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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如何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0-09-29 11:47:1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国家主义(Stat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与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与国民权利是不可分割。国家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与政府四个要素组成,国民通过契约法律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法律是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国家主义的核心是倡导国民通过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共同约束。无论旧国家主义还是新国家主义,只要是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其必然要求经济垄断与文化垄断)而给当权者、给政府或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留有空间就是坏的国家主义。坏的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不管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或人民的限制与削弱,因此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与“人民同意”的正当性,更没有真正的信仰。“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与“文化国家主义”,比如路易十五、慈禧太后、蒋介石的国家主义,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不同的民族、阶级、场域、信仰、习俗、目标也是反动的。坏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到其“初心”的反面,即“国家权威”丧失殆尽与又一场社会革命。中国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本来也算是件天大的进步,但定在12年以后实行!3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廷没机会了。1912年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袁世凯想过皇帝瘾,他也就很快丧失了机会。重庆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应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不到1年,蒋介石再次断送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廷、袁世凯、蒋介石每一次丧失机会也是中国跟着丧失一次和平建国的机会并陷入混乱而生灵涂炭。坏的国家主义没有灵魂,但对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根除坏的国家主义要以葆有高度的国家权威为保障。在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神圣性,才能形成“好的国家主义”并真正树立“国家权威”。国家主义有五大危害:第一、强迫信仰,全民政治。国家主义有一个官方的人人必须遵从的终极真理,宣称达到人类最完美的阶段。国家主义不同于古代的专制主义,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通过借助意识形态的强迫信仰、洗脑等方法煽动人民疯狂的政治参与。国家主义只承认两类人: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朝鲜,信奉主体思想、劳动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反之就是必须被消灭的反革命的,不可能存在不信奉金日成主题思想而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既不是革命者又不是反革命者的第三者。因为“终极真理”的垄断,国家主义者奉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的逻辑,说你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不是也是。第二,中央集权凌驾于法律与政府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国家主义的“终极真理”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么完全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要么把自家的意志发布成法律。国家主义总是私有化国家军队、警察、司法等暴力机关的指挥权与裁决权,甚至私自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暴力组织,如纳粹党卫队、伊朗革命卫队,加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自然就具备了为所欲为的所有条件。例如,人民公社大食堂期间,基层书记看到谁家冒烟就带领全副武装的民兵上谁家抓人,罪名就是在家烧饭破坏了人民公社。还有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消灭家庭实行集体化,15岁以下组成少年组,15 岁以上组成流动生产队。按男女性别、年龄大小分别编入不同的组织里度日,夫妻子女被迫分开居住,各自分别食宿舍。夫妻见面、父母看望子女如同探监一般,只有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之下才能一周见一次面,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个人完全没有选择权。第三,反复无常,国随人变。凌驾于政府、法律之上的特权必然导致无法无天与为所欲为,国家主义的大政方针、军事外交总是飘忽不定,由掌权者的个人嗜好所决定,或随着掌权者的死亡与继任者的确立而朝令夕改。第四,集体世袭,以权为本、大开杀戒。国家主义有一个唯一的政党或宗教组织垄断终极真理,权力自然而然被垄断终极真理的政党或宗教组织所垄断并遂行集体世袭。为了确保对权力的垄断与世袭,国家主义者往往倾向于以反革命的罪名大批屠杀“反革命者”,如斯大林的肃反“大清洗”。第五,动用国库豢养寄生虫与吸血鬼。例如,神权至上的伊朗模仿党卫队建立“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完全不受政府与国防部控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为了预防伊朗的正规军叛变而另外成立的军队。伊朗还模仿苏联的派驻党委制度,在军队、警察与政府机构设立完全由宗教掌控的“政治意识形态局”。该机构的具体任务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指导与监督,以确保军警与政府雇员忠于法基赫,军警与政府雇员须参加“政治意识形态局”的形态培训班。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又译作“安那其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提升个人自由及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所以被翻译成中文时,根据这一最基本的特征译成“无政府主义”,也有文献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与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与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一如其他政治哲学思想,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与流派。