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博文精选

陈俊杰:学术太监沉浮录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0-08-17 10:46:1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豆瓣小组”组长“KingHenry”戏称,当今中国的学术男眼界太高,不要人,就自宫成为太监;学术女水准太低,没人要,就自堵成为女太监;根据最新可靠的人体心理及生理研究结果,学术女最后都会成为女太监;学术男也可能成为男太监。欢迎学术女与学术男参加。当然,也有不少混在学术女小组的阉人(被阉掉之前是文科男),这种人就不欢迎了。因为太监不等于阉人。太监意思是“最大的监工”,是拥有高度权力与智慧的人,就像韦小宝一样。注明:组长本人不学无术,不是学术男,只是为了方便大家而创建的,准备随时让贤。

  北大做过一个调查,在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问卷调查后发现了一个大众评直觉与常识就知道的事实:有56.9%的硕士生导师与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关于常识这事在我们这里往往能定义成这样:凡是老百姓直接就能知道、而专家需要大量调查的,最终结果还不出老百姓预料的东西,基本就是我们这里的生活常识。这次也同样不例外。对于研究生的不满其实不调查大家也知道,这来源于一个简单的生活现象。考上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学子们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老板一般是有专指的,指得都是那些能左右你升迁,或发给你工资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导师确实在表面现象上有老板的样子。但另外还有一个生活常识是,不论这个老板多善良、多为员工考虑,他对所有员工也不是都满意的。按著名吸血鬼、前GE总裁的分类方式,只有20%的员工是他所满意的,其他不是需要努力,就是完全不合格。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目前这些导师们应满足了,至少他们的满意率比这个高出不少。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学校毕竟与企业不一样,不能用这种类比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但学校是不是承认?比如这个调查所罗列的理由如下:研究生培养层次、培养类型与培养目标的宏观设计混乱;研究生培养学制缺乏弹性;研究生招生录取中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指导教师的激励机制不当;研究生培养中缺乏激励研究生创新与自由探索的机制。任何有基本中文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上面罗列的诸多理由中,没什么是说员工——对不起是研究生——不好的,都是在说这个机制有问题。看来这个研究还是有客观性的,至少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学生身上,而是自己的机制出了大毛病。但这种机制不是学生定的,学生最多算个受害者。如果在企业工作,这叫选错了公司。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老板这么挑选员工,肯定会最后破产清盘的。而在现行的体制下,不论是学校还是导师,都象我们现在一直在诟病的垄断行业的老板似的,不论怎样,他都能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在他那里就被垄断了,别人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中国古代有个偏安一隅的小国曾用一种奇怪的逻辑选拔人才,该国皇帝认为,当官的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甚至有时还要谋朝篡位啥的。所以,他觉得只有没有子孙的太监才是最可靠的奴才。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状元当驸马这件事,因为靠上状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该状元弄成太监。在该国的朝堂上从此有了一个奇特的风景:不论什么官员都是太监。这就是资源垄断的结果,想当官就要是太监。要是这个小国的皇帝有继承人,他最好别抱怨这种现象。没办法,该国的体制就是这样的。这个调查大致就相当于该国继承人的抱怨,抱怨自己朝堂上怎么都是这么些货色。你想,在一个本来应是学校的地方,教授们都被学生称为老板了,你要指望老板对于员工有多少满意度,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种几乎相当于垄断企业的学术老板,也确实不会找到多少好员工,这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嘛!

