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人、性与人性的梁漱溟式新儒家道德拷问

　　1918年11月7日，粱漱溟与父亲梁济聊起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话题。梁济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粱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叹道：“能好就好啊!”但只过了三天，梁漱溟的父亲就投净业湖自尽了。不久，因为嫖娼事件发酵而被北京大学开除公职的陈独秀出走上海联俄结党，而梁漱溟则一度投靠山东军阀韩复榘实验“乡村建设”……

　　新儒家之一粱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的封面是老人肃穆的头像，“这个世界会好吗”七个字醒目而摄人心魄。梁漱溟最活跃的一百年前的中国恰恰处在社会大动荡的风口浪尖，少数抱有民族大义的仁人志士在民族苦难面前则有不同的选择。民初学者王国维也像梁漱溟视为父亲一样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毕竟还是有乐观者选择负重前行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一员吧!梁漱溟号称“中国最后的大儒”，老先生自己的总结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看似简单，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坚持到底就不简单了。关于儒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一书的评价很有意思，“儒家学派缺少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与一个为一种观念概括统摄而前后一贯的逻辑。”但孔子毕竟是个经验丰富而能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说的格言隽语已能充分表达儒家思想的要领。梁漱溟曾说：“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悲惨大意与罗素那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相似吧。渺小是不是肉体?与之相对的是伟大的思想?这个世界会好吗?”也许梁漱溟这句话担忧的意味多于疑问，进而甚至能穿越时空而与好莱坞娱乐片《蠢蛋进化论》异曲同工，后者的大意是未来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商直线下降。姑且不困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单单这样的娱乐片分类就有辛酸讽刺的意味在先了。《预见未来》里的凯奇明显的老了，现实中的我们也无法预见未来，这个世界还能怎样?芸芸众生似乎偏好充满刺激的人生。举凡仁人志士必答：人人活的都很好，世界就会很好?抑或人在世界面前过于渺小，人人活的都很好也不等于世界就会很好?

　　姑且不论《预见未来》要面对的逻辑悖论，即便有个别人能预见未来又能指望什么?《蠢蛋进化论》的另类答案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变得越来越糟。该片里的Idiocracy显然是Idiot与cracy的合体，而曾被中国人崇拜的“德先生”则是demo(人的、民的)与cracy(管理)的合体，两个cracy是一个意思吗?idiocracy在该片的实际意涵似乎是蠢人治国，idiot既含智力上本来之蠢又含因未受教育而无知无识之盲目。就算能如康熙那般文治武功又何必“向天再借五百年”呢?一来五百年后蠢人治国之下色情与暴力的原始欲望充斥于世界角角落落，二来“圣明”如康熙者不同样要靠文字狱以愚黔首?无论蠢人自治还是明君治蠢人，人类较之于传说中全知全能的某种宗教神明都不得不一直蠢下去。试看当今世界所处的后工业化时代，精英不愿生育，庸人则“醒时同交欢”而“儿女忽成行”。人类攀上食物链顶端后没了天敌，人口的无限膨胀就有可能导致这般后果，色情与暴力的原始欲望一旦脱离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就再也无法隐藏在暗幕之后了。该片所谓的蠢人何以越来越蠢?该片男一号Joe的庸常在未来的蠢人之间反而掀起了波澜，只因其手上并无可扫描的身份信息。Joe并不隶属于这个符号秩序，而只有符号秩序之内的蠢人才是“正常”的。Joe获得的最终身份也只能是Not Sure，即不确定性。身份本来应是符号秩序之内的确定性坐标，又被命名为不确定性的Joe的“聪颖”也就成了符号体系之内最大的悖论。Joe的不确定性在蠢人之国呈现为某种溢出或伤口或某种被智商撕裂的社会死角，拉康所谓的“大他者”在此处足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方面通过语言风格的切换成功地让所有社畜越来越粗俗，另一方面继续靠媒介对愚人洗脑式娱乐而直至愚人别无出路。