虽然他们都有着反对国家的共同特色,但却在其他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包括在武装斗争与以和平非暴力手段建立社会的问题上的分歧,而在经济的观点上也有显著的差异,从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至主张私人财产与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无政府主义理论衍生了许多折衷与融合的理论及运动,自从西方国家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社会骚乱以来,有许多新的运动与学派陆续出现,这些立场发展的规模大多相当有限。无政府主义分为两支,一支是纯粹的泛右思维(但政治光谱从左到右都包括),包括个人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一支是在左翼语境下的泛右思维,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后左翼无政府(Post-left anarchy) - 后左翼无政府试图将自身与传统的“左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划清界限。也试图划清自身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界线。后左翼无政府主张,无政府主义已被固执的“左翼”运动与个别议题(反战、反核能等等)长期附着而逐渐弱化。他们主张综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以及一些在左翼环境以外的特定反独裁革命运动。主要的团体与个人包括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杂志,与杂志的编辑如鲍伯·布莱克(Bob Black)、哈基姆·贝(Hakim Bey)等。后无政府主义(Post-Anarchism) - 后无政府主义一词原本是由所罗·纽曼(Saul Newman)提出,指一种融合了古典无政府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之后这一词的涵义被改变了,用以称呼包括自治主义(Autonomism)、后左翼无政府、境遇主义(situationism)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在本质上后无政府主义反对那些有着一定宗旨与理念的共识。也因此人们很难判别后无政府主义的归属定义。但主要的思想家包括所罗·纽曼、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达里(Felix Guattari)。暴动无政府主义(Insurrectionary anarchism) - 暴动无政府主义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批判传统的无政府工会与联盟。暴动无政府主义提倡非正式的组织,包括小型的联系团体,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以群众的组织作为基本架构,能募集那些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但也遭受剥削的个人。在这个个人自由正在被无底线侵犯的年代,举着黄黑色旗帜的自由主义者依然是值得敬仰的一群有自尊心的理想主义者。但无政府主义无论左右双方都是很乌托邦的构想,政府是必要之恶,而人类能不能活到不依靠政府就能生存的年代还要看运气。2020年9月2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纽约、波特兰与西雅图这三大城市,已被正式列为“无政府主义管辖区”,其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一目了然。

  与“两相权害取其轻”相似的一个说法是《墨子•大取》里的一句话:“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还有章炳麟《答某书》里的一句话:“盖闻两害相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两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勿以恶小而为之”与“两相权害取其轻”是否相冲突?并不冲突。事件给予你选择的余地,可结果不会改变,终会有伤亡。假如几个村民围着一个逃跑的帝国士兵要吊死他,你有两个选择(救士兵杀死几个村民或看着士兵被杀),如果两相权害取其轻而放纵村民的行为,最终士兵被吊死。然后你发现他口袋中有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这位士兵是被迫当的兵,现在他只想当逃兵回家见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惜他已死了。 抱着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念头,你帮助了士兵,杀死了村民。事后你发现帝国的入侵烧毁了他们的田地与房子,村民痛恨帝国,发现了一名逃跑的士兵,并准备吊死他为其他的村民报仇。然而,你杀了他们。人间正道是沧桑,你心中的正义,便是衡量这一切的标尺。勿以恶小而为之能理解为主动不去做恶。两害相权取其轻能理解为大限度止损。如果要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作出选择:比如如果不杀了某个人全村人都会受到威胁这样的设定来说的话那么杀掉某个人未必是恶。

  再如,“中国式加杠杆”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但又绝非“恶小而为之”。从长时间轴观察,中国约在2000年到2003年处于加杠杆阶段;2004年到2008年处于去杠杆过程;2008年后金融危机后的背景下,杠杆率不断上升;2012年1季度到现在,则处于受惯性影响、被动加杠杆的阶段,且速度还比较快。关于高杠杆的构成与原因,存在多种讨论。从构成上看,中国2009-2016年间的杠杆快速上升并非来自更快的债务增长,而是来自真实GDP增速与GDP平减指数下降。中国与美、欧等国次贷危机之前的加杠杆不同。首先,中国加杠杆的主体并非居民部门而是企业部门。其次,与欧美由于金融机构信贷条件放松带来的加杠杆不同,中国是在特定的金融危机与结构转型背景下,在服务业供求矛盾难以化解、财政政策虽然效力更高但难以充分发力的约束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加杠杆,这是特定时期与限制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不采取足够的加杠杆措施,可能面临的是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产出增速下降、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采取加杠杆的措施,积极影响是平滑了就业与产出调整。不利影响是与正常环境下的私人部门加杠杆相比,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加杠杆效率遭到质疑。总而言之,中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加杠杆更接近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措施,而不是金融危机前私人部门的加杠杆进程。高储蓄率是高债务率的基础。中国居民部门在银行的存款是储蓄的主要来源,而投资主体却主要是企业,由于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不一致,企业部门的投资缺口只能通过住户部门的储蓄来弥补。储蓄转化为投资有三条渠道:企业内源融资、股权投资及债务融资,而其中只有债务融资能增加债务。如果股权融资市场发达,企业也能利用股权融资来解决投资缺口,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功能并不完善,这造成了债务率的进一步攀升。另外,金融监管没有跟上,影子银行迅速发展,也导致杠杆率居高不下。