  王鸿飞的《99%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一文认为,很多博士与博导只要在关键的阶段多专心两年水平就上去了,但该学的没学会,标准也乱了。大家总想在还没有合格时就毕业与被提拔,搞得自己与别人完全不知道做事与做人的标准,所以不合格的越来越多,而且高达十之八九。这些人中有少数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能弥补一下的,但绝大多数由于学问与做事的标准乱了,毕业与工作后又再没有人严格指导,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力争资源,个人的发展与学术界的风气就毁了。以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王鸿飞所在的研究所与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与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与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如果有人有异议,他能把数字改为98%或97%。这绝不是我们不能做得更好,而是我们没有做得更好,而且也不真正相信能做得更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称:“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要求,全面分析与评价我国博士质量,制定进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政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9月28日下发通知,即日起部署在所有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以期全面评价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影响博士质量的相关因素,总结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与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的对策。通知要求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通过本次调查,对本单位博士质量全面、系统、深刻的调查、分析与总结,寻找博士研究生培养当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向,采取切实措施,将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重视质量、提高质量上来。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要组织专家本单位有代表性的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组织关于博士质量的分类问卷调查,撰写本单位博士质量分析报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次博士质量调查,按时保质地完成各项任务,以高质量的工作确保调查过程及其结果的客观有效、科学严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质量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与长期性,紧紧围绕质量这个中心,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三大部委终于开始关心博士培养质量的问题很难说一定是好事:如果调查结果是否定的,谅他们三部委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出来解决问题;如果调查结果是肯定的,不就是国家部门正式肯定现在糟糕的博士培养质量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了吗?要证明这一点倒是很难,博士培养质量这件事上,攻读博士的不急,培养博士的单位不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急,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博士培养的直接的主体是攻读博士的研究生与培养博士的导师,博士培养的间接主体是培养博士的学校与研究所与博士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与培养博士的质量八杆子打不着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其一,攻读博士的研究生绝大多数不关心博士培养质量而关心如何能拿到学位。因为学位是个敲门砖,职称、工资都与学位挂钩,管你博士的质量如何,反正人事部门的规定只管有没有博士学位。以前连学位真假都不管,现在还算好,起码对于假的真文凭有点严肃了,不过对于真的假文凭还是没有辙。即使博士的研究生们相关心自己的被培养质量,没有真正的动力与那么高质量的导师把关,也真是难为他们。其二,培养博士的导师绝大多数不关心博士培养质量。因为绝大多数的博士生导师本身就是不合格的,通知中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纵向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99%的博士生导师是没有资格在相对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拿到培养博士的资格的。既然如此,99%的博士的质量肯定是不合格的。如果对此有异议,那么最好直接与简单地让研究生、导师自己与社会公众评价一下,我们究竟有多少博士生导师是在美国、欧洲、香港与台湾可能做的到教授的。即便高于1%也高不了多少,这是绝对是不能做国际比较的。博士生导师质量差,最重要的原因是学校与研究所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提高博士导师与教授的质量,但有足够的动力去增加博士导师与教授的数量。即使他们关心博士导师的质量也不会有太多的办法去提高它,反而会不断地降低它。其三,培养博士的学校与研究所绝大多数不关心博士培养质量。因为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生存压力中,博士培养质量决不是他们的生存压力之一。即使他们想关心博士培养质量也完全是力不从心。其四,就业市场对博士培养的质量的要求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博士的去处绝大部分还是高校与研究所与其它政府部门,在近期的人才政策结构与人才需求情况下下,尤其是高校的扩招与公务员向学历看齐,对博士数量的要求还是大大超过对质量的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的标准是国家标准,看起来很神圣,其实国家标准越严格则市场与行业标准越没法确立。人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与市场与行业问题,市场与行业应是主体,主体问题无法解决,政府部门越俎代庖,最后不仅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而且是吃力不讨好,惹得一身骚。王鸿飞说这话得罪了所有的博士、所有的同事与所有的主管部门与学术单位,但他只是就事论事,既不是要贬低谁也不是要责怪谁。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对自己的要求低是没人否认的,他们周围没有很好的做学问的榜样,就算有也很少不受排挤。他们习惯于抱怨,不习惯于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好像他们的质量低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一生的损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封闭与官本位的教育与科研体制下,个人尊严与作为学者的基本生存都没有很好的保证,还有什么办法去担起维护学术质量与尊严的担子?主管部门与学术单位各有各的难念的经,教育彻底成了行政,为了应付上面,面对不良与无序的竞争,争取主管部门的经费与行政支持,各级主管部门与学术单位不得不放弃本身的职责,把最重要的职责放在工作中靠后的位置,这是任何对教育与学术界有体验与观察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三大部委终于开始关心博士培养质量的问题,但研究生、导师、学术单位与机构以及人才市场这些主体力量都不到位,三大部委的努力终究是白费。教育与创新是彻底的自下而上的事业,任何自上而下的努力不能增强教育与创新主体的作用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教学评估是这样,博士质量调查是这样,很多有关的事都是这样。与培养学生的质量关系到社会长远发展,做学问的人宁愿没有也不该把学问的标准弄坏了。把学问的标准弄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一大批没有学问的人装模做样地占据学术与教育的位置。学问标准弄坏了,要恢复它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假设一个学术单位的有30个中年教授或研究员,这个学术单位以后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的学术水平基本上将由这30位教授或研究员的水平决定。他们还会通过参与同行评议与学术委员会影响其它学术单位的学术水平,这是一个学术生态问题。现有的学术界的状态没有一次文革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但来一次文革不仅不可能,而且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将来的唯一出路是教育与学术事业的彻底开放,通过区域化、市场化与全球化在竞争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在陈丹青等海外右翼学者的印象中,民国时代似乎拥有大批学术大师,这也是某些右翼公知至今还在吹嘘民国时代的重要依据。但其实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还是学术的横向对比,民国时期真正能称得上的大师屈指可数,尤其是胡适这种大师其实“注水”的。胡适曾是造诣很高的优秀学者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他的思想观点没有真正的全新创造,他的贡献只是将当时先进的现代思想传入旧中国。胡适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劳苦大众,只是充当了西方的“传声话筒”而已。不仅是现在,后人多少已发现胡适并不像某些宣传的那样“大牛”,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不少著名学者瞧不起或反对胡适,章太炎的大弟子、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就是其中之一。黄侃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大、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等等高校任教,是中国语言文字学方面真正的国学大师。著名学者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不过黄侃有个毛病,就是脾气不好,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所以人称“黄疯”。由于黄侃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实在太深了,因此非常反对胡适当时推行的白话文革命,一有机会就对胡适冷嘲热讽,搞得胡适非常尴尬。胡适一生有两部代表作品,分别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部作品胡适都只写了半部,直到胡适去世都没正式完稿。这样明显的“槽点”,黄侃又怎么可能放过呢?于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黄侃跟学生们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讽刺胡适治学有始无终。据说从此之后,写作品拖更不完稿就被称为“太监”。胡适虽是开创新学,但其方法旧学一式,坚持的是细密的考证,很多事往往以大手笔开始却逐步转向繁琐的考证,最后积重难返而草草了事,这也是黄侃戏谑胡适是太监的标本事由。

