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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疫苗重商主义展望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1-01-11 10:41:1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早已表明,中国政府不再主宰一切经济事务而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由于现实态势的复杂多变,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往往需要反复权衡不同的政治-经济观念、关系模式与发展目标的优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弹钢琴”,不断调整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平衡点。

  15世纪末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贸易航线的保护与关税壁垒要求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实施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商主义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中得出国家的财富是贵金属的多少,通过贸易能使其增加,为此对外贸易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即保持顺差,结果就是追求货币的积累。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反对商品输入,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强调多卖。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与思想上的大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一起,共同瓦解了封建社会,携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重商主义将货币金银视为财富与目的,相信金银有主宰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于是对金钱的顶礼膜拜,“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的拜金主义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推崇享乐主义,物质利益至上,否定精神力量,腐蚀了人们的奋斗意志,幻想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扭曲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体现在产业选择上,则忽视实体生产,只关注金融虚拟经济,导致脱实向虚,泡沫经济。重商主义寻求顺差,是国际贸易争端、贸易战的理论渊源。重商主义寻求生产的主导力量,重视货币与需求,试图刻画货币循环决定实物循环,相对于只知埋头生产与供给,但不够宏观而容易陷入对货币金银的迷信。

  2020年8月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文批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贸易策略对抗性太强,对贸易价值的理解也过时了。莱特希泽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主张更多的贸易战,强调18世纪的重商主义思维。PIIE认为这是他对自己不成功的贸易政策的辩护,其贸易策略太具对抗性,对贸易价值的解读也过时了。PIIE认为,莱特希泽“贸易处方”的基础是纯粹而简单的重商主义。美国为降低贸易壁垒所做的任何事都是送给外国的礼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激励那些国家为自己与美国的利益而开放经济。出生于冷战元年1941年,成名于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2018年以71岁高龄再度受命于中美贸易摩擦,莱特希泽将其一生都献给了美国的贸易事业。他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称自由贸易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有评论称其与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是真正的灵魂伴侣,是能决定将哪些国家豁免关税的实权人物。PIIE指出,莱特希泽最大的不满应是WTO没有可能限制中国国有企业、补贴与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则。他认为,这些做法损害了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世贸组织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但特朗普未能利用世贸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长达两年的贸易、技术与投资摩擦都未能改变中国的政策反而对两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拜登上台后会不会延续莱特希泽的对华贸易思路?奥巴马的重商主义政策可资参考。

  2020年9月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引用白宫发言人的原话称,美国不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研发、生产与分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全球行动。报道称,这一决定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场博弈——如果第一款可行的候选疫苗由其他国家研制出来,那么美国将有可能被落在后面。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新冠疫苗供应计划的初步对话,包括世卫组织、欧盟、德国、日本与多个主要非政府组织。报道指出,特朗普的决定迅速招致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他们称这是缺乏远见的看法,这应是一场控制疫情大流行的全球行动。“从全球卫生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美国卫生金融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德烈娅·费格尔-丁说,“这是死亡文化的征兆。这是强硬的字眼,但与人为敌的心态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记住,所有人都安全了,我们才会安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说,“如果疫情在其他国家失控,你们也不会恢复正常的旅行、旅游和商业活动。”报道称,美国企业研制出几款已进入第二或第三阶段试验的候选疫苗,其中包括莫德纳公司与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产品。但其他有望加入市场争夺战的候选疫苗则由欧洲、澳大利亚与中国企业研制,这意味着,美国不能保证成为第一个研制出有效疫苗的国家。“这有点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以显示美国与全世界的对立,很可能是他们认为一定能赢的行为,尽管我们应并肩作战。”费格尔-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另据美国阿尔斯科技网站9月2日援引《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不会参与帮助研发与公平合理分配新冠疫苗的全球行动——专家称这一决定是“短视”与“弄巧成拙的”。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这一决定很冒险,有可能使美国无法获得任何在最终的第三阶段试验中被证明有效的疫苗。报道称,新冠疫苗供应计划旨在集全球高、中、低收入国家之力加快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与分配,致力于确保一旦疫苗获得批准,全球各国能公平获得安全有效的疫苗。现有超过170个国家正就参与该项目对话,支持9款领先的候选疫苗。报道还称,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高收入国家已与疫苗研发企业达成协议,一旦疫苗研发成功,就可获得大量候选疫苗。但专家说,不参与更广泛的全球行动仍是有风险的。达特茅斯学院盖泽尔医学院助理教授肯德尔·霍伊特说,不参与全球行动与放弃保险政策类似,“仅从简单的风险管理角度看,这一决定是短视的”。报道指出,即便美国达成的协议之一为它带来了有效疫苗,并且能大量囤积,但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获得的疫苗数量有限。这可能会使得疫情大流行拖得更久,全球经济将继续下滑。