中国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都不高,高杠杆的主因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而且主要表现在国企。国企的高杠杆率有几种成因。首先,政府在国企自身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赋予其大量的稳增长投资任务。这些项目短期的投入比较大,但中长期才能看到收益。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建设阶段,都需要靠借钱保证资金链不断。其次,国企的高杠杆率主要表现在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边界不清,国企承接了大量政府部门的债务转移。再次,国企有内部人控制及预算软约束等特点,同时因为资本金不足与公司治理不完善,国企有高风险偏好的特性,进一步导致了高债务率。最后,国企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与杠杆率的上升相互叠加。在中国去杠杆的过程中,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有限。中国的加杠杆有助于避免债务-通缩循环,熨平就业压力与产出淘汰压力,当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居民加杠杆引发危机与GDP增速持续下降的概率远高于企业加杠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去杠杆的过程也未必会导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工业部门去产能进程的实质性进展,工业部门供求不匹配的压力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也随之缓解。债务人的偿债压力因此显著改善,降低债务的压力下降。进入2016年以后,显著的工业品价格回升已使得杠杆率走向平稳,制造业投资触底持续回升也说明去杠杆压力对实体经济的整体负面影响有限。第二,整体性的被迫减少债务的压力下降,陷入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的概率大大降低,银行部门的坏账率上升幅度有限。且在货币当局有力的流动性保障下,不会出现系统性流动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能高枕无忧。高杠杆背后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丧失了偿债能力,特别是在结构转型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企业会被彻底淘汰而债务会成为彻底的坏账,这会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局部冲击。第三,居民部门过度房地产抵押贷款会刺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供给,居民部门进入去杠杆阶段以后,无论有没有发生危机都会带来房地产建设的过度收缩,这会带来需求不足,严重情况下货币当局难以也通过降低名义利率使得供求重新恢复平衡,GDP增长损失在所难免。中国大量举债的地方政府与国企主要带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且2009-2016年期间基础设施建设增速并没有大幅超出前一个阶段。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与过度的住宅供应不同,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未必过度,更多是分配与设计问题,不成为未来减少基础设施的充分理由;二是政府与政府支持的国企较居民有更强的流动性支持。政府举债维持基础设施建设对未来总需求的下降压力小于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过度举债,对未来实体经济的负面压力也较小。就中国情况来看,未来企业被迫去杠杆的压力有所缓解,引发危机的概率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近期制造业的反弹也说明,高杠杆没有对企业投资产生遏制,去杠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从汉代片面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文化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文化不但直接依附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也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权力,在镇压异端思想上花费的精力要远远大于它在国家各项事业所花费的精力。所以,五四运动那一代人在重新开拓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自由空间时对西方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文化情有独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或思潮在建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是起了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的。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脱离开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之后找到了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获得自我生存的价值感觉的文化路径。但这只是五四运动那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事,在稍后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自身也发生了分化。一般说来,精英知识分子发生的是向现代国家主义方向的转化,其他知识分子发生的是向现代无政府主义方向的转化。在五四运动发展演变的同时,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也进人了重建的过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对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需求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增强现代国力的需要使国家越来越多地同现代精英知识分子携起手来,而得到国家重视的精英知识分子也自然而然地更关心现实政治的稳定,有时甚至以漠视乃至牺牲下层社会民众的生存权利与自由权利为代价。这种现代国家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则使之与传统国家主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共同构成了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大厦的文化基础。但对于一个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者就不能模糊这种界限了,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不是对少数政治统治者的依附,而是通过效力于现代国家的各项事业而稳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传统国家主义者则是通过人身依附而实现个人的人身价值,传统的光宗耀祖的观念在这类知识分子中还大量存在着。这种传统的国家主义总是将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推向一个现代国家根本无此必要的程度,但又总是将政治的腐败推向一个现代国家所能避免的高度。因为中国传统的国家主义者是一些没有现代专业知识的官僚,他们对下的专制就是表示自己忠于现实政治统治的主要形式,从而也必然将这种专制强化到国家根本不需要的程度。