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人格之前世今生

　　太监源于原始部落时期，部落之间战争不断，最初是俘虏全部杀掉，后来发现杀俘太浪费，于是将男性战俘阉割后当家奴，彼时太监人格尚难普及。

　　中国西周时期宫廷太监制度正式形成，主要动因是出于对王室血统纯正的考虑。王宫里离不开打杂服务的男性奴隶，这些男性仆人杂役与王室成员朝夕相处而难免日久生情，这就对王室血统构成威胁，解除这种威胁的唯一手段就是阉割;对男性奴隶阉割的第二个考虑与某种原始宗教有关，这种宗教认为男性生殖器是孽根或万恶之源，而斩断孽根就能令其心无旁骛、忠心耿耿为王室成员服务;对男性奴隶阉割的第三个考虑是将其奴隶身份固化，让其终身为奴而不再有繁衍后代东山再起的非分之想。西周礼制严格，对太监的约束很严格，太监仅属于家臣，职位低下，干政的能力相当有限。在周末期春秋战国礼制松弛，太监干政而逐步坐大。秦汉时期太监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而形成能与朝廷大臣分庭抗礼的权力体系，直至左右朝政乃至主宰皇位的废立，比如“十常侍”。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越来越要靠太监制衡文武百官，皇帝离开太监则至少要在后宫幸福指数上大打折扣。太监就像毒品一样被皇帝既恨又爱，皇帝羸弱时太监时太监不得不卖乖，皇帝羸弱时太监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直至把持军政大权。身体缺陷导致太监人格异常分裂，丧心病狂地攫取权力以挽回内心平衡。魏晋时期太监的权力一度被遏制，军阀混战则是常态。唐宋两朝太监的权力体系再次得到强化。皇帝为了强化皇权，不信任外戚，更不信任文武百官，唯一靠得住的似乎就是太监了。唐宋末年太监统领军国大权，直至能主宰皇朝命运。蒙古人统治中原期间吸取唐宋两朝的教训严格限制太监干政，太监制度走向下坡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尚能采取强有力措施限制太监干政，但朱棣执政时太监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太监制度在中国发展到顶峰，其机构之庞杂、人员之冗滥为世界历史上仅见。崇祯殉国时太监人数接近十万，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首辅”，秉笔太监可代替皇帝批阅奏章而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太监，只因其掌管东厂而“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侦查所有文武百官，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太监掌握，终至开门迎降。明朝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太监：“立皇帝”刘瑾与“九千岁”魏忠贤，但由于太监身份都未能逃脱被宰杀的奴才命运。满族人统治中原期间吸取明朝教训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太监，干政规定地方大员可对擅自离开京城的太监先斩后奏。这一条规定终至满清灭国，太监坐大不再可能，但太监在朝廷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直至李莲英在慈禧太后死后低调隐退，太监一职仍被前仆后继。

　　在当今中国，太监制度虽已消亡，但太监人格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太监人格的基本特征是颠倒黑白，不认公理不顾常识不分是非而只看权力，谁的权力大谁就是正确的，谁最凶残就崇拜谁。在当今中国，每个手握实权的官员周围都会有一群不是肉体太监的“灵魂太监”，以迎合上司为权力与义务，以歌功颂德为自己繁衍后代的基本手段，从价值观到人生追求都是“做稳奴隶”。这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总根源，与性别无关，甚至与阶级地位无关。

　　试看每年开春的“两会”，异化“公车议政”的各路豪杰怀揣或多或少的“提案”，但绝大多数只是“两毛钱意见”而已，诸如“泰山改国山”、“妇女节改女人节”、“封杀山寨”、“汉字简从繁”之类，言者总是尽量花样翻新别出心裁，归根结底到死是智慧之花赋予这个时代春和景明还是标新立异以动受众视听的太监文化?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于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这个时代越发强调包容式“和谐社会”，况且媒体总是以爆料为己任，说不定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与可观的经济效益!我素来喜欢眼睛向后看，尽管对朋友总是煞有介事的宣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但中国古代的医生开药毕竟是给别人吃的，老中医即使与别人犯的是同一种毛病也未必会吃同一种药。“宦海沉浮”并非中国独有，更非古代独有，但中国古代绵延最久。

