国际贸易的起源和主动主推力，又自然是以已之剩余所有换取其所无，即所谓的互通有无，甚至中国古典经济学中的“通功易事”。然而，无论是阿罗-德布勒式一般均衡，瓦尔拉式一般均衡，还是阿莱式一般均衡，亦即交换经济的一般均衡背后推力，都是交易双方各自的可以从中得利的剩余价值。所谓“无利不起早”，并不会因为是否存在各自的短缺、有无差异，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进而，国际安全、国际经济空间中的长远利益核算，国际贸易圈的地缘政治考量、世界金融霸权与霸主的政治、经济谋定，却在国际战略动荡期、国际战略调整期，反而会发生根本性的非经济理性之大调整。结果，在国际经济对局和博弈中，最大的短线、长线，真假长短线，却非但不会造成最大的互补性、贸易驱动，反而成为霸主方、优势方、主攻方的一箭封喉之利器。

　　在笔者的《中国大战略》、《中国梦与世界梦——破局》等等的直接影响之下，最高当局开始把短板和短板经济思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短板思维比一味地强调所谓互补、共赢思维要好得多。但系统把握短板思维并不容易，需要下大力气搞清真正的长短线之所在，不但补齐短板，力避瓶颈效应，更须同时找到扬长避短之战略方式和运作机制及其制胜法宝。

　　从已经初步拥有完整的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体系，到后来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下的

　　大进大出，发生了民族工业体系的基本丧失的灾难性大退却，而到拼命引进跨国公司和所谓国际战略伙伴，中国产业体系、企业制度、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形成超级庞大同时也是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的非均衡畸形结构与状态。十多亿吨钢铁之产能与产量，现有人口翻倍的商品房民宅民居过剩(即人均三十平米，可供给30亿人的住房存量)，高达210(实际上是1600多种所有产品)种产品之世界第一中的诸多的一般制造业品、工业品的相对甚至绝对过剩，成为由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中的最直接的可见短板。去库存、抑房价、去产能、调结构等等，于是成为所谓供给侧当下经济改革之要务。这是中国式的盲目竞争、经济过热、一哄而上的屡屡发生问题之向来通病。只是这次是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的巨大的利益驱动和三十余年的改开之所谓政治正确之下的天量堆积结果。

　　那么，这些是不是真正的短板呢?数以千万计以上的贫困线以下的经济困难户存在又是不是最主要的短板呢?

　　严说地有效供给，就笔者的西方经济学几十年之学养和经验，美国生活近30年的阅历而言，特别是笔者在美国大学求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和其后的美国顶尖大公司工作的经验而言，重未在供给经济学派研究中，存在什么有效供给这样的核心概念。因为这是同市场经济所不相容的，更是市场经济学逻辑系统中不可能存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即使放弃了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同时也在任何一种西方经济学派与学理中，得到变形了的某种隐含和假定，也就是它变成了市场出清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的自动与必然的隐性定律。这就是说无论什么样供给，就存在过剩危机而言，危机或过剩的仅仅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来说的，但只要价格无限地趋近于零，则任何供给、任何资源、任何物品，其需要和市场出清，都是可以无限量地进行下去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的最主要的稀缺经济效应的基本假定，就是所谓的非厌足性原理。由此可见，在市场随行就市的无限降价可能性空间里，所谓的无效供给自然就会是一个伪命题。

　　田震山先生的关于供给经济学的长篇大做，可谓是有关供给经济学的最好的一个学术、策略依据版本。刘鹤等所谓50经济团等的官僚决策圈的核心圈子成员为何不能放下身段，好好虚心地加以讨教和提高自身呢?事实上，原本以道统和法理上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无论就理论基础、话语体系、叙事结构，还是就学理、学术或科学术语，更不要说到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制度追求，都是全然没有必要从学术框架、术语、学理到政策设计和战略制定上，非要给自己套上一个不伦不类的供给侧的帽子和标签的。事实上，金融海啸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简直是声名狼藉。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甚至包括经济学教育和商学院教育，都面临着学科凋零，大师不再，群龙无首之境地和学术尴尬，尽管似乎经济学诺贝尔奖年年不断，似乎得主们风光依旧。