　　据说东莞色情行业的广告短信曾发到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机上，尽管爱情属于人正常思维下的一种宝贵情感，改革开放后国人对人、性与人性思维越来越畸形了，尤其是没有办法判断爱情，上述东莞案例顶多只是冰山一角。中央电视台曝光东莞色情行业事件后特警的出击大快人心，其中媒体人起到了社会监督的引领作用，但政府与行政、司法角色模糊的警方都有很多问题暴露于其中且尚无定论。网民的相关反应却难得一见正常思维下的言论，讽刺还好说，支持色情业合法化的言论能说得上正常吗?一面是你的母亲、女儿去卖淫，一面是你的父亲、儿子去嫖妓，你自己该作何感受?引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人、性与人性等三观上不再屑于换位思考，改革开放后的三观混乱早已不再是个别现象。比如色情行业，有人在思想深处越来越相信性是可交易的，有人认为色情行业“兴起”的前提是无法建立对爱的信仰成了普遍现象。爱情也罢，婚姻也罢，首先要靠思维正常的人用正常的思维探讨爱情之成色。毋庸置疑，有了根深蒂固的爱情才能有性，而与能正常思维的国人探讨此类话题在现在的中国越来越成了一种奢望。其中的社会与历史等因素的积重难返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破解的，所以这个世界还会有梁漱溟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唯上也不唯下的拷问。

　　如何看待“性都”东莞?网友“咱不能放弃”认为，性交易与爱是冲突的，前者在拖人类进化的后腿，后者在指引人类进化。在当今中国，很多人的性都是在交易，包括婚姻。网友“怪叔叔の夏”认为，九年义务教育+七年高等教育也没学到半点关于爱与性的知识，是教育部官僚们太清高而不屑于讲她，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爱与性太肮脏而不好意思说?最终选择了让孩子们自己去猜，去摸索，也算世界的奇葩了吧。性本身无所谓肮脏，她乃万千生物之源，大到鲸鱼、大象，小到蝼蚁以及你、我，都源自某一刻的两性结合。网友“Cesc ”认为，爱情这个概念在人类文明中是何时产生的?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与某个特定异性发生性行为”是个人独占专属这样的想法的?并由此而产生了婚姻关系，一夫一妻制……我想这些一定是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才产生的，也许暗合了我们人性中私有制这个部分吧，即从一开始的物品私有、财产私有，发展到伴侣私有。伴侣私有进而发展成感情交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情，而那些将性行为作为交易的自然就遭到了文明社会主流观念的排斥。但细想想，将自己的身体与别人分享，难道不是她们的自由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将卖淫作为非法，却无法通过法律制裁情人、二奶、小三?归根到底，这些是个人行为，或许是公民自由的一部分，可以道德谴责，却无法法律约束。甚至，有时候连道德谴责都不适用，譬如有些妓女出来做纯粹是为了供养一家人，因做其他职业收入低微而被迫进入这个行业，譬如有些嫖客其实是结不起婚的农民工，只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卖淫嫖娼在世俗道德观里的确是不光彩的行为，但这仅仅是一般的道德观。从更深层次分析，有很多社会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存在即合理”。人不是一个纯粹道德的生物，人人有欲望与本能，人类文明史本身就是自身欲望与法律道德纠结的历史。从政府角度而言，卖淫嫖娼带来的社会秩序、犯罪以及道德导向方面问题太多，所以打击黄业是必须要做的事。网友“无法表达”认为，那些人倾向于肉欲而非理智却反而以痴为荣，这个要慢慢改变。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大环境的影响与教育问题上，古代儒道智慧已经被抛的一干二净。网友“祈祷星空”认为，好多人希望国家反腐倡廉，然后顺便给自己开个后门，也许在国人的心中只有自己一人腐败不会影响大局清正廉洁。网友“陈百岁真牛”认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卖淫也违法，关我党什么事?德国荷兰倒是卖淫合法，但合法化之后妓女的地位与收入并没有提高，得到好处的不过是嫖客、开妓院的与税务局，这也是我当初支持卖淫合法化而现在却反对的缘故。网友“一桶冷水”认为 ，根本不是不关色情的事，而是央视打压什么网民就挺什么，究竟是谁的问题?网友“陈百岁真牛”认为，主张卖淫合法化的理由无非五个：一是客观存在，屡禁不止;二是买卖双方自由交易，对双方无伤害，是人的自由权利;三是解决部分就业;四是降低性犯罪率;五是减少性病传播风险。第一条是“存在即合理”，话说客观存在而屡禁不止的不良行为多了，纵观历史与世界，我看贪污腐败诈骗贩毒也客观存在，何以屡禁不止呢?至于第二条、第三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德国卖淫合法化后80%的妓女还是非法的外来移民，不受保护也没有保险。还有第四条、第五条，德国荷兰已经证明这两条是扯淡。网友“栗子”认为，世界都快被玩坏了!网友“[已注销]”认为，现代化与富有的国家居然高达55%的离婚率，中国有些地区也不遑多让了。德国多少人不养孩子了，这两年日本也是，法国结婚的都越来越少了。群众的反应是慢的，理解这点你可以去看《乌合之众》或者还是去看电影吧，《蠢蛋进化论》前15分钟。网友“eva的幸存者”认为，人家这个说法是符合宪法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说“有阶级利益的婚姻都是打包的卖淫”，所有婚姻法里规定的有夫妻共有财产的婚姻都是马克思所谓的打包的卖淫。要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婚姻，必须是夫妻两人财产独立的婚姻，也就是取消了夫妻共有财产与夫妻间互相赡养义务的婚姻。简单地说，这个东西现在法律上叫同居，而且是不带任何经济往来的。凡是收了钱的性生活都是卖淫，这是由于卖淫是由性生活与经济交易组成的。所以，不管有没有领结婚证，只要收了钱，又性交了，都是卖淫。