  受2020年疫情防控影响,全球贸易受到需求减少、产能下降、供应链中断的三重冲击,4月份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2.9-31.9%。作为全球加工贸易中心,我国无法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与疫情重灾区高度重合,使外需面临高度不确定性。2020年全球约80%的确诊病例集中在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其中欧盟与美国既是2019年中国第一与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当前疫情的两大重灾区,其每万人确诊病例数远高于其他国家与地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疫情也愈演愈烈,为我国未来短期内的外贸埋下了隐患。2020年初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进出口逆势增长,但这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经济稳定性低,如果全球疫情“新震中”向其转移,也将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

  任泽平认为,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遏制不会变,但方式方法会有调整。民主党支持新政自由主义理念,提倡缩小贫富差距、加大政府经济干预以及更多社会福利、宽待移民以及包容多元文化,更关注人权与意识形态,外交上主张“美国领先主义”、倾向于联合其他国家压制中国,保障美国的世界地位。共和党属于保守党派,奉行文化保守主义、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与效率、公平贸易、限制政府规模与政府管制等,外交上实行汉密尔顿的“孤立主义”原则、疏远外部关系,强调国家利益,因而面临中国的崛起会疏远甚至切断与中国关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势必继续强调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联合盟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

  《美国展望》杂志执行总编辑大卫·戴恩认为,当前的疫情形势表明,现在的西方国家需要二战时期美国的那种政府动员能力来创造就业、加大公共投资、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只有政府有能力做好这些事。私营部门无力推动这样的经济复苏,个人购买力与私企提供的就业岗位很难回到过去的水平了。由于中国经济是由政府主导的,他们会比美国占一些优势。此外,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对出口更加依赖。这将有利又有弊:利在于中国不必过于依赖国内市场,弊在于如果国外情况不好,中国的出口会受到很大冲击。不过,政府将在经济复苏的全过程中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真能迎来经济复苏的话。