　　当今中国的普通人围绕太监说事儿恐怕依然难免内心纠结：第一，绝大多数太监来自与自己一样的贫民阶层，同命相怜应是正常的换位思考，孩子还在童年时期就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压力下断了家族血脉，为了另一个更高尚的道德“君君、臣臣”以葆皇室血脉的纯洁而忍痛割爱，那是何等痛苦的抉择，又有何等义无反顾的悲壮;第二，太监一生身居宫苑，以全心全意为皇室服务为己任，以牺牲自己全部的爱为代价，在完全没有人格名分的环境中“宦海沉浮”，因此本该是受到全社会同情的职业;第三，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越来越不可忽略，更有权倾一时施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时代，攫取权力甚至操纵帝王，狡黠阴险、残忍狠毒、谗谄佞邪而毫无顾忌，结成朋党、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而陷害忠良，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而屡兴大狱;第四，太监命途多舛，伴君如伴虎，日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受到虐待是小失去生命也是家常便饭，下层小太监终日辛勤劳苦而直至暮年离开皇宫也不曾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致死的事屡有发生，中国特色太监受刑之残酷(比如慈禧太后的“气毙”之刑)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第五，古代史上也有“宦者”名声显赫而且非常正面的，读之心情难以名状!阉割是中国文化的斧钺，也是封建文化的核心，黄永玉曾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生理的摧残可能导致心理的摧残，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损伤”的圣人只好视若不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的贞操的“通行证”，但大大小小的圣人此三缄其口则是保证帝王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直通车”。太监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积累的规模较之于整个华夏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鼎盛时期的明朝也不到十万。但太监们的灵魂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央央天朝的每一寸土地，历代帝都离不开太监式“守护床铺的人”，更离不开一批批太监式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卫道士，前者是招摇的，后者则是隐形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后宫的“刀子匠”的阉割术只能一个个地做，封建文化卫道士则能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符合中央集权逻辑的新式太监，状元、院士、道士们都是这样时代文化狂澜中的弄潮儿!太监人格是中国文化内核里永远难逃诟病的积弊之一，貌似温文尔雅的各色主义的太监式文人挥舞着护法大旗用文化为中央集权大厦添砖加瓦时，其中的少数人能获得 “太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之类的封诰，而这种文化的芸芸受众的良知也将被此类文人潜移默化的阉割!《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曾振聋发聩地呼吁：“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太监文化”被顶礼膜拜时，太监人格被内化为民族集体共识时，锦衣玉食的与吃不饱穿不暖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但有一点一定是相同的，“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在中央集权的长期桎捁之下，中国人的自由意识越来越接近于阉割殆尽，知识分子所能做的要么是歌功颂德，要么是注释先人圣贤的线装书，全然不敢公开自己的洞见，独立人格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说奴性意识是一种被动的顺从的思维模式，“太监意识”无疑是一种更胜一筹的“主动”抉择，而这种“主动”却是邪恶势力的伸张，是对真理与正义的肆意歪曲。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中央集权一直在干着灭人欲、毁人性的勾当，太监是其“杰作”之一且影响都极其深远。如果说女人小脚折射的是儒家理念里妇女的，太监给我们展现的则是中央集权之下扭曲的人性。如今，我们仍能看到各色“太监”的影子，新时代的“太监”改换了行装，却改不了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贱气。他们绞尽脑汁对大小领导溜须拍马，处处维护主子的利益，骨子里的处世哲学都是“捞实惠”，不讲自尊，甚至不惜践踏真理与正义，圆滑世故而籍此“飞黄腾达”，老老实实干活的则往往是怀才不遇。“夹着尾巴做人”也是太监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甚至有不少父母、老师“教育”后人如此，却不知不觉地在培养太监人格的接班人。“夹尾巴”者的想法无需独立，人云亦云即可;行为无需突出，宁可少做或不做也不出风头。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本可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方案、言出必行且独立担当，但太监化的做法则是只看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太监文化也在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科技工作者以“夹着尾巴”为人生信仰而对屠呦呦那种工作狂吹毛求疵，导致中国的研究工作也不得不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而科技创新举步维艰。海归学者饶毅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使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大家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就难以使我国变成领先世界的国家。”在本该无禁区的科学领域，中国一直如蜗牛狂奔，事倍而功半。人文社科、国家管理等领域禁锢催生新思想的独立思考，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水平就只能越来越低而越来越落伍。