如果只收了钱，没有性交，这是诈骗。通常情况下，假结婚都是为了诈骗政府，所以美国政府一贯严查假结婚骗绿卡的人。美国的法律规定了，美国的婚姻是最彻底的卖淫婚姻。离婚后，女方还可以继续享受男方给以的经济补偿，直到女方找到工作为止。这一保护条款，不仅仅保护了女方一次卖淫终身受益，而且有效的减少了就业率。网“才萧”认为，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这是源于西方社会对男性女性在社会上的分工不同形成的一套制度。女人向我们这么整最终都变成女强人，反而会加速离婚率的上升。网友“陈百岁真牛”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婚姻生活的表现形态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者”。马克思笔下真正的婚姻关系是：“谁也没有被强迫着去结婚，但是任何人只要结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婚姻法里规定了有夫妻共有财产的婚姻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定义的相当于卖淫的婚姻关系，别把同居说的像伊甸园，同居生活也是的花钱也是有经济往来的，除非你绝对AA制。同样，同居虽然没有相互赡养的义务，但同居过程中不相互赡养是不可能的，除非解除同居关系。话说离婚也可以解除相互赡养的义务，同居与婚姻不同的是法律不再插手干涉，当事人分手时自行解决共同财产怎么分而已。网友“eva的幸存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父权社会，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决定了母权的强大。所以太后干政成为常态，外戚得势也是必然趋势。当然，最强大的太后就是武则天了，她干脆连儿子的帝位一起拿走了。即使非汉族的满清社会，照样是母系社会体系。从最初的那个用美色招降洪承畴的皇太极妃决定安排了两代皇位继承人的命运，一直到顺治的兰贵人，统治满清大半历史时代。同样，中国强大的娼妓文化，以名妓李师师为代表的独立女权运动，公然对抗皇权，竟然以当妓女为荣，以当王妃为耻，这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网友“熊猫是肉食动物”认为，妓女虽然不光彩，但是在有的国家仍然是合法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把偷窃杀人合法化的?还说什么贪官支持云云，贪官吃喝拉撒消费这是个人需要，感激他?你逗呢!小偷强盗是损人利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东莞如果有妓女，那么多的小偷会是现在这样么?妓女好歹为经济增长做了贡献，小偷做什么贡献了?把明显的不同的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你的心态奇怪的可以!网友“匿名路过”认为，网络喷子以与主流媒体唱反调为乐，毫无底限可言!网友“124c41”认为，对于卖淫这件事，历朝历代各个国家都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就市场而言，这是因为有市场需求。这是自然规律，有需求就有供给。有人说卖淫合法化纳入政府正规管理，中国的社会观道德观是不允许这样的。所以天朝只能名严打，实则根本无法控制。还有就是没必要上升到自己的妻女怎么怎么，有人愿意做这个供给者，有人愿意做需求者，这是他们的市场，他们的交易。对于网友的态度，我想更多也是对天朝这种样子工程的无奈感与嘲讽、对于社会的怨念、腐败贪污、生存环境差，等等等等。网友“东方子泽”认为，那些出卖灵魂的总是看不起那些出卖肉体的，一方拿着价值尺度，一方拿着现实尺度，所以赋予同一现象的是不同的意义……

　　2020年肆虐全球的超级疫情一度为整个世界摁下暂停键，每天刷新的新冠病毒致死数字触目惊心地记录着人间一幕幕生离死别。这场百年不遇的人间浩劫的另一面是被人为地无限放大的喧嚣，无论家庭内部还是社交平台、公共舆论场，你都能从中发现各种社会矛盾如火山喷发一般令人应接不暇。家暴，争吵，拉黑，绝交……各种负能量的嘈杂此起彼伏，较之于狂躁的毒菌弥漫得更快。疫情如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照见世态，也照见整个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可知或未知的未来。“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后疫情时代注定会变得格外醒目。这个问题不仅事关人类对生命应有的态度，而且事关人类的生存法则、社群秩序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走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如何定义人性良知的上限与社会文明的下限?如何处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乃至不同的文明或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此类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有识之士的相关反思数千年来从未被中断，“前人之述备矣”。但我们偏又如此健忘，仿佛从未听说过。孔子要求“温故而知新”，该补课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新冠病毒“全球化”的“地球村”一眼望过去似乎很糟，如果望的再远点，远及数千年，这个世界所谓的“好”的时候也不多吧!