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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当代世界知识性大恐慌和深度精神危机(2)

作者:谭伟东 发布时间:2020-10-31 11:09:15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后启蒙时代新启蒙

  二、文艺复兴的古典迷雾和古典主义的彻底丧失

  文艺复兴是最真实的冲击和西方文明开始自身崛起和后续传播的历史源头。这其中的本质却是,事实上是由于西方再次或重新发现了东方,并为东方的成就与伟大存在所震撼,才真正并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原本的十字军东征,带有解放和炫耀的味道,西方人却哪里会想到,真实的东方的城市和其发达、丰裕、治理、活络、商贸等方面或所有层面都要远远优于西方。西方文明在如此的强刺激和痛苦地反省及其自我纠正之下,开始了文艺复兴的一种重大的历史内涵社会运动和剧烈变革。

  西方文明在重新找回宗教统一的欧洲身份认定,和寻求其自身宗教价值回归的过程中,在两度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时,纠正了文艺复兴以降,对停滞、黑暗、倒退的中世纪的评断。其中的欧洲身份认同,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或文明的诞生之始祖与精神传人(精神巨人)这个重新认知,虽说是随着西方胜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方自信所必然出现的知识重塑,其中当然包含着某些客观和科学的重新界定,更不乏在终极关怀和宗教情结上,包含着科学态度和认知的直觉与虔敬,但从根本上,其却决然没有为西方带来应有的深度反思和灵魂上的忏悔。而是为其那种盲目自大狂,无厘头的自恋,提供了新的历史依凭。

  文艺复兴无论是就其东方文明引进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热等的东方崇拜而言,还是就其对古希腊、古罗马西方远祖文明,对《荷马史诗》以降的西方经典的重新补读,都在本质上是对古典主义的追索和推崇。古典主义是以静穆、庄重和对称等为特点的,是大师、经典作品与永恒价值,是严肃、认真、客观地呈现与澄明,因此文艺复兴自然是综合性的系统化的知识和文化上的回归。

  恩格斯把文艺复兴时代,称之为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一片西方大师出现,他们一时间登上西方和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他们多才多艺,横行于多个领域。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就在绘画、机械设计、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建筑等多个领域成就非凡。意大利这个时代产生出的多姿多彩的几位艺术巨匠与大师,统统都是这类人物。其实恩格斯并不太了解和熟悉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社会,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以后的各个朝代,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相当多数的也是这种多才多艺的巨人。

  那么,文艺复兴是否生成了“道成肉身”的又一次的冲击波和历史回流呢?文艺复兴本应在复兴古典优雅和新大师卓越风格的造就下,出现“道出肉身”耶稣基督新的历史效应吗?西方文明不应当迅速克服其从北方森林走向欧洲中南部大地,摆脱野蛮,在文明的宏业中迅速成长起来吗?但遗憾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既未从东方古典文明,也未从西方古典文明中,真正地吸收应有的营养,和在其基础上完成文艺复兴本应指向的那些永恒的经典东西。

  事实上,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一方面是以哥伦布航海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的西方强劲的淘金热、海盗行为和更为国家化的殖民掠夺和海外征服;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宗教改革的名号之下,出现了150余年的破坏偶像运动(这将在宗教改革部分进一步阐述)。结果,文艺复兴所直接催生了的压根就不是弗兰克林的勤劳致富,马科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而是野蛮、残暴的资本原始积累,其是“从头到脚的都滴着肮脏的血”(马克思的著名描画,为世人永久认可)的野蛮。其由这种原始野蛮,又进而转变为马克思又一次惊人的天才地创造出的警句:“精致化的野蛮”。后者就将前部分的野蛮悄然地掩盖起来,更将本身的野蛮,加以精心地梳妆打扮,而使人难以辨认其庐山真面目。

  文艺复兴的根本指向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并进而人道主义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其凭借东、西方古典主义和其耦合,打破了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位、人尊严、人价值,剔除掉了神本位、神至尊、神价值,把社会与人类生活,重新放回到“世俗”界面或者此岸的现实主义中来,将历史和现实还原成人自身的现实态生活。这本是历史性的解放与进步。