　　中国古代王朝的太监数量鼎盛时期也不过十万，在天朝大国顶多是沧海一粟，但太监人格一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较之于“货真价实”的肉体意义上的太监，精神意义上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甚至如大炮，但关键枪是炮口对准谁。中国特色温文尔雅的“只是太监”的炮口只会对准中央集权之下的芸芸众生，用文化为中央集权大厦添砖加瓦，如此“神圣”的工作足以让他们干得乐此不疲。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此类“知识太监”更与品行优劣高低无关，此类体制的向心力与文化惯性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的《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一书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在中国特色中央集权之下，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都只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或研究音韵、填写骈文都只是被阉割的“知识太监”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则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而不可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知识太监”创造的“知识”也就只能是“太监知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到“新儒家”都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只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而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知识太监”的终极理想都不可能超越通过“为帝王师”升官发财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而“文”的目的是“助兴”，中国两千多年的人文传统主流始终是畸形、单一、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各路文人头衔，“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对内在人格的阉割的可怕，更洞悉了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华美的文辞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足见其渊博，但当时的皇帝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在向主人撒娇。《明史》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皆由官府每月供给廪米六斗。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瓜分其廪米，他却依然和颜悦色。《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但他持的是哪门子“道义”?不会保护自己的权利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以忍辱来获取令名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太监知识”没有生命力，太监人格更没有感召力。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没有纯粹的知识就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根结底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道家《老子》、儒家《论语》都足以让真正的仁人志士觉得阴风惨惨而透体生凉，连假的“正能量”也提供不来。

　　弗洛姆的《当代人的困境》一书认为，中央集权的环境足以“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与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的教训之一是精神的极度贫乏导致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发作的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则往往以恐怖的惩罚为乐。试看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助长僵化的性格足以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与自制的观念，足以磨灭被统治者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主要研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其理论同样适应于中国特色中央集权。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似可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生殖器是自由的源泉”，中国的皇帝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随着太监人格泛滥成灾，层层积淀的中国文化反而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与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太监化之后也就无人能察觉其存融端了。

　　“知识太监”建构了中国特色中央集权大厦的牢固根基，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入土的各色太监就会沸反盈天，中央集权成也“知识”败也“知识”。较之于原意的太监，“只是太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阉割后果更严重。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充分反映了御用文人太监人格的基本特征：第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邪恶，也不出声”。凡事均先从自己个人利益出发，只扫自己瓦上霜而不管他人门前雪，不顾大局，不顾大义，更不顾未来。老百姓常说“无利不起早”，趋利避祸明哲保身也是“知识太监”的“做人原则”，不必老百姓“高明”多少;第二，“不温不火的中庸主义”。所谓“中庸”换成大白话就是“不骑骆驼不骑马，骑着毛驴随大流”，“知识太监”做人最讲究所谓的“涵养与城府”，其实就是靠装逼与虚饰掩盖自己的不学无术与懦弱无能以自保平安与苟且;第三，“与狼共舞并陶醉其中的和谐共处”。靠此类“羊群思维”混日子的“知识太监”遇事总当鸵鸟与缩头乌龟随大流，不越轨不出格而见风使舵，不敢公开自己的独立见解，谁得势就捧谁的臭脚，从来不会问是非;第四，“狗撵下坡羊的仗势欺人与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是太监人格的典型表现，“知识太监”对强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而对弱者不是漠然置之就是落井下石，顺利时飞扬跋扈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失势后则萎靡不振自甘堕落逆来顺受;第五，“无情无义，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朝一日“知识太监”做了主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攻倒算，变本加厉地欺负原来的主子或主子的子孙故交以解心头之恨。