但人类总是希望着从骨子里本能地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而且儒家圣贤们还为此指明了各种金光大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越来越无药可救了，诸侯争霸人臣擅权夺国弑君，老百姓流离失所，从天子到庶民都在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择手段冒天下之大不韪。孔子生于晋楚争霸的尾声，晚年又逢吴越争霸，大国相争而小国跟着遭殃。孔子在世的七十余年，“天下”鲜有消停的时节。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只因天下无道，老百姓才会误入歧途，如闻大道既行，死亦知足。孔子认为，“施仁政”是国泰民安的致胜要道，恢复仁政的第一步是重建社会秩序。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听到的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首先要做好自己，尽到自己的本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大家都做到了就能各有归处，这个世界也就能好起来了。孔子的秩序观进一步来讲就是先有规矩后有方圆。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如今国人常拿这句话里的“阶段论”对照自身，这种以圣人为榜样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但毕竟是时代不同而不宜刻舟求剑了，个体的成熟度也是难免会有差别的，凡夫俗子未必都能活成这个样子，究其根源则在“学”、“知”与“行”上很难浑然一体。做的到就是圣人，做不到就是俗人。当然，圣人有圣人的快乐，俗人也有俗人的快乐。不过，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进而也很难有进步激励。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们是不是有时只做到了“从心所欲”而很少思量是否跨越了规矩的边界?孔子七十岁尚能做到在规矩的范围之内“从心所欲”，那么他的这种“规矩”意识也一定是数十年养成的，这或许就是圣与俗的分水岭吧!近百年来西学东渐，儒家的秩序观被扣上了很多不该扣的帽子，其中最大的一顶就是“礼教吃人”，但实际上儒家的“礼教”限于做人的基本教育。颜渊问仁，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礼”这个问题上，孔子首先强调“克己”，就是要让自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人人都做到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动的不动，“天下”就好了。所以，在社会这个层面“克己”是个底线。所谓“礼教”就是要让老百姓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在言行上做到懂规矩、守规矩。人不懂礼，何谈规矩?没有规矩又何谈秩序?人的自由、民主、个性如果不放进特定的秩序轨道，此类权利就不必去争取，禽兽那里都有啊!所以，儒家眼里的秩序就是能把这个世界变好的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则社会基石就会动摇，一切坏的种子就都能埋到其中了。现在人类能靠科技手段上天入地，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优越感有时不过是梦幻泡影，“人定胜天”的信念不见得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好处，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的核泄露事故，自然界一直在警醒我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构建秩序、明德修身、顺其自然、增进智慧是春秋战国百家圣贤留给炎黄子孙的为人处世法门，中国无论如何现代化都应永远铭记。“人人皆可为尧舜”，好的世界无需人间奇迹，只要人人都能做好自己，任何人为预设的法律、道德都会显得画蛇添足。

　　如何看待“四书五经”?自“赛先生”被引进中国以来，知识曾被视为打破阶级壁垒的最佳武器，但为什么在获取知识越来越方便的今天整个社会的阶级固化反而越来越严重?我朝“体制内学者”对阶级分析法的了解几乎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范式学起的，但如果只把眼界放在1883年去世的西方先贤身上而再也不去考虑其论断以外的智慧，能突破时空局限的知识就有可能被抛诸脑后，然后不断的对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抠字眼就更不可能深刻第理解资本、知识与阶级等相关问题了。知识可分为技术知识(自然系统的结构性知识)与属性知识(社会系统的信息性知识)，前者属于纯粹的科学哲学知识而后者属于牟利工具的信息知识。中国的科举制度何以能有限地捅破阶级“天花板”?其筛选优秀人才的功能有二重标准：业务能力标准与政治立场标准。一旦符合这两点，统治阶级就有可能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接力棒交到你手上，这一接就是马克思眼里的阶级提升了，因为十年寒窗已将你从脑袋到身体都改造成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样子而只差临门一脚(权力的赋予)了。