他们的人身依附的性质使他们不可能与危害国家利益的腐败现象斗争,而他们自身的光宗耀祖的陈旧理想也使他们成为政治腐败的土壤。在现代国家主义者与传统国家主义者的联盟中,除在少数国家政治危机的时刻,现代国家主义者总是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的非人身依附的性质使他们无法进人国家政治的核心地带,总是处于工具的地位上,而工具主义也常常是他们对人的基本理解形式。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了文化知识,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而国家能直接利用与保护的知识分子则是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知识分队伍中的极小部分,其中绝大多数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以实现个人的追求目标,甚至像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这样一些极难直接服务于国家现实的功利主义目标的文化领域,都不能不在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之外开辟自己独立的文化空间,这就与以国家组织为基础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价值标准有着内在的差异甚至矛盾。对于他们,“人”的观念比“国家”的观念更加重要,“立人”较之“立国”更加急迫,虽然底层广大社会群众仍然不是他们文化成果的接受者,他们也没有能力实际解决社会群众的具体的物质要求,但在“人”这个基点上,他们与社会群众有了更紧密的精神联系,至少在这些知识分子自身的感觉上是如此。这就使他们有了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结合的可能,特别是当他们受到国家政治权力的排挤、压迫时,更有可能做出这种文化的选择。但二者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即使现代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对现代人类的憎恨,也是根于对人类心与爱,而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则主要建立在憎恨的感情基础上;即使现代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也是出于建设新文化的需要,而传统无政府主义则主要致力于对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的破坏。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继先秦文化之后又一次成了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但仍然处在传统国家主义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夹缝中。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希望找到一条万无一失的正确文化道路或人生道路,这样的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这样一个夹缝中找到自己发挥社会作用的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而不论在怎样一个空间位置上都必须承担自己应承担的困难甚至风险。 没有困难与风险的文化空间与人生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研究过往文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看清自己文化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并且提高战胜这些困难的能力,化险为夷,以更少的牺牲换取更大的胜利。实际上,不仅现在,就是在未来的世界上,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将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两个无法超越的极限,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在向传统的国家主义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的宣战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在自己的时代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自由也找到自己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普罗米修斯式的理想事业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万无一失的文化选择也是没有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主义化之后,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一次找回了自己的独立性,有了自己独立活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仍然只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夹缝,而不是国文化的全部,并且仍然存在着不均衡状态,向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个方向转化的趋势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国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自己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仅仅按传统国家主义的原则放弃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固然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品格,只为个人一时的痛快而意识不到自己对这种文化选择所应负有的责任、不想为自己的文化选择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传统无政府主义思潮面前失去自己的自觉性与独立性也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高度。

  严复的《宪法大义》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经历了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六次政治选择。由这些不同政治模式前后相继构成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持续凝聚中国人集体经验的历史试错过程,本文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揭示,适应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起步的政治体制应是一种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主导并能有效推进制度创新的政治体制。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各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与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常新”的学问。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现代化时期,人们就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的政府与民间能提供哪些经验或教训?