  在世功和艺术上,文艺复兴让人成为其中的主角和表现焦点,充分展示人的社会历史和天然魅力,和其中的矛盾与纠结,而不是把全部的聚光灯,完全投送给上帝、神灵,在三位一体的神圣魔幻下,战战兢兢地生活。这无疑是历史与人类本应取的态度和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然而,文艺复兴的西方文明走势,却不是取过犹不及的态度,在合理的中庸平衡中找到最佳状态,而是在上述的种种极度世俗化的,更恶劣的情欲,并以制度、社会、文化、心灵的大整合的西方文明的一飞冲天,而将西方文明自身和全世界,带入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巨大的大染缸里,使得人类彻底堕落到魔鬼都无以复加的无聊生活之中。

  第一人权至上,同主权至上一道,成就了西方权力结构基础。前者为资本人格化的穷奢极欲作了理性铺垫,后者为威斯特伐利亚的西方列强和最终的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西方内部与国家内的文明标尺,后者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国家的集体主义圣约。

  第二无论是人权至上还是国家主权绝对,其最本质与核心的权力与组合权力之权力基础,都是财产权,都是系列的法权。西方文明政体无论是君主制、君主立宪、共和制下的各种态势,无论是贵族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都离不开其根本性的权力本基:财产权。表面上看,财产权是天赋人权,或者原本含义的自然权利,即人的生存、支配、拥有的天然权力的自动投射之辐射,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卢梭把私有制称之为一诈,而把法制称之为二诈。可见其对西方的伪饰认识之深刻。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财产权,都是公民在政治建构下的政治权利。而人权和财产权的根本性不同,又在于:人权仅仅是期权,财产权才是现权。而更为重要的是,人权永远也仅仅是政治权利(力),偶尔会变成社会权(力),其从来就不是经济权利(力)。而财产权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经济权力。而西方文明的根基向来是市场、货币和经济生计乃天经地义。因此,财产权才是最为真实永恒的,且随时可兑现的和具有绝对流通性的权力。

  第三政权一旦脱离了对所谓“神权”的恐惧和敬畏的约束,就必然向赤裸裸的肮脏交易和极端欲求方向迅速演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市场法则,资本人格化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必然造成布坎南的市场法则的政治行情一律性。一切政治行为同样是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换算,所有的政界人物,也同样是理性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政治腐败决不会像天真的韦伯所假想的那样,专业化、职业化的专家干练和分工高校率,和所谓的非人格化的理性公干。

  第四相反恰恰会使韦伯自己最先提出的价值理性、目的理性、手段理性出现彻底的分流,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大浪冲击下,完成了利奥˙斯特劳斯的现代化的三个浪潮所指陈的,恰恰就是价值取向的扭曲和道德门槛的一次又一次地降低。结果,必然就是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统统由于其“形而上”(道)的特征,而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准则),而必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客观科学原则,完全放在关于“是什么”的现实核算和手段理性之上,工具理性、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唯我独尊也就就会彻底地联手并无限地一体化。这才是福山们根本未能看到的历史终结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斯宾格勒在他的皇皇巨著,《西方的衰落》早就若当代先知一样预言了西方文明的走势。

  三、宗教改革的无尽大创伤

  路德宗和加尔文派是宗教改革的两大源头和根本性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价值取向引导上的巨大变轨。而它们在欧洲旧大陆,最终同欧洲霸权、欧洲列强、旧大陆纷争、欧洲老殖民主义等力量形成强大的合流。在吉普林的《白人的责任》这种现代的白人统治的西方种族奴隶主义意识形态里,得到了最彻底的融合和巨大的社会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能量释放。

  路德宗无论是95论纲还是他的一切其它诉诸,归根结底,最后的一切宗教信仰的最后集成,加尔文学学派的一切宗教信仰的最终集成,会合成了在当下世界上的在现世的地面上建立起基督徒们的此岸天国。人们务必以响应天召而尽天职的积极努力,而在俗世业界决不是采取禁欲主义,放弃财产,远离物质诱惑,逃离到另一个彼岸世界,也自然不是在封闭的修道院里聊此残生。恰恰相反而是以置业经济、当下事功,也便获得尽可能在职能、权势、财富上的显贵,以此来证明和彰显主的荣耀。

  “因信称义”的代价,把同上帝交换的权力,把信仰的最伟大的好处带给俗界生界,其原本的希冀是要人们自主、自觉地达到信仰的真正提升,以内心的醒觉,和真正最深沉的大爱,来敬献给上帝,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罪感,而不是以形式上的财富捐赠和做好事,而抵消真正的罪孽,借以换取晋升天堂的交换资格。但此路大门一开,如过江之鲫滚滚而来势不可挡:人人可以天天做恶,享尽天下之乐,周末和临终,一经忏悔,全罪赦免,立地成佛。