  周蓬安的《“土皇帝”太多,学术界被弄得斯文扫地》一文指出,继核心学术期刊《冰川冻土》发表“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论文、核心社科期刊《银行家》发表“主编10岁儿子散文”引发广泛关注后,一张涉及2019年高等教育专业博士论文答辩海报,近日也开始在网络流传。该海报被普遍解读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教授,指导学生撰写研究自己教育思想的论文,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有“既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之嫌。(1月17日《上游新闻》)上游新闻用《前校长指导博士研究自己的教育思想 校方:合法合规》做标题,就至少显示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显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能在自己曾经的“王土”上为所欲为。很明显,作为一名即使涵养很不够的官员,遇到有人这样“恶心”地吹捧自己,也会很不好意思,一般会叫停这类“捧杀”。如果是稍有涵养的官员,对这种明显的“马屁文章”,一定是断然拒绝并对作者“呵斥”。而更为不堪的是,在中国知网中,以“张楚廷”为篇名的论文竟有114篇,包括《张楚廷体育思想研究》、《张楚廷校长领导特质研究》等。这说明张楚廷非常喜欢“这一口”。张楚廷作为一名正厅级官员,对这篇“谄媚”元素已浸透骨髓的文章不但喜滋滋地接受,还亲自指导这名学生撰写吹捧自己的论文,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已完完全全失去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谦恭”素养。如果往坏处想,这篇文章也许就是他本人“自吹自擂”的杰作,学生仅仅是他的代言人而已。仅凭这一点,你张楚廷哪里还有值得他人借鉴的“教育思想”?说句不好听的,这都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学校根本就没有是非观,或说校方的价值观与普通大众的社会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面对如此严重的利用原校长身份的“自吹自擂”行为,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晏昱竟然振振有词地回应媒体:经过认真核查研究并了解相关情况,张楚廷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所有程序都是合法合规合理的,没有问题。这个回应与山东省教育厅回应#官员3年跨专业攻读硕博#的做派是完全一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甚至就是“你服不服”?这个“3年跨专业攻读硕博”的主角,是刚刚被提拔为济南市副市长的尹清忠,他19岁据说是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从未接受过全日制大学教育,可他同时拿到工业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面对社会质疑,山东省教育厅回应,经核查,尹清忠“以学士学位与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同等学力通过报考资格审查,经招生考试,修完规定课程,通过论文答辩,经曲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授予博士学位。”在读三个月的硕士研究生,有多少进修班结业证?糊弄谁啊?中国领导干部一个个都很忙,尹清忠在担任济南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与经济研究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期间,花了三年零三个月,不但拿下硕士、博士学位,还是“跨专业”的两个学位,真是复合型人才,担任正厅级副市长确实太屈才了。想想那些寒门学子,全天呆在学校里,花费六、七年时间,有的还“挂科”,他们亏不亏?无独有偶。前天媒体还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与儿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检索知网发现,王青石首次在《银行家》发表散文与诗歌时年仅十岁。王松奇还曾在该期刊发表《爸爸的话》,推介儿子新书。这个王松奇的做法,就只能用“无耻”二字来形容了。丑闻被曝光后他还理直气壮地称“谁的文章好,就发谁的”,这不是士大夫所有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品德,而是典型的学术腐败、权力自肥。王松奇所在的党组织难道就没有教会他“回避”二字吗?《银行家》杂志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机关纪委书记孙勇对此回应称,情况正在调查,对《银行家》杂志社全面整顿,规范制度,完善机制,对主编王松奇相应处理。以上事件或许因为新闻“搭车效应”引发。因为媒体曝光了核心学术期刊《冰川冻土》发表的《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这几天“赞美师娘”一词在网上疯传,不少网友甚至预言“师娘的优美感”将成为2020年“流行语”。而令人津津乐道却也无可奈何的是,作者单位就是该期刊的主管单位,而文章的男主角——那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导师就是这本期刊的主编。《新京报》评论:这是怎样一种架构呢?自己学生写了一篇吹捧自己的马屁文,刊发在自己主管的杂志上——也不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不断出现这类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主要只因为如今很多“一把手”都是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庭,他就是大家长,公私不分(当然,只有“私”挖“公”,没有“公”挖“私”)。如原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的报销理论:“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是公家的。”“我想不通,想不通,我是人民的公仆,我花人民的一点钱算什么?!” 连外出开会购买卫生巾,也叮嘱随行人员“莫忘开发票”。我们应反思,单位“一把手”为何能如此任性?社会怎么就培养出这么多的“巨婴”领导干部?为何这种“太监文化”在学术界也这么盛行?学术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哪去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事之所以频频发生,就因为“土皇帝”太多,缺乏有效的监督,才令本该是最斯文的学术界也塌方式斯文扫地了。