  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与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政治动员,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分类可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邓小平模式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左主义的反向运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体现的改革思想可概括为四点:第一,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要上人民过上好日子。第二,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要发展生产力。第三,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东西。第四,要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就必须坚持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顶基本原则。邓小平本人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政治基础上,推进被极左思潮所否定的市场经济,以此来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模式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从而使原有的板块状的体制,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进一步在与经济领域相适应的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有限程度的多元化,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承诺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主要承担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治控制的范围,已从意识形态信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收缩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社会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展。这种有限多元化的结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二元化,表明这一体制已接近于第三世界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并在结构上已摆脱了全能主义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特点。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具体的矛盾、困难与问题及时调整政策,执政精英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运用政治精英们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提出当时能想到的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这一对应举措产生某种实际结果后,执政精英又根据这一选择的效果不断修正,这种不断在尝试中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是一种试错性的历史变迁。由此,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出现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执政党资源与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新政模式。邓小平模式是毛泽东模式的改良型,既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又继承了毛泽东模式原有的强大政治资源,通过一个强大的有社会广泛基础的执政党,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保持着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因此它在政治类型学上能归结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一样,其优势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市场经济多元化而激活微观个体与企业的竞争力,其弱势则在于历史包袱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内部的腐败化、权力个人化、地方苏丹化、集团分利化仍然对体制的键康生存与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与挑战,加速完成民主政治的有序演进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之一。

  根据历史事实归纳,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政治载体,一般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首先,在推进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须有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资源的能力,命令贯彻能力,对发展的可控制性,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达到上述功能。其次,这种政治载体需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性,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而不是相反,只有个人微观活力得到充分调动与发挥,使整体社会有宏观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开明专制的政府主导型、新型的权威政治,作为后发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整合杠杆的“看得见的手”,是十分必要的。第三,这个体制必须有适应环境变化与发展的不断自我改革能力,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能及时跟进制度更新。对于自上而下动员有效的权威体制,往往由于以的新型政治,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清末开明专制化模式 清晚期专制政治之所以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的转变,不能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目标,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这一传统体制不但缺乏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性,而且也缺乏制度弹性与体制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而民族危机中的连续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使它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从而失去了改革的机会。早期议会民主制模式已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但西式的多元民主体制下的多党竞争缺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支持条件,难以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陷入严重的政治脱序与党争危机。