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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互动促进儿童语言发展

作者:李英姿 发布时间:2021-08-15 09:26:14 来源:光明日报 字体:   |    |  

李娜绘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出台的重大政策,将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保持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胞之间的语言互动,对于儿童语言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胞关系是人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最难以割裂的人际关系之一,对家庭成员来说是一种“强制”关系。同胞关系会对人类个体产生深远影响,将左右人的性格、认知、情感、社会关系、竞争意识等的发展。这一点从汉语中很多以同胞伦常为基础而形成的固定搭配或成语中可见一斑,如长幼有序、长兄如父、兄弟手足等。

  童年时期的手足陪伴,同胞之间的语言互动,意味着人类社会化的初始阶段,也是人类社交活动天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儿童语言习得和发展的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的获得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婴幼儿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学习和掌握语言最迅速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一般认为,人类因为具有一套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才使人类具备习得语言的可能;与此同时,后天的语言输入和学习环境对人类的语言习得和发展也至关重要。

  人类语言习得存在很多共性,也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受限的文化或语言环境中,孩子何时说出第一个单词,以及如何使用语法词素,也会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这些个体差异既反映了人类遗传学、生物学等对儿童语言习得及发展的影响,也体现了后天养育的作用。后天养育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教养方式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说是儿童后天所处的环境。有研究显示,从出生至5岁,乃至人的一生,对语言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儿童所处的环境,这在语言技能的差异中约占60%至70%,而遗传因素只占25%。进入学校后,环境同质性越来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所处环境的可变性将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在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之前,儿童的语言学习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和可变性,这些差异性和可变性无疑对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轨迹有重要影响,而有无同胞可以算是儿童所处环境异同的一个变量。

  在“三孩”或“二孩”环境下,儿童之间的语言交际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儿童模式。同胞之间的语言交流是儿童之间的语言交流,这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交流存在很大不同。小孩儿说的是小孩儿话,大人说的是大人话。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围绕在孩子周围的只有成人,孩子接收到的语言输入无疑是“成人化”的。即使大人试图模仿小孩儿话,也与小孩儿话有着根本不同。由于中国隔代育儿模式的广泛存在,儿童接受的语言输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老人化”的。两三代的四五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很容易出现过度关注。在语言方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一张嘴想要说话,大人马上就能知道孩子的意愿,经常不等孩子说完话就替孩子达成愿望。孩子会因此失去很多用语言表达完整意思的机会。语言学者李嵬认为,独生子女所面临的情况与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导致幼童出现明显的早熟现象,在语言上就表现为小孩儿说大人话。

  第二,同胞模式。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语言交流属于同胞之间的交流。已有研究显示,年龄较大的儿童在第一语言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语言学者斯波斯基(Spolsky)认为,年长的孩子把主流语言带到家里,并且经常使用该语言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交流。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移民家庭中,年长的孩子在年幼弟妹掌握社会主流语言文字、语言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同胞之间交流的话题内容基本是关于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这些话题和内容亲密而隐私,这对于培养孩子的家庭观念、手足观念等至关重要。汉语中的亲属称谓细致而复杂,一些非统称形式的亲属称谓,比如婶婶、舅舅、伯伯等,对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来说,更容易理解并掌握其含义。孩子在社区、幼儿园等场所虽然也可以获得与同伴语言互动的机会,但也无法弥补同胞互动中独特的内容和主题。

  第三,互动模式。家中如果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相互交往多,语言互动也更多,相比一个孩子的情况,儿童自言自语的情况则相对会少很多。面对还不会说话的弟妹,大孩子为了和弟弟妹妹一起玩耍,必然要想方设法让其明白自己的意思,就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动作,直到小孩子听懂为止。这对于大孩子来说是练习语言表达的绝佳机会,进而也提高了语言能力。儿童的天性就是好说好动,大孩子对弟弟妹妹的语言输入无时无刻不存在。儿童的模仿能力极强,大孩子在家庭中往往充当小孩子的榜样,在语言上也一样。弟弟妹妹会一直模仿大孩子,耳濡目染之下,将会更快地理解和掌握语言。所以,父母经常可以发现,虽然一个孩子会说话,另一个孩子不会说话,他们却可以一起玩耍得很好。等到弟弟妹妹也可以说话了,孩子们就会不断地进行语言交流,这种交流的频率和数量是独生子女状态下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可能大量时间会与电视、手机、智能语音玩具等相伴,如果有同胞,这种与高科技产品相伴的时间不仅会减少,兄弟姐妹还可以就同一个节目或者歌谣进行各种对话和讨论。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此前在中国持续了若干年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曾经弱化甚至消失的同胞关系重新回归中国社会,这种同胞回归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好处显而易见。因此,“二孩”或“三孩”家庭更应适时利用和创造更多的同胞语言互动机会,以促进儿童的语言习得和发展。

  (作者:李英姿,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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