  刘大鸿的《我不想当太监》一文称,没想到一次在他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改革”能将把自己与学生投入困境。“真实,不能抄,写自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是他当时对2002级油画班12名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令他颇为满意,全部顺利通过答辩。但在美术学院院长徐芒耀在刘大鸿不知情与6名学位委员会委员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评定这些学生的论文全部“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需要重写”。接到学生告知他这一结果的电话时,刘大鸿正在去延安参加艺术教育座谈会的路上。他回忆说,那时刚好走到西安,“没想到真发生了‘西安事变’”。随后,一封由学生联名写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信中称,“因为老师之间学术以及教学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下场”。6月中旬,该校常务副校长项家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此次事件与指导教师与学院院长之间的学术分歧有关。一次毕业论文集体被毙事件,再次把艺术教育改革的话题推上前台。6月15日,记者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工作室见到刘大鸿时,他穿着拖鞋、短裤、文化衫,正一杯一杯地喝功夫茶。此时,他的12名学生正在参加第二次论文答辩。他摇头苦笑:“我已被排除在外了。”“为什么让学生写点真东西就这么困难?可假的东西却畅通无阻?”已在上海生活二十年,却仍操着山东口音的刘大鸿开门见山,大声质问。在他看来,论文造假是现在的一个大风气,凡近些年上过大学的人都对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心中有数:不过是走走形式,拼拼抄抄,按格式写成,向校方交差即可。令他不能容忍的是,明知道学生是假论文、假答辩,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还装模作样,假对假。作为老师,他为此感到羞耻。美术学院雕塑专业教师瞿广慈请刘大鸿与绘画系主任黄启后担任自己班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但那些论文明显是抄袭或东拼西凑的。刘大鸿在答辩会上几乎全部给了不及格的成绩,并要求学生修改或重写。“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瞿广慈至今仍对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刘大鸿觉得抄袭论文碰了他的底线:“如果大学的最后一课,我们给学生上了堂造假课,你说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大学是一个国家道德的最后防线,它应是诚信的堡垒,不是造假的基地。”“我曾威胁他们说,哪怕只有一个没抄,就只通过那一个。”但令他啼笑皆非的是,他的班级8个学生中,也有5个因为同样的理由,与刘大鸿的12个学生一样,论文被“枪毙”。在他看来,这些论文比往年顺利通过的论文不知好上多少倍。“这真是教育的悲哀。”瞿广慈感慨。在他的班级中,没有通过的5篇论文,恰恰是他给出高分的几篇。特别是学生廖斐的题为《造山运动》的文章,被他认为是多年未见的好论文。他认为,该文涉及到大量的知识背景,包括哲学、艺术、数学,阐述的是大的文化背景下,艺术或人类文化的多种可能性。刘大鸿为回应此次论文被毙事件,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大学生毕业论文到底应怎么写?》的文章。他质疑,那种言之无物的“标准论文”很容易通过八、九位导师的答辩与十几位学位评定委员的审核,而坚持从自己四年的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出发搜集论据、得出论点并阐发感想,朴实内省地来一番由表及里的研讨的论文,却被认为只是小结,不是论文……“请问,何以毕业论文抄袭之风经久不衰?它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机制!现在的论文评判机制是一杆貌似严格准确的假秤,它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应付评估。”绘画系主任黄启后把这种现象称为“学术懒惰”—不考虑是否具备真正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只需要按教育部、学校、院系的规定一套,不出圈的就过去了。黄启后称,艺术学科有其特质,最讲鲜活,应鼓励不拘一格。“比如学雕塑的学生,长期观察一个糕饼店师傅的动作,把这写进论文里,对他的专业当然是有意义的。”刘大鸿曾鼓励学生,论文的形式能五花八门,能用唐诗体来写,也能用小说,因为论文本身就是一件作品,而要求整齐划一的模式,对艺术绝对是一种伤害。“即便是其他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应多种多样。”刘大鸿认定,因为对一个本科生来讲,不可能写出多么严谨的论文,但他可能有很多火花,这种火花比所谓的严密、严谨要有价值得多。可现行的论文评判标准,把这种火花全部掐灭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是这种观点的赞同者。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院内,论文讲求格式是一个“粗暴透顶的说法”。他在电话中愤怒地斥责:“去***格式,我痛恨人文艺术学院里出现任何格式。格式就是扼杀人文的东西!”他的观点是,让艺术系的学生写论文,本身就是“胡闹”,像考英语、政治一样都是外行考察内行的办法。“刘海粟当年也没写论文吧?”他反问。在刘大鸿的一整套“改革”中,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大学教育根本跟不上需要,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不是社会真的不需要人才,而是学生是否具备社会需要的能力。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我们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做?”刘大鸿很困惑。他注意到,传统的美术教育,从附中、考前班、大学四年,直到研究生,这个体系全部是以写生为主。画静物、肖像、人体,学生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结果是学生变成一个傻瓜,傻到你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种教学,现在把它视作最正宗、最扎实、最严谨,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刘大鸿的很多学生很有灵气,但毕业时“什么也不是了”。“建国后我国艺术院校形成的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从好处说是体系严谨、训练严格、基础扎实等等,但如果从艺术产出的质量来评价,艺术流派与风格趋同、单一,师徒代代相传、千人一面等问题十分明显,反映的是个性与创造性的严重缺失。这能从我们的教学模式中找到明确的原因。”