这里涉及一系列行政体系的形象包装以及施与权威等传播学的宣传概念，在我朝考研何以必须考政治且其中必须有马原、毛概与思修?就是为了把你的价值观改造成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但由于选拔人才的多元化，科举被高考、考研、公考等考试渠道分流，现在融合单项考试都不能同时将业务能力与政治立场筛选清楚，我们经常会觉得“敌人就在体制内”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不是靠考试开挂的。资产阶级有可能靠科举升华为无产阶级吗?更不用说阶级提升了，不再“又红又专”而只是“白专”则很难在国内打破阶级壁垒，所以现在出国的年轻人多都是学数理基科的。在当今中国，知识不再是打破阶级壁垒的最佳武器，业务能力与政治立场双重标准合一的资格证才是。高考是其一，考研是其二，公考是其三，你学的宇宙说明书一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这个维度上毫无作用，你只需证明自己很聪明且“对党忠诚”，然后即使数理化全不懂也问题不大。信息时代获取知识越来越方便了，但这时就要用到另一个前提了，那就是宇宙说明书与牟利工具的有机结合。最终还是要回到第一条：迎合统治阶级的三观才有可能接过权力接力棒，这样也能理解西方国家通过捐钱上大学何以很容易了。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资格证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中被称为“构成文化资本的学历资本”，其看似伟光正的“虚假的非功利性”要转换出“正当性”才能加以掩盖，这样才有可能把剥削关系转换成正当的情感关系而让大家习以为常或严禁评论。马克思主义范式里没有“人力资本”一说，但有“资产阶级法权”等类似概念。很多被称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与为了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都是显著的例子。看起来大家学习的都是知识，但其实我们每天上课听讲都是收集人力资本的过程，搜集的速度取决于给你人力资本的这个教师的人力资本量输出量与你的接受能力。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以再生产的方式完成的，其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早期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实现的。就像开闸放水，放水速度要快，但你的池子也要足够大，不然就溢出来了。这个池子的大小就是你的天赋/智商，也是被统治阶级提升人力资本的唯一渠道。但为什么很多人一碰到这个问题就极力回避呢?这涉及哲学与伦理学的拷问。你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就能通过资本周转产生资本收益，在马克思法人语境里就是获取剩余价值，比如你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上的正外部性收益就像搭便车，其实就是其他人的人力资本浪费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溢出结果。随着阶级分析成了社会学专属的分析范式，经济学逐步转向纯粹的效用分配与系统优化的数理机制证明，直到列宁认为在划分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之外还有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分配方式。当今中国学术界看到的阶级其实是新中国确立的行政权力体系中的职级差异而不是阶级差异，甚至是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下的阶级差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范式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在韦伯被称为叫做科层制。人与人的不同是永远存在的，就算贫富差距能抹平也避免不了少数人长得帅跑得快，直至催生导致阶级分化的新要素，所以不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阶级是自然的，但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毕竟是恶性的。阶级固化准确的说则是阶级流动性丧失导致本来不配在这个阶级留着的个体因为血缘、亲缘、地缘、学缘、情缘等原因而能继续留在这个阶级，任人唯亲更准确的说就是任人唯缘，我们默认精英主义之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按分工来讲则各自安好是最好的结果。阶级固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应否允许统治阶级有能力提升一个没有通过业务能力与政治立场的双重标准检测的年轻人跻身于统治阶级之列，如果能则蠢人治国俗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立场不坚定，时而觉得自己是人民，时而觉得自己是官僚，其言行就有可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贪污腐败都是给被统治阶级输送利益的帮手，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主体把统治阶级赋予的权力接力棒也就是本属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让渡给了体系之外的私人主体，所以贪污腐败破坏的不是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公权力行政体系的规范边界与破窗效应。