  重商主义亦称“经济民族主义”,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倾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疫苗共享计划COVAX于2020年4月制定,目前已获得20亿剂安全有效疫苗的合同,准备在疫苗交付后立即推出,有权优先购买额外的10亿剂。然而,目前的挑战是有42个国家正在推出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其中36个是高收入国家,6个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低收入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尚未接种疫苗,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必须通过COVAX来解决的问题。富裕国家起初购买了多种疫苗的大部分供应。现在还看到,作为COVAX一部分参与者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正在进行更多的双边交易。这可能会抬高价格,意味着最贫穷和最边缘化国家的高危人群得不到疫苗。而且一些公司和国家还没有提交关键数据,这阻碍了整个采购和交付系统的运转。疫苗民族主义伤害了所有人,是自取灭亡的。公平接种疫苗可以挽救生命,稳定卫生系统,并将带来真正的全球经济复苏,从而刺激和创造就业机会。重要的是,还能帮助我们限制病毒变异的机会。目前的变种表明,这种病毒正在尽最大努力使自己更适合在人群中持续传播。这对每一种病毒来说都是正常的,但目前如果不减少传播并公平接种疫苗,就会帮助病毒茁壮成长。敦促那些疫苗数量超过其需求量的协约,并且正在控制全球供应的国家也立即向COVAX捐赠和发放疫苗,敦促各国和制造商停止以牺牲COVAX为代价进行双边交易,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不希望看到人们在疫苗开始推广时变得自满。在过去几天里,看到在这场大流行的任何时候,死亡人数都是最高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周里,一些国家的卫生当局建议的内容缺乏遵守。病毒利用了这一点,并在一些国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谭德赛表示,你可能会认为,你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不需要遵守这些措施。但在你意识到之前,一点也不遵守就成了一种习惯,你认识的人会模仿这种行为,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不遵守建议的措施会导致病毒传播更多。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认为,自由主义扬弃重商主义的“治理术”对自由的理解是从流通这个空间概念开始的。在政治上确保通过首都规划的几何化、领土的首都化与国家的首都化,来组织人员、商品与空气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并让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经济上确保主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这就是重商主义的主旨。重商主义最初回应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从16世纪初开始西欧社会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问题,现在轮到讨论疫苗“全球化”的方式方法问题了。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市场运行及其后果所导致的缺陷赋予了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必要性。重商主义反对国内税费负担,却又希望从国家手中获得专营权、专卖权。如果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秩序是由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基本发展目标所构成的,那么这些美好的发展目标既不会自动实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实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需要确立不同的发展目标,这又需要在这些不同的发展目标中间做出审慎的抉择。一旦一个国家确立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也就不可避免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与发展政治学基本上背道而驰,前者从(财富的)集中走向分散,后者从(权力的)分散走向集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取向也处在不断与现实调适的过程之中,这种调适的最新结果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被界定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先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皆不宜干预”,这些方面同时也说明市场恰恰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深度干预,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公共服务,公平竞争,市场监管,市场秩序,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现代财政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教育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军队与国防改革。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远远超出经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守夜人国家”作用,也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还发挥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单纯“为市场而治理”,还具备更多“因市场而治理”的因素。在国家发展、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内外关系、工业化、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城镇化、经济带与城市群等发展战略上,在三农政策、土地政策、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外企外资、就业政策、创新政策等经济政策上,在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上,在城乡统筹、户籍、社会治理、社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上,在旨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上,在学前教育、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科技政策、创新体制、激励机制、文化政策、媒体政策、公共舆论治理、公共卫生等教科文卫政策上,以及能源政策、资源政策、公用事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政府绩效评估等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两种声音在政策理念、政策方向、政策选项上的角力。这种角力充分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张、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超级大国”,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一旦按人均口径计算又与发达国家在不少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普通人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平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与发展成本的压力较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无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作用;而大型现代复杂社会的某些共性,也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存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多”的问题,更存在“该管的地方还管得不够”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与复杂社会而言,任何单一的发展目标都过于简单化,中国兼顾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目标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这说明,我们不能盲目接受机械的、线性演进的、乐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单纯强调单一发展目标的优先或至高无上,而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充分重视不同目标的实现条件、实现程度及其结构、文化、行动者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同时,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个文明都应坚持发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国、西欧、北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代的中国社会、非洲社会、印度社会、伊斯兰社会不一定能走向丹麦、走向瑞典、走向德国、走向美国,而应致力于独立自主探寻适合自己的美好社会,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能发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积极影响的发展模式。只有更好地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在内的全面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建立一个适合全体中国人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也才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所有美好的事不会一起发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稳定安全、民主自由、国家自主,要想同时实现更多的发展目标则要克服观念与行动层面的种种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每天把一船又一船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运到外国,换回来大量美钞。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种贬值是没有尽头的。我们中国人喜欢算小账,讲勤俭,但在算大账方面,比美国人还差得很远。美国政府每次用印钞票的办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就等于把中国人与其他亚洲人手上持有的美元储备不断稀释、摊薄与贬值。美国政府不仅能向美国的民众征收“通货膨胀税”,而且能向中国人与其他亚洲人征收同样的税。我们中国人空谈“国家的经济主权”,而这就是美国政府对那些持有美元作外汇储备的国家所行使的经济主权。如果中国人手上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我们很容易抛售美元,逃避美国政府的“通货膨胀税”以及对我们所行使的“经济主权”。但当我们手上持有1万亿美元或更多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我们卖美元就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乖乖地承担了为美元“护盘”的角色。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庄家持有某股票的量很大,他想出货的话,这只股票可就惨了。他能不能在短期内把货出尽?当他出了三分之一时,这只股票可能就跌了一大半,他手上剩下的另外三分之二就出不去了,或大大缩水了。我们的先人很明白印钞票的权利就是征税权这个道理,并且发明了一个词,叫“铸币税”,这是经济主权的最高象征。改开派很喜欢吹嘘我们的外汇储备以这样那样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在世界上排第几名,如此之类。我想问,拱手向华盛顿交税,并且越交越多,有什么好吹嘘的?重商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派或思潮,它就像迷信一样,一直毒害着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究竟为什么亚洲人受害最深,我也不明白,不过你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上最愿向华盛顿交纳“铸币税”的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心,或有传统的“岛民心态”?这可能有待社会学家去解答。我们搞招商引资,给予出口企业无数的优惠与奖励,而内销企业就没面子、没地位、没优惠;我们的土地与河流被严重污染,我们的民工兄弟在血汗工厂挣扎;我们从巴西与澳大利亚把矿石运来,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黄土地变成黑土地——难道这些就是为了积累那些正在溶化与缩水的外汇储备吗?现在不少国人似乎明白了外汇储备堆积如山是个大麻烦解决方案是出国去买资产与买公司,但改革开放之后有多少中国人对国际资本市场与资产市场有经验?多摔些跤,多交点学费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与开放的心态,让所有中国人都把世界装在心中,而不是只考虑一个封闭的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熟悉国际大竞争的游戏规则,反击疫苗重商主义的中国特色英雄豪杰才有可能涌现。