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主义模式 这一体制有市场现代化的导向性,此外,它较之多元民主体制有更强的组织整合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这种权威主义内部的组织结构有浓厚的庇护制、家长制、寡头制与朋党私人纽带关系,缺乏意识形态、政党组织作为权威动员的政治基础。有依赖于军事强人的高度脆弱性。很迅速地退化为苏丹化政权。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模式,相对于袁世凯模式而言,已有了更强的组织资源,但它同样有袁世凯模式的弊病,庇护网关系难以克服及腐败倾向,尤其在抗日战争这种民族的全面危机条件下,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与政治失控问题而失败。毛泽东体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很大的历史贡献,这一体制有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能力,革命化的政党的严密组织能力,形成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来克服深重的全面的民族危机,并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为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模式有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资源,但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用来推进计划经济,使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化的经济火车头,无法发挥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新政模式 从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新政模式如何定位?邓小平模式是从毛泽东模式演变过来的,它并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一政治资源的遗产,来维持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政治稳定。这样,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相比,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权威政治相比,它实现这一目标时的资源是充沛的。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权威资源,从而实现了过渡时代的政治稳定。而正是这种政治稳定下的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过去五种政治载体所没有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有宏观调控的政治优势,又通过市场经济来激活社会个人的竞争能力,由无数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整体,就有强大的活力。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首先,是对社会能有效调控的组织资源与权威资源,其次,是通过市场经济对社会微观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团体基层的活力的调动,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这两种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了,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而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以前五种模式中都没有实现,是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现代化过程所必须的这两种因素,得以结合在一起。当然,适应现代化的政治载体还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变化而自我更新、制度创新与制度跟进,防止出现权力个人化或“苏丹化”的腐败陷阱,形成推进民主的社会机制。在百年现代化的挫折与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李颖从现代化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在前人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成熟,更稳健,并为实现百年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尽匹夫绵薄之力。

  新国家主义是对国家主义的渐进改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主张,政府务须干预自由市场,保护劳工权利、保护自然资源等。这一思想体系对美国国内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到2011年美国仍受益于他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女性最低工资制、失业保险,等等。在新国家主义之中,包含对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的基本认识。在罗斯福与进步党人看来,工业化与企业集中造成了经济的繁荣,美国制度所含有的基本价值准则仍旧是有生命力的,但社会流弊日深,美国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威胁:一是政治与经济中的腐败现象,二是贫困阶级的非法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产者造成的腐败是导致社会反抗的原因。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使政府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与控制,摧毁由大财富集团控制的“无形政府”,使财富成为国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将全体国民,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置于政府的考虑之中,一句话,必须进一步实行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改革。其政治改革涉及政府保护妇女的平等权与政府在社会自治方面的辅助责任,其经济改革涉及政府对大公司实行政府监管、加强跨地区商务委员会的权力、降低关税、稳定货币利(汇)率、保护自然资源,其社会改革涉及加强工会的地位与权利、对工时工资动态调整上限与下限、改善工作环境、严禁童工并照顾女工、改良社会福利,如老年保险、住房卫生检查、废止公寓生产、开辟城市住宅区娱乐场所、实行强制教育与职业教育以及建立卫生部,等等。新国家主义谋求的不是普遍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而只是力图通过改革使美国制度显得更“公平”,更具“正义性”,从而使资本主义获得正常的发展。在他们的意识中,改革是防止革命,抵制社会主义影响的最佳方式;他们坚信,改善人民大众经济条件的运动应是健康的进化而不是革命。新国家主义是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处方之一,也是改良美国社会的庞杂方案之一。鼓吹“与国际(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接轨”的中国右翼国家主义者理应从中汲取经验,别在“血汗工厂”与法西斯主义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传统社会是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对个人权力与个性的束缚主要来自大共同体,这不仅扼杀了个人权力与个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小共同体的自治空间。这使得中国的村社组织、家族组织等等一切民间组织在前近代条件下都不如同样是前近代的欧洲活动空间大。于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需要一个市民(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来摆脱大共同体的束缚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与个性价值的社会。