　　本是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类似大同境界中的追求，却非要套上私有制下的小康帽子，这是长期不学马列毛，甚至不体认古时候孔老夫子本人，“大同之世，三代之治，丘未赶上，但心向往之”，自然就彻底西化和右派化思维浸润的必然结果。不学无术的文旦、秘书党群、枪手写作班子，出卖良心和灵魂，欺上瞒下，祸乱中华，导致思维、文化、语言、表述、学术上的极度混乱和历史性的大倒退。这种文化与安全上的短缺乃至极度的哲学贫困，自然是最核心的短板。但这却依然不是这里的中国经济的最直接的最主要的短板。

　　中国国民经济体系，早已基本上丧失掉了计划经济和举国一盘棋、全国合意办大事的国家动员力和组织配置优势，基本上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部自然融合进入的低中、端经济构成之外围圈经济体系。这种基本情势下，中国经济之短板与长线，就已经主要不取决于自身宏观经济结构与需求，而是受控于国际超宏观经济，特别是其博弈、控局与搅局战略之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乃至左右控制下的短板制造和先天或缺了。L

　　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是中国金融主产业和超高端金融产业集群。其中缺乏金融火箭军、金融天军、金融战略游击与远征军团、金融战略预备，又是最为关键性的短板。迄今为止中国海外资产金融运作团队，金融前沿、尖端，特别是机制、战略设计层，既没有领军人物，更基本上是为一批先后在非项目、咨询就职，非国际顶尖的业界实操高手，而是纯粹的务虚的出自于世界银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作为政策和评估类的所谓经济学家的人物在操控、掌舵。结果，中国就会在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等等，特别是美联储的QE和西方国家的所谓扭曲操作等的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融战之下，被动应招，处处防不胜防。

　　乔良将军在我们反复叙说下，终于以军方的战略家眼光写下了金融是国防安全的首要屏障这一当代的国际安全文章。在当代所谓的非直接占领，自身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与空间高度舒适化的智能帝国主义和相应的整体战的战策之下，硬军事、远程打击、前沿布置、外科手术和海陆空-天军的立体合成，主要起着震慑、迫使就范、彻底挟制以及国际绑架，和对国际区域热点危机给以应对的作用，而真正的核心的利益攸关的主战场，则经常和主要的是转移到了金融、贸易、产业、技术和整个经济领域。与之相应的文化和心理战也是另外的一个主战场。

　　力戒避免第一次、第二次那样的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甚至防控冷战那样的过量的过度的核军备竞赛、资源投入，也是某种新的策略追求。全球心理征服、灵魂移植、精神变体、思想转轨等等，就成了以洗脑为目的的心理与文化战的主战场。同这种精神、文化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改变相一致的，就更是在制造汉奸、叛徒、第五纵队的心理换算和精神安慰剂下，完成财富移手，经济掠夺，资源掌控和价值攫取和拥有。

　　除了金融、文化两大最主要的短板之外，农业，或可能是远远超出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工这一中国式的世界独有的候鸟迁徙似的工人阶级、产业无产阶级的变体，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中国土地人均资源高度短缺、农业气候地理资源分布和整体大尺度灾害频发等特点决定，中国不能走美国农业现代化、日本农业现代化、德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国应以荷兰、以色列等的集体农业，和中国大地上以周庄、南街村、刘庄、华西村、大寨等等，大体上七千家集体农工商联合体为范式，尽快完成由国家财政和相应拉动的资金为主导的大规模的新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重构和彻底改造。在社会主义集体农工商联合体的大规模推进中，才真正应当做到切实可行地抓大放小，鼓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地域和跨行业的农工商俱乐部兼并。

　　联产承包制和其后的分田单干的及其一切不走集体化道路的土地流转，不可能彻底根除大片土地上的界标、田耕等划分所造成的上亿亩地这样的暴畛天物般惊天的土地资源浪费。反倒可能会遵循一般的所谓城市经济学中的土地地租曲线规律，在其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的盲目的围绕着区位、地理与旅游等等的优势，而形成更加偏离和急剧两极分化和更加错综复杂的区隔、土地飞地的效应和支离破碎的篱笆农业杂乱经济格局。如果走上这条路则如同城市商品房及其多级建筑商、分包商似的经营恶果，就会在农村大地上进一步重演。