  “因信称义”和加尔文宗俗世经业的这种宗教改革终极指向,最终在美国结出了一妖冶的花朵:哲学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与相对主义,经业上的物质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于是,孔德赛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就是个体反抗种族”,成了美国的强大的动力和解体的内在根源。

  在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宗教学或现代科学-哲学-人文集成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教育家。例如,舍勒、奥托、弗雷泽、列夫˙舍斯托夫、道森、恩斯特˙卡西尔、马利丹、约翰斯通、伊利亚德、彼德˙贝格尔、罗伯特˙贝拉、亨利˙伯格森、约翰˙麦奎利、斯特伦、R˙霍伊卡、约纳斯、弗罗姆、荣格等等,他们比起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杜尔干、马科斯˙韦伯,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和真理。而除了极个别的外,大部分都被西方极度的物欲商业化和庸俗浅薄的大众传媒给屏蔽掉了。

  尼采的“超人”喧嚣,变成了真正“末人”的葬礼安魂曲;尼采的“上帝死了”,变成了行尸走肉的人间天堂的物欲横流。西方文明在一个“新冠”疫情下,如此的不堪一击,显示出文明体系的极度脆弱性,这同东方中国的所有层面上的抗疫和经济复苏,形成鲜明对照。西方世界的经济泡沫化、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社会经济财富生成和流转的极度脆弱性,给全世界的现代化思潮敲响了警钟。西方的昔日之所谓的发达、丰裕、领先,早已被其虚胖、泡沫、虚拟的虚假GDP所替代。

  西方文明再不彻底反思,其走向与结果不堪设想。

  马克思从来就对宗教持有双重观感:其一是其是精神鸦片,宗教成为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意识形态等同建构;其二宗教同时也是人民对现实苦难的不满、控诉和另类反抗。宗教不同于迷信,更不等于迷信。西方的宗教战争、宗教迷狂、宗教冲突、宗教对峙等等弊端,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文明从神话英雄时代到罗马人神统治,从无宗教到基督一神教一统天下,历经黑暗的中世纪后,急速地由宗教改革,叠加上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走向了理性主义一元论。

  宗教改革的无尽大创伤表现在:

  第一在彻底推翻和打碎政教合一、神道设教、巫度政治、迷信教化的同时,把人类文明的根基性的德性和核心价值观及其审美情趣、知识态度上的高尚和美好的东西,也都几乎彻底地抛弃了。这其中包括:虔敬、敬畏、老实、忠诚、虚心、中庸、克制(谨慎)、崇高、伟大、完美、尚贤、贵静等等。

  第二在由多神与万物有灵,一神-大一统上帝与人神混杂政变之后,在表面上的良心自由和实质上的商品世界极度物化,或者巴尔迪厄的多重场域,或者鲍德利亚的拟像社会下,变成了彻底的无所畏惧的物化至上的无神论者,又在理性主义极度化的经济理性人教化之下,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道德无涉或者例外论。中产阶级在抛弃昔日贵族一切约束的情况下,凭借着大众传媒,把其极端化的大众文化推向世界。美国的华尔街-好莱坞取代了伦敦-巴黎,成了全球时尚的风向标和指挥棒。

  第三在把宗教的一切,包括其中人类与文明长期进化所生成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更具有内在省视和要求的德性自律,同道德哲学和伦理建构,一同驱逐出了教育场所。教育变成了纯粹的授业和技能性、纯学理的知识传播。失去了敬畏心,连发自内心的礼貌和教养也随之灰飞烟灭。

  第四把宗教当成类似圣诞节期间圣诞老人分发礼物的童话故事,仅仅将其当作糊弄孩子的一种心灵成长灌输,使得人在科学之外无所寄托,无所信赖,无所安慰。而科学所能回答的灵魂与精神乃至文化问题,又实在微乎其微。这无疑给人类心灵留下了巨大的真空。

  第五政治信仰被政治正确所取代。政治审美和政治伦理,在急速地市场化、货币化。政治走向市侩哲学乃至厚黑学。人道主义变成了政客表演。

  作者: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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