　　当今中国互联网流行语之一“公公知识分子”取之公共知识分子的谐音，其立意也与公共知识分子相悖。公共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敢于对公共事件或是政策提出批判性意见，“公公知识分子”却被利益集团收买而为权势说话，或是只顾自己谋取利益，或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而默不作声，就这样他们还好意思自称“知识分子”。传统语境中的男女之别在于阳刚或阴柔，其中的阳刚特指敢负责、敢担当、直面压制或收买而不弯腰之正气。太监，俗称公公，是受了宫刑，侍奉权贵之人。由于男根的传统文化逻辑，公公就成了阿谀奉承、贪图荣华、阴阳怪气之怪物，骂人以公公就是讽刺这个人心不正、腰不直，没风骨没正气。但社会主流又是崇尚骨气的，离不开独立的建言，老百姓对文化人期望更高，指望他们扮演文化斗士。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会眩晕不适应，这时无论上下都盼着仁人志士站出来对公共事件提出建设性意见。大概是有了这样多情的预判，所以当看到很多“知识太监”或为利益集团说话或三脚踹不出一个屁，老百姓的失望就在所难免了，“公公知识分子”一说乃成了街谈巷议。“公公知识分子”的立意也与公共知识分子相悖，后者能保持独立人格敢于对公共事件或政策针砭时弊，前者则像被阉过了，勇气被阉割，骨气被阉割，独立人格被阉割。由此也在衍生诸如“公公记者”、“公公编辑”、“公公主持人”等名词，总之都与文化之异化有关。话说回来，现代学者倒也不一定都要站出来。因为有的只是专业技术人员，有的只是在用文化做生意，有的甚至一直就是利益集团的依附者或代言人，但这些人不宜再自称知识分子。老百姓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看法，不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不畏因言论而遭遇困境，藉着心中的绝对正义与善应用丰厚的知识与理性的判断亮明独立立场，既不讨好民众也不奉承权势。缺乏正义与善就会异化为邪恶的施毒者，缺乏必要的知识与理性就会沦为骂街泼妇。老百姓对知识分子要求太多时，或许公共知识分子会越来越孤独，因为他们的琵琶行见解会令别人尴尬，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让自己终生潦倒。但从总体上看，“牛虻”真还是能让庞大的动物保持活力的“活雷锋”了。“公知”在当今中国越来越被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躺枪”太冤!

　　较之于“身兼志残”当今中国御用文人，中国古代身残志坚的太监则有凤毛麟角的栋梁之才。比如蔡伦改进造纸术与郑和七次下西洋，更有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但继续完成《史记》而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所写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班固赞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与记事翔实。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忌讳”问题。但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及其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司马迁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汉武帝的过失毫无粉饰，而是深刻揭露与批判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本着秉笔直书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司马迁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以表达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坚持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较之于生理阉割，精神、文化的阉割则更加阴暗邪恶，接受生理阉割的毕竟是少数人，而精神阉割却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与思想的创造性。没气节的文人就是丧失了人格尊严的精神太监，就是中央集权的附庸，解释、鼓吹、润色、溜须拍马的阶层。“知识太监”只有粉饰太平才能在统治者的嘴下弄到一点点剩菜残羹，“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没气节的文人在现实面前也只好俯首甘当狐假虎威的精神太监了。