  “豆瓣”吧主“vivo”的《难道真有学术教父,垃圾之最庞大者而已》一文认为,《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一文表面上好像比较流行,可问题在于真的存在着以”新三届神话”为主体的“学界新父们”?他认为没有,完全是子虚乌有,文化革命后中国学术、尤其是文科学术到目前为止基本交了白卷,是个鸭蛋,甚至比空白、荒芜还糟糕,中国学术的清白处女之体被近水楼台的、鹊巢鸠占的学术太监们猥亵了、玷污了,到处都是他们咸猪手留下的肮脏迹痕。说强暴了学术贞洁,所谓的“学界新父们”还不配,是对他们的过誉,他们就是思想龌龊却从来没法勃起的痿人太监,他们就是杨振宁、默多克此类糟蹋花姑娘的性衰朽者、性无能者。学界“新父”全然是错乱的命名,是沐猴而冠,是潜在的奴婢意识的体现,比较精确的说法应叫做“学界伧父”,就是一帮出生早、占位早、抢了历史空缺的投机主义者,他们当时被压抑被扭曲的青春荷尔蒙、肾上腺素无处宣泄(权力、金钱乃至性欲的通道被红鼠高干们阻塞与把持),就误打误撞地盲目跟风地进入了文化的学术的文学的庄稼地,象踏玉米,猪啃白菜,鸭啄谷粒,一片鸡飞狗跳的虚假繁盛景观,没几何其间一些圆滑伶俐者就弄清楚了学术圈其实就是名利圈,于是忙活开了跑马圈地、占山称王,为一点微不足道的甜头而蝇营狗苟、男盗女娼,当然,他们一点都不体恤不在意做学术需要怎样的智力与苦功,是胡吃海吃蚕豆的麻雀,嘴巴从来不跟自己的屁股商量。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复数的戏剧:学界伧父们以低劣的品德低下的智商海量制造/贩卖学术赝品学术流感病毒,争名夺利、争风吃醋,此为闹剧;中国学术的玉体被践踏蹂躏得满目疮痍、不忍目睹,此为悲剧;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的主导阶层、宰制阶层窃喜以如此廉价的诱饵就让“知识分子”入其彀中,俯首贴耳,同时社会底层民众身处水深火热当中却找不到代言人、扩音器,连最轻微的疼痛呻吟也被文化/学术垃圾无边无际的聒噪消声、淹没,此为依然在上演的正剧,我们还不知道结局。因此,如果要实现中国学术之重建,我们面对双重任务、要付出双倍勤奋:一,弑”父“,此”父“还是伪父,自我吹捧出来的父,错乱追认出来的父,以清洗、抹除老太监们在中国学术女体上留下的各种不堪入目的污迹;二,自立,根本就没有任何学术教父能依傍,能给我们指教、扶持与荫蔽,就算有人貌似赞助者、监护者与提携后进者,他们常常也是包藏祸心的狼外婆,只提供了毒药、迷幻剂,只是想让年轻一代做他们割肉挤奶剪毛的猪牛羊,我们要坚决把这些害虫杀掉、清理掉、劈成柴给炼尸炉添火。我们无依无靠,要顽强成长,要清白成长,在学术的荒漠、旷野里野蛮生长,信马由缰猥琐发育,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清新的空气里,在郁郁葱葱鱼跃鸟飞的环境中,我们将自由壮大。

  其实,学术太监化只是学术腐败之冰山一角。“经管之家”楼主“经济系学生”认为,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继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与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整治,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能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学术圈内的事,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解决。但腐败能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早已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即使证明了当今中国学术界很腐败又有什么用?第一,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到中国学术界那里。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学术界富得流油,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但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政府与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是这个机体的头脑与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本来是教育与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与批判。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能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而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有诚实的学者。知识分子还应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不同流合污。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曾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却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过弊)。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学术腐败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学术腐败“低估派”太监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而他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从来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与北大的三角地)。中国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于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尽管表面上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都能找到学术腐败现象,像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让人作呕。有人说,如果想在中国学术界生存下去,你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与人民,其胆大妄为之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了腐败势力(学术皇帝)的代言人(学术太监)。

  学术太监在学术皇帝的操盘下助长的学术腐败正在形成三个层次:一是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是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是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是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与社会。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先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曾总结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了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剽窃;“搭车”署名;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杨玉圣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与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其要害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对真理的强烈追求与信仰。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中国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让学术腐败等于抄袭剽窃,他们就能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能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能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能永远地腐败下去。

  学术太监充斥的当今中国学术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小偷猖獗强盗横行,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权奸当道是关键。在中国学术界,权力几乎是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与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其实质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在中国学术界,权力等于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能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能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能是学术界团伙之利。学术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至少有两种: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与学术界的权力角逐场。在中国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因为中国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教授的贬值与院士的升值,水博士、水硕士的泛滥成灾,学术权力扩张导致的招生黑幕大曝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学术良心的大拍卖,“团结就是力量”的组织化学术腐败,导致当今中国的学术腐败前无古人。按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早在九百年前苏轼就曾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肉汤中没有微生物,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把腐败“反映”进去?从“学士”到“术士”式学术太监的蜕变,导致中国学术界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严重。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大代表、大学校长乃至中国科协的那个什么委员会,中国学术界的腐败之严重性如果让政府与社会知道,他们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就可能会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也要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最可恶的是闷头搞学术腐败的家伙:任凭你怎么骂,只要他的职不被撤,只要他能继续搞腐败,他就都不会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笑贫不笑娼”。不管你的学术水平多么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养如何败坏,只要你有权,只要你能搞到钱,你就是中国学术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儿与大师!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仅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的学者就能把这个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而且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中国学术界就像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学术太监横行的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而翰林回乡不再有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而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菜教授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也将像科举制度遗老遗少那样盛极而衰?

  学术太监助推学术腐败,根除太监文化则是中国文人自救的关键。杜君立的《太监文化——中国历史的深层文化》一文认为,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以降,我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中国传统文化大批判,甚至发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五四孤胆英雄鲁迅永不妥协地批中国传统文化批了一辈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奴性文化与吃人文化,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劣根性”的中国人最不幸是欲做奴隶而不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一切都在这污浊的酱缸文化中被污染、被同化,最终堕落为“丑陋”。《河殇》礼赞西方勇于冒险、富于探索精神的海洋(蓝色)文化固然有崇洋媚外之嫌,但批判中国大一统、保守、得过且过、缺乏进取的黄土(黄色)文化还是很到位的。吴思则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即在道貌岸然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目下,主流文化实则是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黄仁宇从历史政治经济学探幽发微,认为西方法治与数字的精确管理优于中国德治与人治的随意性。孙隆基从心理学与人类学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丧失攻击性的“和合文化”,以“心文化”与“身文化”代替“脑文化”,“杀子文化”使文化永远不能成熟,导致中国人的人格儿童化与小丑化。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分析观点,认为中国文化至今停留在口腔阶段(初级阶段),即吃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吃,“民以食为天”;尚未达到肛门阶段(中级阶段),人格没有独立,需要国家管理(思想品德教育);“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高级阶段)意味着高度组织化与完全盛开的“人”,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完全没有“自我”这个概念。文革流放大背景下的《狼图腾》表达了小说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企图,认为充满暴力进取精神的“蛮夷”通过征服,不断地为温良斯文的中国输入“狼血”,才使中国有幸“活”到今天。所以我们应感谢这种征服与强奸,这种混血杂交使我们的文化基因/血统得到优化。“蛮夷”的游牧(草原)文化比中国的农耕文化高贵优越,要批判的中国文化只是农耕文化,那才是中国的劣根性,这似乎没能跳出《河殇》窠臼,只是加了一点“血统论”的新佐料罢了。