　　由“一分就灵”到“一股就灵”，再到“分光卖净就灵”，私有化在中国过去的经济演绎上，始终以双轨制、预算外与体制外行为，以增量游戏、民营民企的体制与机制改革，以谓的非公开的制度性，非直接地颠覆与改革名号，迂回曲折，一步步向彻底私有化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决不是现行的这种经济机制设计，即早已经是生产资料，从而资产性的租金经营的不动产和资本金额选票决策的私有产权做大和混合制经济体了，更要命的是国家银行与金融体系的私有化，这非但不是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之意愿，反倒必定是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经济结构。

　　而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国家根本经济制度和中华复兴的总战略设计中，如何评估两大最致命的资本势力与势能，即民族大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财团，即如何评估和设计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二零四九年的趋近，而变得日趋严重起来。现行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本质上并没有确保国有与集体社会主义的最终彻底胜出，反倒给了彻底私有化和终极目标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预留了巨大的想象和趋之若鹜的空间。但这样的当代资本主义，依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眼光和政治经济国际能量和生长空间，绝然不可能获得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的国际占位。

　　而台湾分裂出去之风险，台海、东海、南海危局，中国真正的最终的统一问题，同样历史地摆在了当代中国决策者的面前。而其经济理性，作为第一岛链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特别是美国每每威胁、遏制中国的最大的筹码，其经济战略价值会越来越大。

　　仅仅是反介入战略是远远不够的。金一南的心战与心败是晚清彻败的观点值得最高决策层深思。学习、吃透毛泽东的大战略，而不是消费毛泽东，骑墙毛泽东，借用与借力毛泽东，而实际政策上却“偏师”邓小平，此乃中华民、中国生死攸关之大忌，从伏羲到炎黄，从尧舜到秦皇汉武，从马列到孙中山，华夏、世界第一，人类与中华守护神，解放神是毛泽东。马克思的哲学与学说，就是实践本体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而“单凭”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第二国际，都没有获得成功。毛泽东是华夏上下两个五千年，世界上万年的人类文明中的奇葩与仅见。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中国与世界，特别是神州中国，若不懂得充分、合理地和最大限度地守护好、开发好这份神圣的遗产和伟大的馈送，那就只能是天底下最无耻、最愚蠢、最不可救药的族群民类了。中国人民早已清醒，端视统治阶层的醒觉意识了。历史大节点与大转型时期，大国与列强上的掌舵人团队，究竟是大智大勇的巨人、伟丈夫，还是偷鸡摸狗的小玩闹，其领航的结局和代价，是人类与中国命运攸关性质的。近代中国，若非像慈禧、李鸿章、张勋、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即便是缺乏毛周朱那样的伟大领袖集团，就是出现像努尔哈赤、多尔衮、顺治、康熙、乾隆那样的，也断然不会如此之悲惨和堕入无底之深渊。

　　关于中国经济的长线。这里不作详尽展开。并且，长短线在国际博弈中，都不是完全静态和全然不变的。当然，当下中国精英，对中国经济长线不但认识不足，而且信心更加不足。这是同上述的短板和其自私自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当下中国经济的倒春寒，最主要的成因是强势高压反腐、政经政策相扭曲和结构大调整所至，并且同国际经济衰退余波的高频共振有相当的关系。中国经济第一阳线大长波，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已经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大奇迹。而第二个四、五十年或许另一个甲子，中国经济若战略操作得当，必定全面实现毛泽东早在六二年的大期许、大猜想：今后一百年内外将是一个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动期。中国全方位现代化，需要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除了他二十四的惊人预言之外，这一个预言的战略价值与作用范围，可能会更大。这同那个不读书、拍脑袋的斩钉截铁式的“基本路线管一百年”，“人均美元4000GDP的小算盘式的说法，完全不同。神马人均四千美元中等发达，其压根就不懂世界汇率、硬通货、货币战争和国际金融，中国早已人均尽一万美元了，但哪里来的什么中等发达国家加上社会主义集中起来办大事的国际影响力呢?无非一介宣传政委类型、秘书长作风和桥牌牌局上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似的振振有词而已，却被捧上了神马理论之吓人的高度，只会带来千古的贻笑大方。