　　一百多年前“中华民国”结束了沿用时间与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迄今尚未绝迹，因其严重性与普遍性不一定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以不同面貌被“发扬光大”。在特定阶段、特定范围，过度太监化足以毒害整个社会的健康，太监化的人与行为泛滥的国家不可能“和平崛起”。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没有理想、不利集体而寄生于社会，皆属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服务于权势而解决个体生存问题而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而不可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为其提供利益者。太监化的人格无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取悦于主人;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准则，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将人类文明退化为动物世界。想在中央集权之下“成功”则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精英”无异于太监化潜移默化在社会普及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于 “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培养太监化后来人。“夹着尾巴”者想法无需独立，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愿太好，宁可偷工减料。“夹着尾巴”者甚至日常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以面子上讨好资源掌握者。“夹着尾巴”一时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尚可视为被社会所迫，不少人久而久之“夹着尾巴”成习惯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甚至会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为何物。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而在争论与批评后提炼出试用部分，经过试错筛选推广，但太监化的做法只能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而不会为国家长远着想，不可能真正帮上级解决实质问题，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则会导致广大群众都不愿动脑筋解决问题，责任往上推，只争自身利益不做公事，以至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常态化。在大量与众不同的学术创新中，共识越多的想法往往越缺乏创新性，但要允许此类想法的探讨与试错，直至发掘出其中凤毛麟角的真知灼见而使之生根开花结果。不提倡思想独立、鼓励“夹着尾巴”的文化则不利于我国出现大规模创造性的科学建树，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是不可能使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的，举国上下不负责任的态度更难促成科技强国。太监化者不会介意中华民族侏儒化，但负责任地为国家与民族长远着想而高瞻远瞩者务须规范地鼓励我国各个行业积极主动循序渐进，不断拓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的前沿。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中国梦”才不至于沦为梦呓。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式太监”对“老式太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式太监”与“老式太监”的主要区别有四：第一，“新式太监”在生理上无须阉割，但心理上与“老式太监”如出一辙。“老式太监”在宫廷内侍奉皇帝与家属，皇宫内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久待“冷宫”的妙龄少女与血气方刚的帅小伙子整天混在一起难免“干柴烈火一碰就燃”，为了确保皇族血脉的纯正必须要阉割。“新式太监”主要侍奉大小领导，故而无须阉割，但全盘继承了“老式太监”的三观，从表面上看都是主子的乖乖儿，见了主子点头哈腰，满嘴“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工作上“听话、迎合、奉承、紧跟”，“八小时以外”也要侍奉到位，比如领导家里修修补补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投其所好;第二，“新式太监”无须像“老式太监”那样终生侍奉领导，一旦“发迹”便从“太监”变成“太爷”。“老式太监”在皇宫中但求终其一生，一日为“太监”则终生为“太监”，即便或主动或被动告老还乡。“新式太监”则是先当“儿子”后当“爹”，最后熬成“爷”，侍奉领导时很痛苦，不但忍辱负重当“儿子”，还要忍得住大众的耻笑，跟在领导的屁股后面就像一条狗，但最善于“狗仗人势”，被提拔到较高的“位置”时就会摆出“爷们”的架式，因为是靠“胯下之辱”升的官，一旦得势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典型的“小人得志便猖狂”。“新式太监”多数是“势力眼”，一旦发迹就会抛开原来的主子，这叫“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欠谁的。第三，“新式太监”比“老式太监”善于伪装，正人君子往往会被其“鱼目混珠”。“老式太监”在生理上格外另类，比如声音变女腔，喉结变小，皮肤变细腻，少了“那玩艺”更是奇耻大辱。“新式太监”则没有明显的生理异化，拍马溜须的手段更高明，比如拜访领导都是“悄悄的进庄”，甚至靠“夫人外交”以色换权;第四，“新式太监”较之于“老式太监”有更强烈的“排它性”，尤其是仇视“清高之辈”。“新式太监”的处世哲学是“捞实惠”，不讲人格不谈自尊，不惜用舌头给领导擦屁股，非常清楚自己属于“阿猫阿狗”的“下三烂”货色，所以也常对“瞧不起”嗤之以“清高能卖几个钱”。“新式太监”在各个部门都能“飞黄腾达”，而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却往往怀才不遇。“太监当道”毕竟不是什么好事，积重难返则势必腐化干部队伍。更可怕的是“太监之风”的盛行足以卷起一股“沙尘暴”而蒙蔽监察部门的“双眼”，直至各级领导“一失足成千古恨”。

　　《奴性与病态：宦竖人格》一书以宦官与小人为评述的主要对象，对古今中外的相关材料旁征博引，读来令人热血沸腾而又坐立不安。在当今中国，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不愿被强加于太监人格，不愿被骂为奴才小人，那就请读一读这本书吧!作者王玉德对中国二千多年积重难返的宦竖人格泛滥成灾全面清理，针砭时弊振聋发聩。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宦竖、宦竖的生理与心理、宦竖人格、佞幸小人，第二章分析了宦竖的奴性人格的生成与尊卑文化、君主中央集权有密切关系，第三章揭露了宦竖的哲学心跳是“忍”、“变”与软骨头加贪得无厌，第四章对宦竖奴性人格归纳出孤辟的、迷信的、自贱的、投机的、附势的、贪欲的、妒忌的、不安分的、弄权的、倾轧的、淫乱的等要点，第五章从人格视野分析了宦官与皇帝、皇后、外戚、朝臣、养子的关系，第六章解释了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与奴性人格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与宦竖的历史命运，第七章罗列了出污泥而不染或有重大贡献的宦官，第八章提出构建君子之学应以优秀的传统道德、崭新的人文精神、时代的新风尚与新机制打造健康积极的国民性。