  除了五四与六四两个标志性的文化批判巅峰时期,对中国太监文化的批判一直仅限于民间的微弱声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官方“阳谋”成“反右”,“造反有理”的文 革是在官方主导下更大的全民文化批判总动员,“大批判”与“大革命”却导致文化大浩劫,此后“解放思想”一直仅仅停留于“阿弥陀佛”式的口号层面。自近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在全球滥觞。因为民族主义的国际背景,在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化”、“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津津乐道正面褒扬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甚至这种“主旋律”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恋癖的国粹传承。文化批判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之一,而这种“揭龙鳞”的批判精神恰恰为中国文化本身所阙如。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忤逆不孝、吃里扒外、崇洋媚外、汉奸、叛徒等等字眼,一直在镇压着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精神。批判是一种自我审视与文化反省,是善意而温良的鞭策,只有批判才会有进步。对根深蒂固顽固保守的中国来说,思想的启蒙首先应是批判的启蒙,解放思想先解放批判,十个愚蠢的答案比不上一个智慧的疑问。在封闭自慰的古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仅局限于“以史(自己的历史)为鉴”,“鉴”的目的实际上不是批判而只是“谏”;只有在地球村的背景下才有以世界为“鉴”的可能。以历史、世界与全人类的多维度为参照系,这种全新的文化批判前所未有,令人惊慌、震撼而喟叹,这种真正的批判才有利于重塑健康自我回归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典型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衍生的西方文化相比呈现的是浓厚的雌性特征乃至太监文化。如果说雄性文化有一种弑父情结,雌性文化则是恋父情结。前者导致“人”的独立与成熟,后者则表现为人身依附与幼稚,或说是不独立与不成熟,中国传统文化的恋父情结在当下如火如荼的祭祖、拜祖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孝道这一中国特产的雌性文化貌似对“子宫岁月”的洄游与怀念,但“二十四孝”中瞽叟害舜、郭臣埋儿、卖身葬父等模范事迹,却为我们揭秘了孝道的险恶用心:杀子以奉老,要过去要现在,就是不要将来。按孙隆基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杀子文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中国的孝道以恋父的形式,实现的却是心理上的恋母情结。恋父为形,恋母为实。阴阳兼具,又阴阳俱失,只能是奇异的太监文化。杀子文化与孝道携手同行,如同施虐狂遇见受虐狂,表现出奇异的虐恋倾向。挨打最多的儿子最孝顺,越是暴君越是被崇拜,这在太监身上体现得最彻底。

