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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贝:重温李先念和陈云给中央的一封信

作者:文贝 发布时间:2014-08-14 14:21:58 来源:作者博客 字体:   |    |  

 重温李先念和陈云给中央的一封信

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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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紧锣密鼓中,笔者拟把早前与《毛泽东批评》同时写就的《邓小平批评》十篇文章发出来,从另一种角度纪念这位被称之为“世纪伟人”的“老爷子”,结果被火眼金睛的编辑立马隐去,只好自动删去,留待以后发表。

  作为过来人,虽然见识不高,却经历了许多事。这些事在晚年闲暇之余不时的被想起,成为思考的源泉。时过境迁,当年李先念和陈云给中央的一封信,不免思绪万千。

  李先念、陈云给中央的一封信。

  1979年3月4日,时任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时任党的副主席兼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当时华国锋为党的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副主席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虽然陈云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资格远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高,因李先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副主席排名在陈云之前,所以具名在前)联名以书信的方式向中央提出意见。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李先念 陈云

  三月十四日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总理的提议,为了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副总理兼主任,李先念副总理兼副主任,姚依林副总理兼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李先念、陈云联名信的背景。

  文革派倒台之后,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开始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1976年12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提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担当起来,进行到底”。

  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了全国工业学在庆会议。时任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致开幕词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贯彻落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走向天下大治的重要部署。”

  时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叶剑英叶剑在大会上首先讲话。他强调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指出它们代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方向。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花大力量加快农业的发展,这就必须在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同时,加快工业的发展,用强大的现代化技术去武装农业。”

  华国锋在讲话中高度赞扬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运用于工业战线的典范,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范。他指出,大庆全面贯彻落实鞍钢宪法,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如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都能象大庆那样,就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迷航,就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一定能够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要求大庆向更高的目标进军,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所有企业,都要认真地学大庆,努力向大庆看齐;各个工业部门,都要努力向石油部门看齐。

  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纲要》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这是近乎痴人说梦。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

  这种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包括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十个百分点。

  在华国锋1977年10 月对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下。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明确表态:“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实验进行大的改革。”会后,中央正式发文,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8年6月,中央听取谷牧出访欧洲五国汇报。华国锋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嫌步子太小,目标太保守,从60亿到180亿,后来要搞到500亿美元。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此事当时就受到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等的反对。最后经中央讨论定在800亿。此事虽然当时广受批评,但历史的看,当年“洋跃进”时期的多数项目,后来都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包括宝钢、江苏仪化、吉林化学公司等。而当年对“洋跃进”的否定,转移了中国工业向大型企业发展的方向,退回到发展乡镇企业的模式。

  同时,华国锋已经改变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寨的内容,只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倡导。1979年4月,他支持和批准了中央包产到户的会议纪要,率先在农村打破了集体所有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其实这一期间政治上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经济上不仅没有俳徊而且比较冒进。正因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战略思想。这是李先念和陈云坚持稳妥进行社会改革思想的结果,然而当邓小平主政以后,这种思想路线再次被否定。

  陈云的调整与邓小平放开搞活的冲突。在陈云和李先念提出调整和稳妥发展经济时,邓小平只是主管教育的副主席,较少插手经济工作。原因在于邓小平出山晚,不如李先念更受华国锋信任。随着邓小平实力的壮大,在打压华国锋的同时,邓小平冒进式的改革开放开始占据主流。

  1980年4月,赵紫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取代了陈云。9月取代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越过了老资格的李先念。

  李先念作为思想保守的左派人物,虽然不便公开反对邓小平,却对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颇有微词。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回忆李先念对他的反对,不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而且表现出的是一种仇恨。有人认为李先念本来想当总理,结果却被安排有名无实的国家主席。

  在陈云调任中顾委主任和李先念任职国家主席以后,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思路开始取代了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基本秉承邓小平的意志,采取急进式的改革开放,只是政治上远比邓小平走的更远。

  到赵紫阳任总理时期,国务院副总理进了邓小平的嫡系万里和李鹏,还有赵紫阳的嫡系田纪云,陈云派只剩下姚依林。而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担任副总理(1979年7月)以后,基本抵消了姚依林的作用。1982年5月,薄一波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体改委工作。他紧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充当了国务院新的经济体制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掌门人。而且作为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负责中顾委的日常工作,驾空和取代了陈云的地位。

  赵紫阳下台以后,李鹏接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副总理由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邹家华、朱镕基、李岚清等人担任。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邓小平手里,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基本没有计划,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社会发展的平衡完全被打破。

  早在1980年12月,陈云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谈话时就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搞市场经济“总是有笼子”,不然鸟就飞走了。他说:搞活市场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 “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调整,比如对5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脱离开计划的宏观指导”。陈云的这种思想显然与邓小平“白猫黑猫”理论存在着原则分歧。