　　当今中国的太监人格当如何自我洗白?马噶尔尼曾责问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残忍地将健康的男性阉割成残疾人?未等乾隆皇帝辩解，旁边的一个太监严厉驳斥这位“少见多怪”者：“吾大清国，皇恩浩荡，奴才有幸于净身之后伺候皇上，此乃奴才的福份，尔等休得胡言乱语!”中国历史上总是不乏愤青拿“太监”说事，难道说这俩字的“批评家”不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有“太监”之嫌，都一样在接受奴化教育而不同程度地认同愚民思想?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都是屁话、废话加傻话，大家都是弱势群体、手无寸铁之流，不想被奴役又能怎样?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各色“三皇五帝”的统治之下，从来都是被奴役，何曾有过真正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特别是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之一部分的“元朝”与“清朝”，汉族老百姓被奴役的经历不堪回首，何以至今还会被视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一部分?其双手沾满汉族老百姓鲜血的头目甚至被视为中华民族之英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懂了!元朝统治中国期间汉族在北方被视为三等人而在南方被视为四等人，帮助蒙古侵略中国的色目人被视为二等人。更可耻的是，任何蒙古男人都有对汉族姑娘的初夜权，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都要送到荒郊野外等死，蒙元时期其实是汉族最屈辱的时期，而不是无耻的“爱国”历史专家吹嘘的那样“强大无比，威震亚欧”!四百多年前满族入侵中原，所到之处无不是烧杀抢掠、尸横遍野。“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汉族由此彻底被奴役，没有办法反抗则何不苦中作乐?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当乱世人”，不管是谁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都难逃被奴役，接受这样的现实很难吗?当然，每个中国人都有“翻身奴隶把歌唱、自由自在做主人”的向往，但面对强大的统治集团凶神恶煞的枪炮棍棒，弱弱的屁民只能毕恭毕敬的做顺民。做鲁迅痛恨的“奴隶”未必低人一等，当今中国的“奴隶”也有其特有的自娱自乐的套路，比如抖音。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大家都不喜欢做的事，特别是不要强迫“奴隶”造反“当家做主”。面对“三观”之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老百姓都会对“权威”口服心不服。

　　中国自秦始皇确立中央集权制以来主要积累了两大矛盾，一是朝廷的君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的内部矛盾，二是朝廷与地方实权派的拉锯式外部矛盾。君权之下的宦官、外戚、宗室天然加成的王党实权派，但又与君主有权力冲突，一个不小心就会酿成宫廷政变之大祸，抑或君主自身势弱，在权力博弈的过程中越来越倚重宦官、外戚、宗室，直至三者反客为主。其中，宦官制度的发达有其必然性，其根源是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宗法世袭。既然是依附君权的产物，太监本该与君主制集权相始终。集权强，皇权内部的宦官就是家奴而甘当君主打压相权与其他势力的棋子;集权势弱，其他势力架空君权，直至中央集权不能正常运行，太监就会异化成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之一。自朱棣定都北京以来，中南海一直未能摆脱这样的黄炎培版“历史周期律”，直到21世纪也难例外。