  太监是一种官职,“太”指皇帝,“监”有督察、服务、帮助等意思。太监最早由一般男性官吏担任,后来成为阉人专享的最高官职,阉人因此以“太监”为最高荣誉。阉人的官职很多,但以“宦官”与“太监”最具代表性。不论皇权现时如何,皇权的未来一般都由阉党把持。阉人担负着未来皇权接班人(太子)的抚养、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护、监护等圣神职责。形象点看,阉人扮演着皇帝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老师、同学、朋友、领导、同事、秘书、仆人、保姆、保镖等——除了妻子之外的几乎所有角色。在这种封闭扭曲的生活环境长大的太子,登基成为皇权拥有人,面对陌生纷繁复杂的世界,最可倚重与信任的只有阉人集团。同时,在阉人群体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也使皇帝与阉人身心相连、休戚与共,阉人精神与性格早已渗入皇帝先天缺钙的骨髓。如果摒弃中国牵强莫须有的“天”的概念,以“法”来代表人类正义,那么专制皇权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夺权合法,那么别人的暴力夺权自然也合法。这种暴力原罪带来的“非法”状态,使皇权天然的有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对权力觊觎者的警惕与戒备,使其只能选择没有生命续航能力的阉人。阉人因祸得福,鸡犬升天。虽然中国历史不乏外戚势力与大臣势力影响,但阉党组成的太监势力往往如如影随形,一直是皇权文化的主体构成。中国历史选择了皇权专制,只能选择最为理想的阉人。失去阉人这个“中流砥柱”,皇权将迅速崩塌。所以世界历史中,缺乏阉人群体技术支持的皇权专制始终都难以成大气候。中国阉人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太监成为他们最为尊贵荣耀的符号,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梦想。在古代中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全社会追逐的唯一目标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将入相”“为官”才称得上成功人士。太监净身以成功,官吏净脑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监,后者是精神太监。对皇帝来说,其他人阳物或思想对皇帝构成威胁、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监们忍痛割爱,大公无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取得皇帝的信任。太监文化的诡异之处不在于皇帝的强力意志,而在于社会的默契配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太监都是社会积极分子,都是志愿者,这不仅是太监文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雌性化的必然,是雌性社会对雄性皇权的温顺响应。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断臂山”,受太监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类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时,“男风”(男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宫廷贵族中)一直很普遍,“断袖”在中国是美谈佳话,一点也不像在游牧文化中那样危险而可怕。在中国是“男女授受不亲”,在西方则是同性授受不亲。与性一样,真正的雄性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丑陋粗鄙狰狞的。这源于太监文化中的嫉妒与恐惧,与西方除了中世纪以外大多数时期对身体与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对自己身体与性的鄙视与仇视,实际暗示了对自我的鄙视与仇视,扼杀“我”以致“无私”、“忘我”、“无我”。这来源于太监对自己身心残缺的极端自卑导致的极端骄傲,这种太监文化不仅体现在反雄性化,也体现在对雄性的雌性化上。雄性的雌性化与去性化更进一步必然是对雌性的压制与摧残,导致雌性的残疾化。男人才子化反过来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环肥燕瘦、贞节牌坊、房中术、采补术、三寸金莲、三从四德等等都是这种对健康雌性文化摧残的残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理性的“性恶论”,感性地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变恶是因为受了恶的影响,对恶人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去“感化”,讲究充满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惩罚。皇帝坏是因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过来就好了。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心文化”与“身文化”而缺乏“脑文化”,所以食文化与诗文化最为卓著。思想贡献在两千年前停止,小说文体始终没有成熟。中国人重感情轻理性,重关系轻界限,动辄得咎,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种莫名其妙兴意盎然的“人治文化”。这种文化爱屋及乌感情用事之下制造“株连法”与“出身论”之类的荒诞逻辑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中国人对罪恶的认识也常常从主观出发,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大人物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执行“功过论”与“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对小人物或陌生人则吊民伐罪,“不杀不以平民愤”。对是非的判断取决于感情而不是理性,愤怒也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行为,对人而不对事。在中国这个数千年思想禁锢的皇权专制社会,焚书坑儒文字狱不断,中国文化在民间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长,只有强势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太监群体一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衰败的权势阶级,古代中国的最高元首从来都是太监,太监文化在中国滥觞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如果说法家是一种准雄性的反太监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国统治文化则是一种真雌性的伪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矫饰雄性特征。这种阴阳莫辨的文化实则就是太监文化,就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成王败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实,却往往淹没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没人承认这里有一只狼,连这只狼自己也在学羊叫,不敢承认自己是一只狼。这样“狼吃羊”就被解释成“羊丢了”,因为没有人相信羊会吃羊。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后变成羊,被新来的狼吃掉。中国文化的雌性化催生了太监阉党这种人类的怪胎,并使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与活化石,同时也发展繁衍出极其庞大而系统的太监社会文化:虚荣、嫉妒、自私、脆弱、说谎、矫饰、冲动、迷信、缺乏理性、没有原则、心胸狭隘、人身依附、丧失自我、热衷阴谋、趋炎附势、逆来顺受、怯懦苟营、自我安慰、欺软怕硬、把道德当成法律、把伪善当成智慧、把强奸当成做爱等等。佛教在中国几度滥觞与观音菩萨女性化,是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一个偶像标签,进一步软化民众逆来顺受的太监精神,又以仁慈与善这种雌性特征包装这种对雄性强权的崇拜。在太监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显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岳飞匪夷所思地在风波亭恭顺而光荣地引颈受死,体现了这种发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绑架、被太监文化扼杀的可悲可叹,“文人误国”由此泛滥。

  相对而言,近代之初壮烈如谭嗣同与秋瑾则唱出了一反太监媚态的中国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飞只是名词“牺牲品”,谭嗣同秋瑾则是动词“牺牲”。古代中国出于这种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蛮夷”或“番邦”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屡屡叩门来“朝觐”中国的“天朝”,中国却从来没有这种欲望,因为中国就是“天下”,之外都是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除了早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太监文化成熟以后的中国对外历史中,仅有三次算是有点影响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游、鉴真东渡以及郑和下西洋。前两个是和尚,后一个是太监,没有一个“正常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探索,但这次劳命伤财的壮举的目的竟是传播伟大正确皇恩浩荡的太监文化并由一群出类拔萃的太监领队。如今有不少中国人常自豪地将郑和与哥伦布、麦哲伦相提并论,如果把这种充满激情的远洋比作做爱,文艺复兴风帆下的哥伦布与麦哲伦有明确的目的与坚强的斗志,而郑和的梦幻舰队则虚怀若谷身无长物,如同干部拿公款出国“考察”似的,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再豪华的床也无法弥补阳痿的遗憾。所以,“相同”的历史行为竟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结果。