  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疫苗重商主义政策?第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世界希望拜登是一个开明的、开放的、支持全球化的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推动中美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竞合,长期向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的方向迈进。中国可主动提出与美方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中美自贸区的建立将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的方向,书写中美开放合作的历史篇章。第二,以二次入世的勇气深度参与全球合作。拜登重视国际规则,支持多边主义,希望改善盟友关系,宣扬美国的“价值观”,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但在美国过去四面开战的背景下,美国领导力已逐渐弱化。中国应把握机遇,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与全球治理。一是与美国联手推动国际规则体系修复,在全球化框架下保持合作与竞争。积极推动WTO改革,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在金融、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治理。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未来亦将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中受益。二是更加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深化与它国的经贸外交关系。继续巩固亚洲、东盟、拉丁美洲、非洲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合作,同时积极推动与欧盟、英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巩固中国“朋友圈”,维护“平等合作、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三是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宣传,消除外界对中国不必要的误解,向世界积极展示“中国模式”与发展理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不是所谓的“汇率操纵”、“技术转移”,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第三,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美博弈有长期性与严峻性,双方都要保持克制,最好的应对是做好自己的事。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与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与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与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与利益分享机制。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2020年12月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被批准附条件上市,世界多国排队采购中国疫苗。国际疫苗检测机构“人民疫苗联盟”的报告认为,高收入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4%却已采购了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冠疫苗,67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平均每10个人中只有1人“有望在2021年底前接种上新冠疫苗”。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将以多种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包括捐赠与无偿援助。《纽约时报》指出,中国疫苗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生命线。中国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得到多国认可,2020年底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阿联酋与巴林经审批注册上市。中国的灭活疫苗储存温度是2~8°C,普及性更广。埃及医生联合会秘书长哈伊表示,中国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易于使用,部分国家研发的新型核酸疫苗须在零下70摄氏度条件下保存,一些疫苗还要在生产后一至两周内使用,疫苗的生产、运输与储存都面临困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中国批准疫苗上市并开始接,将为该疫苗在中国与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推广铺平道路。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中国批准国药疫苗上市,让世界向结束新冠肺炎疫情迈进一步。香港《南华早报》称,中国疫苗的上,将为人类战胜疫情提供有力武器、注入更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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