　　对比2020年台湾“大选”，民进党一再用事实证明政权论题是能避免暴力的，至少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平稳过渡且在变更中的政权在各自思考与承诺中改变自己以往执政的缺陷。执政者在公共场合不停的向公众道歉、承诺、再道歉与承诺，似乎把拥有选票的民众捧为上帝，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就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选票的描写：“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其实我看到很多文章提到过‘民主是没有敌人的’。是的，贯穿民主过程最能体现的就是制约、监督，给予每个公民参与的权利，它的结果就是妥协达成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却热衷于集体式狂热的相互排挤，“义和团”、“红卫兵”与“爱国贼”皆由此而来。三者泛滥成灾于不同的时代，但性质大同小异且像病毒一样此消彼长于神州大地，更可怕的是其“变异”功能。比如现在的“爱国贼”，反美反日最厉害，削尖脑袋移民美国日本的也是这种人，留下一大堆脑残粉在中国继续祸害大家。话说回来，不关心政治其实只是懦弱无能的借口，其苟且的本质注定了太监式放弃做人的基本权利。很简单，你不关心政治就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主宰了，而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人人参与并共同规范最起码的社会准则，心怀恐惧而沉默甚至迎合强权则无一例外的会助长中央集权进一步剥夺你做人的一切权利。当然，从毛泽东对黄炎培强调的“民主”到台湾当局所谓的“民主”都不足以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但大陆与台湾谁能解放谁也不宜贸然定论。蔡英文曾强调“我们不为选举而分裂，而是因为民主而团结。”毋庸置疑，“民主没有敌人”，名不副实的“解放”才有。比如台湾姑娘周子瑜举了个“青天白日旗”自称台湾人，而举报人黄安以往也不知举过多少“青天白日旗”。在中央集权的高压环境下，上街反美反日反而有“爱国”帽子可戴，但谁敢学台湾人民跑到街上骂政府?!这就是中国特色“爱国贼”的投机一面，与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都扯不上关系。信息封闭与政治高压会导致一系列挂羊头卖狗肉的恶性连锁反应，比如“人民当家作主”、“反腐败”、“依法治国”、“四个自信”。其中，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三观的引导，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特权制度保护下的反腐败机构一边腐败一边反腐败，所以注定会治标不治本。“依法治国”依的是不是合理的法?谁有权执法?执法的尺度如何权衡?量刑的执行力如何?只用字面功夫粉饰太平则太监式流氓政治阴魂不散。给大批“爱国贼”媒体与个人狂欢感动的表现空间而没有制约或质疑的对手，“法治”何来?某台商曾就税收、养老、油价、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私下“妄议”，直言不是“赵家人”则只能任由各路“官二代”摆布，同样的事发生在台湾则会让老百姓觉得不可思议。老百姓闹维权翻天不是“乱”，而是有同等的平台争取合法权利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政见的磨合期越久则最大公约数越大，然后从中找到法治平衡点让尽可能多的公民达成共识，各种社会隐患也就能被防范于未然了。在这样的不断磨合中促成更多的进步与共识，也能为公民素质的提高赋予更多的机会。反之则是太监人格不断花样翻新，无论政治斗争的结果还是个人生存的环境都摆脱不了所谓的“百姓，白信”的宿命，不同的只是错位的时间与地点，这就决定了愚民政策加剧的“爱国贼”智商垂直落体无下限，长此以往则会埋下更多的暴力革命的种子。兑现“人民当家作主”则“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不会太难，“有关部门”的暗箱与失态都会在强大的民意监督中现出原形。“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好人变坏”，制度的威力也许没这么大，但起码能消解太监人格。