贪污腐败的第一步是作为官僚的主体先把公有利益运送给作为自我的主体，钱在贪官手里放着实际上就已是一次利益输送了。所以马克思认为，只要私有制存在，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存在会加速并最终导致统治阶级的公权力行政结构的崩溃。所以才有“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之说，改革过程中统治阶级往被统治阶级输送的利益被切断，阶级就会趋向于固化，因为帮助被统治阶级输送利益的帮手消失了。从严治党也会导致阶级固化，任何专政本身都有先天的阶级固化的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意味着阶级彻底固化，但一旦引入某个外生变量，整个专政的游戏规则就会被彻底打破。贪污腐败只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千万别把贪官当称好人。正义从来就不会伸张自己，被特定阶级控制的有限知识亦然。比如儒家“大学”强调经世济用安邦定国的大人之学而有别于“小学”(详训沽，名句读)，其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是要靠统治阶级得其名而被统治阶级得其实的。儒家弟子都是实用主义者，“学而优则仕”。

　　被反儒者视为儒家头号伪君子的朱熹是个极端的例子：官要做，养家糊口;弟子要教，没有传承对于儒学大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朱熹也曾等待机会，同时不忘积累人脉。宋孝宗即位后为岳飞平反而广开言路，朱熹乘机上书支持抗金而画风突转。朱熹认为想成就大业则要首先完善自身的修养，于是非常巧妙地推出《大学》一书，强调完善自身修养要遵守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大原则!第一，明明德，做人光明磊落!第二，新民，革旧图新!第三，止于至善，做任何事都要追求最好的效果!进而给出年轻人学而优则仕的具体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步步为营。朱熹认为，修身是一个人立世的根本!第一步，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原理而得到知识;第二步，诚意，不自欺;第三步，正心，端正心态;第四步，齐家，经营好家庭。先做好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治国乃至平天下的理想。《大学》强调聪明人改变自己而蠢人改变别人，从现代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则是一个人做好自己了才有可能用自己的成功对别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改变别人是很难的，连改变自己都很难。《大学》强调“做新民”，追根溯源则是商汤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民国”某教员创办的“新民学会”也由此而来。尽管朱熹的私生活(比如“扒灰”儿媳妇)饱受诟病，但其以《大学》为核心指导年轻人开挂人生的治学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何况盗亦有道?毋庸讳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恶癖，甚至每天都要像洗澡一样力求自我改良，这无疑是一种持久战。

　　儒家没落于宋明理学日益僵化的阶级立场与道德标准，梁漱溟等新儒家及其追随者能否复兴儒学乃至复兴整个中华文明?由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认识不同，毛泽东与梁漱溟都不认同对方，但二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基本上都是从乡村入手逐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二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早已融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二人的共通之处是对中国亿万农民的重视而致力于中国乡村建设，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回答了梁漱溟追问的“这个世界会好吗?”1975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报的《政工简报》第31期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许纪霖认为，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认为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新华网、人民网联袂刊文《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强调：“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