  邓小平的上升决定着陈云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航线开始不顾后果的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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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追求效率式的改革。

  有报道称朱镕基是邓小平选重的改革派人物,其实他的入阁更多因素在于同属于江泽民的“上海帮”。由于朱镕基在1993年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国家体改委主任,使他积累了较大的人脉。由于朱镕基与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特殊关系,朱镕基的影响力已经大过时任总理的李鹏。  细数一下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人物,大部分与朱镕基有联系。

  财政部部长王炳乾、刘仲黎、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楼继伟。各大银行的行长和银监会的主席,包括周小川、尚福林、郭树清、刘明康、戴相龙、周正庆、王岐山、屠光昭、宁高宁、李建阁、姜树清、肖钢、易钢、李剑阁、陈元、朱云来、马凯等,这些人有的是朱镕基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之一,有的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和领头人,还有的是朱镕基的秘书或者直接提携者,这些人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着眼点是市场经济的话,朱镕基的改革对准的则是体制,而且这种对体制的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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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效率优先下的确保gdp增长是达到了8%,带来的是社会的无序竞争和公平的失去,以及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金融改革是改变原来的“大一统”模式,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为部级机构,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四大国家专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为国务院直属局级单位。其它银行变为商业性质,实行股份制改制。成立城市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局、各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评信公司等。其实是把原来的国有银行以所谓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贱卖给资本包括外资,让这些人在资本市场赚了个满盘。

  国企改革把多年来的国有资产转到了私人手里,坑害了工人,而三年扭亏为盈成了笑话。

  机构改革其实就是大化小,或者换汤不换药。把原来有经济实体的部改为部级公司,把有些部改为总会,把行政单位改为事业单位,把原来属于国家直接管理的大公司拆分成不同的公司,而这些新的单位只是原来机构的“二道贩子”。结果是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这种改革如其说是“瘦身”,不如说是“健美”。

  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众所周知,是朱镕基总理到安徽南陵县视察“被骗”,回来搞了个《粮食收购条例》,造成了农村刚刚兴起的税费改革夭折。

  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改善政府对投融资的宏观调控,建立有效的投融资风险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但是,这种体制一直不伦不类,不仅风险越来越高,而且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

  住房制度的医疗制度的改革直到今天仍然不成功,这是众所周知的。

  财税制度的改革最典型的是分税制。分税制改革始于朱镕基当总理的第二年1994年,以通过分事权、分税收、分管理的方式打破传统的“财政包干”模式,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建立了政府间分权型财政模式。这种财税体制其实是 “一国两制”。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国家重点税收掌握在国税手里,地方政府的税源比较少,只好乱收费,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表而上这种分税制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由于分权不明确,变成了实际上的分钱。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基本支出需要,不得不依靠“收费财政”和“土地财政”。

  朱镕基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跛腿”,只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造成这种单方面的改革处处受政治体制掣肘。同时,它的错误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基本没有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工人被下岗,农民因为国税地方税和收费的乱为深受其害。富了国家穷了地方财政,因此才有了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给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后来加强的治理,却因积重难返,遗害至今天。

  朱镕基因为改革的失误直到今天仍饱受垢病,同时也带来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长达十年的调整期,也带来了习近平时代重启改革和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的问题。

  李先念和陈云当年发展经济的思想值得反思。

  就当时而言,陈云和李先念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操盘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他们都是国家财经管理事务的主要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陈云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的,他一直反对全面市场经济,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与市场关系观点。坚持序循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反对冒进。他和李先念联名提出的意见主要思想是前进的步子要稳,避免反复。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强调综合平衡。要加强计划性,从国情出发循序进行经济建设。

  就当时而言,新设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典型的陈云经济班子。李先念作为政治上的不倒翁得益于他政治上从来不出格,经济思想与陈云一脉相承。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康世恩都是文革期间李先念主管经济工作的重要助手,金明是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部长时的副部长,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王任重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张劲夫接任李先念时任财政部长。而姚依林曾为陈云的秘书,时任商业部长,不久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心领神会。正是因为陈云和李先念坚持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被称为改革开放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胡乔木、邓立群等政治上的“保守派”一道很快被边缘化。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当中国经济发展陷入进退两难之时。当追求GDP式的效率优先发展难以维持,当社会两极分化危及稳定的时候。重温李先念和陈云在35年前给中央的信,对于这种稳步发展经济,加强综合平衡,防止比例失调和有计划的谋化各行各业发展的关系,以及考虑国家支付和国内投资能力,循序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尤为珍贵。

  虽然无法预知没有发生的事情,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或经济思想,可以通过现实来检验其真假。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摆脱急功近利,步子小一点,稳一点。考虑到综合平衡,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多一些计划性,少一点盲目性。也许中国经济发展没有曾经的高速度,也许改革开放进入的“水”会浅一些,更容易爬上岸。201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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