　　中央集权下的权力博弈势必催生太监人格，中央集权下的财富博弈亦然。国人对体制内工作的推崇、对国企的崇拜、遇事就要走关系的传统在本质上都是对权力的迷恋，与社会上动不动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套路其实是一体两面。长期以权力为中心而围着权力打转则权力依附型人格阴魂不散，这种人格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生产贸易型人格格格不入，“家企”化“国企”更与这种人格剪不断理还乱。东南沿海民企必须靠自己“土里刨食，平地抠饼”，面对三个“管理之谜”一对一分享股权培养新人，太监人格就不可能“生生不息”。在“家企”化“国企”里，老板要的更多的是臣服，民企在是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能坐下来谈。为什么民企老板一定要经常下市场拜访客户，因为只要与客户在一起，生产贸易型人格就被激活。民企老板处理高管最好的方式是把他们当成特殊的客户，所以更容易接受基于平等与契约观念的职业化管理手段。“人格”只是一个名词，特指长期的独特生存方式催生的一整套习焉不察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而不是什么天生的、无法改变的东西。“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较之于职业化管理“平平淡淡才是真”，权力依附型人格泛滥的“家企”化“国企”更难摆脱鲁迅观察到的“包围圈”现象。中国但凡有个猛人就会被一圈人包围，所有进去与出去的信息都会被这个包围圈过滤，直到这个猛人“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而轰然倒下，“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龙驭上宾于天”。太监听话、机灵、贴心，没有后代，没有自己长期的利益诉求，但也因此而不用担心后代遭到报应，加上多是社会底层出身，市井无赖变着花样、非常有创意的、没有任何底线的坏一旦被太监的权力“如虎添翼”，引诱、唆使、拉拢猛人做各种坏事也就事倍功半了。企业里的太监往往是在创业过程中与老板结下了深厚交情的老臣，起点低且没有什么培养前途，加上人品普遍很差，基本就是一个合格的精神太监了。他们爱鼓励猛人去贪赃枉法，而猛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外部高管，滴眼药、挖大坑、下套子最积极的都是这种精神太监。外人一般会纳闷猛人怎么会重用这种人?鲁迅的观察是：“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太监文化的本质是缺乏尊重个人的人本精神与尊重契约的法制精神，封建社会较短的西方企业家则能自然地建立基于契约的大型企业。真正的国企会考制度建立理性化、科层化的机构，面对跨国公司不动声色的排兵布阵，在螺蛳壳里做道场重演“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宫斗戏，让现实中忍气吞声的员工在幻想中享受帝王的快意恩仇，呜呼哀哉!三权分立等制衡机制并不适用于“家企”化“国企”，其本质类似于开明专制，“听大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商量，自己一个人拍板”，多跑市场多见客户以激活自己的生产贸易人格是其“王道”。无论多大的老板面对无论多小的客户都不抖威风发脾气，见一次客户就能保持对公司里各种“包围圈”的抵抗力至少一个月。当然，多见同行，尤其是要多见做的比自己大货比自己活跃的老板，这也是私人董事会这种横向学习机制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东道主私董会上不仅能见到别的老板，还能见到老板的高管，不同的“包围圈”的精神太监也能分出高下，老板冲着“走出包围圈”的好处也该不再犹豫了。

　　“知耻近乎勇”，意识到太监人格的实质是雌化人格是三省吾身的一个重要视角。甄别一种文化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只需看看其主流是喜欢批判还是喜欢奉承。不敢面对批判则是文化阳痿的预兆，拒绝批判则是文化自宫的前提，丧失批判精神的文化则是太监文化。两千多年前中国雄性文化云蒸霞蔚，“子产不毁乡校”;现在是太监文化鸠占鹊巢，文字成“狱”而“知识越多要越反动”，批判文化的暌违导致中国特色知识分子的批判文化集体“性无能”。雌性化的文化面对雄性文化泛滥的西方列强是很难保住贞操与尊严的，与其任由他人置喙批判不如主动展开自我批判，自绝于太监文化而回归雄性文化。《刺杀肯尼迪》、《华氏911》、《帝国末日》、《日本沉没》等西方列强的文化解构作品均已表明，勇于直面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要靠何等自信的雄性文化!新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让中国人民“强起来”则务须首先从自己的阴暗无常逼仄中步入天涯海角的阳光活力宽广中，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要向阉人尚未“成精”而“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看齐。就像一百年前剪去满清的“猪尾巴”而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一样，不管有多少多少失去意识的精神太监多么如丧考妣，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承认太监这种权势熏天的丑恶物种与其“万岁”主子一起都早就该绝种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历代“万岁”终其一生也顶多能捱到“万岁”的千分之几，精神太监们集体合作精心炮制的太监文化的寿命何以却能达到“万岁”的百分之二十多?太监文化的生命力比任何病毒与细菌都要大得多，精神太监群体的壮大则会反哺与繁荣太监文化。从被阉割“进化”到自我阉割，最后变成集体无意识的阉割文化大“荟萃”，这正是太监文化真正的邪恶与恐怖之处。“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两千多年的失忆与废弃，两千多年的桎梏与习惯，重拾雄性文化取代太监文化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华民族要找回自己的生命与灵魂的根，带着属于自我的思想上路，无需权威“训诫”，走的人多了，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开阔。

　　太监人格源于中央集权，但由于普通人及其交往对象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太监人格的中央集权受害者加助纣为虐者，而中央集权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则“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在方法论上对太监文化这一中国特色传统要素“射人先射马”就是必要的了，否则普通人最有可能直接被有太监人格的交往对象玩了而不是被中央集权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玩(哪怕是间接的)了。权力与财富的不均衡源于个人素质的不均衡，普通人在救人之前要先救己，自强之后才会有底气自爱，强者何须自我阉割(无论肉体还是精神)而“好死不如赖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