人文主义的“人文”特指人的个性,“人权”则是公民的个人权力,因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解释什么叫侵犯人权、维护人权。如果说人权是所有人的权力或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或国家的权力,那就很难讲什么叫做侵犯人权了。所以现在讲人权与人道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对个人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而言的,这既是跨文化也是跨主义的。马克思说过,越往前追溯历史,从事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自由,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是共同体的产物、财产,因而也是作为共同体之父的那个人的财产。仅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才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按他的说法,历史的发展是从以人的依赖性即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阶段。这是理想阶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大家知道卢梭一般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理解的个人权利观持批评态度的,因为他有很多关于人权的概念,这种概念如果膨胀得很厉害的话,就会对个人自由有很大威胁。但即使是卢梭,他也以个人权力来作为划分公民与臣民的一个重要指标。自由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关于个人本位的言论在那里有着许多经典说法。按自由主义来看,这两个人都对个人权力与本位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即使是他们,在谈论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时,也是把尊重个人的权利、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几乎是本质性的指标。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是在这个基点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一种思维定势,即把个人本位及非个人本位当作一个文化特征来谈论。有人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个人本位的,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或亚洲价值的特点是整体本位的,而这个“整体”的说法不一,有说家庭本位的,有说宗族本位的,总之有些人认为个人本位、总体本位是不同文化的特征。但就事实而言,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西方在前近代时期(比如中世纪)的文化观念很难说是个人本位的。个人本位是现代化的特征而不是某个文化的特征,甚至也不能说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俄国农民集体化的困难不是因为没有公社而恰恰是因为有了公社。而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小共同体纽带的缺乏使表面上看起来“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反而很容易过渡到“一大二公”。从表面上看,中国很早就出现有人称之为“准现代化”的因素,很早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自由租佃制度及以科举制为代表的文官制度。人与人之间很早就开始自由市场交易,尤其是商鞅变法以后。商鞅变法不是要搞土地私有制而是搞国家一元控制,秦代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国家授地制,但相对于宗族公社小共同体而言是鼓励土地私有的。它把社会高度原子化,使小共同体纽带瓦解到最大限度。但小共同体瓦解的背后不是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力的成长,而是大共同体的膨胀。因此,反过来说,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就造成了这种可能;中国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小共同体纽带的发展与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力的发展很可能是不矛盾的,这也是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

  对比人性与兽性,“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勿以恶小而为之”孰是孰非?比如,财产之利害能量化衡量,人命的价值能衡量吗?再比如举世闻名的“电车难题”: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司机能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一来五个人必定都会被撞死,然而,司机也能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条岔路上,但这会撞死在岔路上的检修工。问司机是否应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重温《拯救大兵瑞恩》,如果从价值角度衡量,一个母亲四个儿子阵亡三个,仅剩一个在战场下落不明,拯救母亲的最后希望,与确保国家资源优先保障胜利相比,价值大小高下立判。但美国人却派出了八人拯救小队深入敌后,拯救这个死活不明的瑞恩,唯一任务是把他从战场上带回来。实际上,最后也用死去七个人的代价,换回了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故事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价值显得苍白无力。“瑞恩难题”来源于同样的西方价值观,之所以引发数十年人们的争论、思考,那就是始终有一种艰难的抉择挥之不去:“两害相权未必取其轻”,或说眼前所见之利,未必是真的大利。“瑞恩难题”放在东方价值体系当中,不会让人纠结,中国人习惯了舍小利取大义,舍小家顾大家。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确实需要每个人勇于为国家献身,实际上,大兵瑞恩也没有辜负战友们的牺牲而与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但在和平繁荣年代,国家应回头重视与反哺为之付出过的个体利益。与大河水涨小河满的理论相比,现实中的每一条大江大河都源于涓涓细流,是小河满了才有大河满。同理,如果墨子的手指有感知,每个指头都知道为了手腕,墨子会不惜牺牲它们,那么刀来时,手指还会扑上去为手腕挡刀吗?无论你是行使职权的电车司机还是手握变轨扳手的普通路人都不该因为集体的错误而损害无辜的他人。在人格面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违反人性的判断。从长远来看,越尊重个体则越得到整体,越尊重小共同体联盟反而越能得到共同体(共产主义)联盟。

  从古代黄河泛滥成灾赋予“治水专制主义”的合法性到新冠病毒泛滥成灾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国家主义向“全球化”的共产主义过渡循序渐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越尊重个体反而越能得到“上下同欲者胜”的整体。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对“经济优先”的美国与“生命优先”的中国的破坏力判若云泥,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尊王攘夷”也是基于对不同个体的尊重。“自由人的联合体”较之于儒家理想“天下大同”与康德主义“世界政府”更有“普世价值”,较之于无政府主义的秩序自觉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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