  太监因为失去生命的延续想象与超越可能,从而对未来丧失感知能力。未来愿景的缺失使诚实、信用与责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基本价值,导致自私、撒谎、欺骗、无理、不负责任等人类隐性缺陷突变成显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视无睹的社会普遍现象。当太监置身于身体健全的人群之中时,因为缺乏“生存”之外的价值观认同,恐惧感与危机感立即凸显,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闭、悲情、绝望之情油然而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太监选择了不会互相嫌弃的封闭的群居生活,因为他们不存在“家”与“性”的“麻烦”与“隐私”。在集体面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体的怀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与温暖。太监个体的怯懦在群体的数量支撑下,“攒鸡毛凑掸(胆)子”,有时会如火山迸发,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亢奋、自大与狂妄,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观场面——即所谓“民愤”、“众怒”、“中国人民的感情”,等等。“义和团现象”连同相反的“树倒猢狲散”是太监文化独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许在于生命的虚无感所引起的“大无畏精神”爆发——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迷惑,忽视使人误以为懦弱,迷惑使人误以为勇敢。对统治者而言,这样的太监群体也是最驯服、最安全的人类种群,假如还算“人”,只要给他一碗饭吃就行;即使砸了他的饭碗,只要不革他的命,他还是驯服的;甚至革了他的命,他也是驯服的。但必须注明的是,这种最佳驯服的必需前提是“人”的概念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的“人”最容易满足、也最容易“幸福”,如果他不觉得自己不完整、不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整。这种“阿Q”式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太监文化的本质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吃文化发达、追求现时利益、对社会、子孙与未来的缺乏担当与责任感、个体文化凋零而集体文化坐大、对外界与强者充满警惕与恐惧、对自身问题病态敏感而难以正视、抵制压制任何变化与差异、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缺失、缺乏与害怕独立意识、喜欢依附与被依附……等等。在太监文化的大背景下,不同视角与流派的中国文化批判都变得脉络清晰、殊途同归,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切入角度都会指向太监文化这个丑恶渊籔。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来源于太监文化逆来顺受、丧失攻击性的精神本质,与经济形式(农耕)、军事(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关系,太监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走向。

  金庸的武侠小说对太监文化的解构堪称入木三分,尤其是《笑傲江湖》揭秘东方不败的辟邪剑谱不过就是自我阉割,岳不群、东方不败自我阉割后取得对他人的阉割权,最后太监文化一统江湖、天下无敌,可惜面对这个江湖让人既“笑”不出来也“傲”不起来。《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是太监文化下的一个完美的假太监,对太监文化无师自通,什么武林高手都甘拜其下风,鹿与鼎都是皇权(社稷)的象征,如“逐鹿”、“问鼎”以鼎烹鹿也体现出皇权的口腔化特征。金庸以江湖状社会、以文学写文化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同时保持了比较精准的批判精神。晚年金庸名利双至坐享其成,无甚可卖只有卖老,思想发生质的变化,跑到英国去考“克莱登大学”的博士证。大概其功力已达到任我行的境界,一般人就不知其城府之深浅了。吊诡的是,金庸对当年的《明报》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如同自宫了一般,这让人只好重新回到太监文化的老路上来。喧嚣一时的“百家讲坛”的群体阵容则不过是个当代太监文化的草台唱诗班,拾“诸子”之隔夜牙慧,竟敢登“百家”大雅之堂。可见此“百家”绝非彼“百家”也。此“百家”即使偶尔有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也不过属于伪批判,因为他们的脚仍然站在太监文化的坟头上,所以不可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他们大多时候对着坟头高声礼赞:巍巍乎高哉,不舍昼夜……偶尔他们也会忧国忧民地叮嘱:这坟头上的草太多了,应剪剪;还有几个鼠洞,要赶紧堵堵……

  不敢面对批判是文化的阳痿是雄性文化失落的表现,拒绝批判是文化的自宫,丧失批判精神就是文化的太监。两千多年前雄性文化云蒸霞蔚,子产不毁乡校。雌性化的文化在这个雄性文化泛滥的世界是难以保持贞操与尊严的,与其让他人置喙批判,不如展开自我批判以回归雄性文化。但愿中国学者有一天也能慢慢消除掉身上乖戾怯弱的太监文化,使中国文化变得自信、刚强、雄性起来,从自己的阴暗无常逼仄步入世界的阳光活力宽广中。我们为中国文化骄傲自豪时请不要忘记,中国文化的几乎所有思想精髓都诞生在阉人还没有“成精”的春秋战国时期。太监文化盘旋在国人的心中与头顶挥之不去,但又终将日渐减弱,这是任何丑陋无耻的前朝精神遗老与邪恶无能的精神太监们都留不住的。对身体阉割与对精神的阉割分别形成生理上的太监与精神上的太监,太监群体的壮大又反哺太监文化而使被阉割变成自我阉割,最后变成集体无意识的自觉阉割大行动。“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找回自己生命与灵魂的根,带着自我与自我的思想上路,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领导”。从太监文化上告别学术太监,走的人多了,路就会变得宽阔;走的时间久了,风景总有一天会豁然开朗。

  饶毅曾针对“三无学者”屠呦呦“墙里开花墙外香”而导致“亲恨仇快”的闹剧发表《未终结的太监化现象》一文,认为中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与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尚未绝迹。由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被“发扬光大”,因此太监化问题应提出来反思。太监化现象太需要批判,因为太监化过度显现会毒害社会的健康,阻碍国家的发展;太监化的人与行为越多,国家发展就越希望渺茫。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a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务于权势,似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化也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却难以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则顶礼膜拜所有能一时提供利益者。目前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还教育后代应“夹着尾巴”,不知不觉成为培养太监化的后来人。“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不要有想法,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要做得太好,宁可不尽心尽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通过讨好人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与支持。有些人一时夹尾巴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能算是被动的太监化;但不少人夹着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与批评后提炼出试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只顾将责任都往上推,出了事大家听之任之,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在文学艺术方面,太监化的现象表现为: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许其他人大胆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太上皇”。太监化的作风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让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气的方式,渗透进入科技界。一些研究者信仰“夹尾巴做人”,做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如何在科学上有建树?“夹着尾巴”如何做创造性工作?科学创新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指挥、顺从大家想法的产物。科学研究,要求在关键之处不能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通常都不是表现出四平八稳,而是与众不同,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与接受的新颖观点与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可能并非很好,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与探讨,才能发掘其中的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不同做事方法中,也只有少数最终能引领社会发展,但如果不能提出新做法(包括错误的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而且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国家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