　　关于美国的短板、长线，这里也不可能全面展开。美国的财政破产、国家破产已经是历史与现实。美元资产，在美元霸权下的长袖善无，其所以依旧会起如此明显的发挥作用，除了世界经济格局惯性系统使然之外，主要是由于其对局、博弈对手的战略大失算所致。集中体现为战略信心不足，战略智慧与战略意志高度缺乏所致。当然前述的金融、高科技短板，自然非一日之功可以就以立马补齐，从普京对列宁的所谓批评看，其骨子依旧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缺乏任何政治大智慧的资产阶级的政客式人物，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主义者。他不懂得列宁的民族自决基础上的民族平等的国家建构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之必然。属于苏共二十大产儿后的孙儿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命不凡和吭吭叽叽。连青年近卫军领袖，金正恩这样的新手都不如。世界战略大师，全球性超级高度匮乏，此乃我们时代的最大的人类之悲哀。

　　美国经济真假长线都集中在其大金融产业集群里。美国的次级真假长短线同样在高科技、军工与国防、军事领域。美国的超级短板在于美国梦的制度与文化之彻底异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美国病。这是不同于停滞不前的委靡不振的英国病、日本病的。而是时而活力四射，时而超常发挥，时而似乎神出鬼没，无敌天下，但实则购买力、动员力、基础设施、国民心智、国家意志等等，均正基本上堕入晚期罗马帝国的由早期的熔炉而走向大拼盘，并因过度多元化的社会趋势，而走向一盘散沙。美国病就是超级大国出现末代、末世迹象。而1%的超级精英贵族家庭人士的绝对权势和财力(购买力)，同中产阶级的困境重重，正在为美式的开放社会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美国同英国大体上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金融火箭军、金融天军。这在华尔街、伦敦城和场外交易网络系统中得以存在。其主要不是国家与政府的直接作为和监督构成。而是美国、英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强势资本集团的俱乐部式、基金会式的小圈子、小团伙所为。欧美国家，始终是非正式组织文化下的贵族寡头操纵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之经略与统治。以创新、自由名义下的特权存在，借助于诸如罗兹圈子、彼得伯格俱乐部、供给会核心层集团、莫内圈子、维也纳小组或米塞斯圈子，连同所谓布维也纳学派、拉格学派、芝加哥学派、弗莱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欧美政治、文化与经济界导演了一幕幕惊天大剧。我们中华在西周、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通过门客制度和其他的招降纳叛，同样对此曾经长袖善舞，不过，后来的大一统天下和灭党朋行党锢之祸的政治社会行为，甚至明显的文字狱等等，又将非正式组织的文化与社会运作，几乎彻底根除。日本则在政党运作中，公开承认和追逐门生故旧的派系政团。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大体上坚持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前旗千奇百怪”的政治文化运作规则。非正式的投好、机缘似的组织，在任何社群、共同体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因势利导，杜绝大政方针上的阴谋诡计，则是政治灵活，同组织、制度僵化的良机与良药。

　　美国既没有能力也不存在国家一级和国民意愿相合的同时能打两场战争之现实可能。除了虚张声势与声东击西，哄骗中国精英集团之外，美国连中东、非洲、朝鲜都摆不平。欧盟各国，经济政策基本上不顺从于美国，尽管其诸如参加北京阅兵之类，俨然会紧跟美国之后。日本这条美国的亚洲政策狗，仅仅是安培和右翼集团的一时的假象。而后安培变数会极大。解放台湾，统一中国，若把握灵活，则中国会满盘皆活，甚至更可能可以呼风唤雨。台湾问题绝不可能呈现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方式，走上层路线的统战、让利政策，在香港已证明完全无效。大陆、台湾、香港之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战，比中美之间博弈还要要紧。而不是经济打拼和生活质量提升的简单经济问题。

　　台湾蒋经国之后，没有政治家与战略家。全世界都是政客当道。都是说客、戏子表演。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政治荒唐时代。连李光耀这类的小国大脑，能把握大局和能把大局看透的人物，都不多见。试想若没有金正恩的朝鲜第一线，中国的战略纵深一下就要后撤数百乃至上千公里。中国的权贵精英若一味扒拉小算盘，则迟早会败光整个华夏资财和一切。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