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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伍员、屈原两种爱国模式之比较与选择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0-08-12 19:49:23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伍员,字子胥;屈原,字灵均。将二人放到一起比较乃至选择该学其中哪一个,要么称伍员、屈原,要么称伍子胥、屈灵均。相比之下,二字比三字好记,而且“二元”对立更好记。罗敏中认为,与其他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伍员践行孔子的“父母之邦”这一概念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去国爱国”的模式,屈原则通过自己的骚辞与行为创造了“居国爱国”的模式。两种模式一直承袭至今,直到近现代史里的孙中山与毛泽东可分别视为这两种模式的继承者。孙中山像伍员而毛泽东像屈原?似乎有点牵强,前者推翻“大清帝国”而建立“中华民国”,后者推翻“中华民国”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均未投水自尽以悲剧告终。比较伍员与屈原乃至选择该学其中哪一个,是非难辨但优劣可考。

  博主“风过了无痕”认为,伍员与屈原可比性不大,尤其是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二人还是有几处相同点:同为楚国走出的高傲之人,同样沉江而死(只不过一个是自己沉,一个是被君王扔下去),同样是忠君爱国(虽然一个是祖国,一个是他国),同为端午节受祭之人(源祭似乎是出生更早的伍员?)。除了职业不同,更突出的不同之处是在与君权斗争的过程中屈原叽叽歪歪而伍员大刀阔斧。从历史贡献上看,屈原留下的是文人们视之如宝的诗篇,伍员留下的则是于国于民的政绩。屈原是浪漫的理想派诗人,经不起政治风雨的吹袭;伍员是沉稳的谋略家实干派,在政治斗争中越挫越勇。“屈原的爱国情怀、人格魅力远高于伍子胥”,“民国范儿”犬儒遗老遗少的此类评价充分印证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但果真如此吗?爱国主义情怀,伍员比屈原少吗?他只是无法去爱他的祖国而已。公平地讲,在爱国的问题上只论楚国,两个人都不够强大。伍员是家仇上升为国仇,谈不上爱;屈原是只想的多说的少,说的多做的少,而且他更多的是对楚王恨铁不成钢!若站在吴国的立场上,伍员最吸引人的恐怕就是他独立的人格!当然,武人伍员与文人屈原的谦谦君子人格形象大相径廷。屈原长在无大功更无过,没像伍员那样数次参与谋杀,没像伍员那样踩在累累白骨上复仇,没与统计者面对面地斗争,他的历程是心系祖国与君王而留下了传世的美妙诗篇,在爱国主义思想上作了引路人。后世选择了屈原而放弃了伍员(端午节祭祀),统计者都强调文弱的正面形象,“和谐社会”嘛!相比之下实干家更值得模仿,对广袖一舒念念有词之首乎者也幽怨哀婉如的文人可脑补共鸣但不可集体模仿。俺崇拜伍员不宜作为神来崇拜(如果说有神的因素那也只能是“战神”),而应崇拜他的“阳刚雄烈”,崇拜他不向命运屈服,崇拜他的坚忍与百折不回,崇拜他的诸多才能。“吾日暮途穷,故吾倒行而逆施之”,何其悲壮!“宁为玉碎忍重辱,不为瓦全惜声名”,大丈夫当如是!屈原的斗争深植于幽怨与愤恨之中,即使是那样,他的斗争力度也显得过于柔弱与苍白无力,过于纤细与文质彬彬了,后来的文人们当然可当作忧国忧国的材料加以充分利用。投靠吴国的伍员就不同了,生前有一大堆与封建礼教思想格格不入的刺耳话,身后自然就要遭到封建礼教洗脑的文人的冷落,“涛神”伍员的精神只能活在偏安一隅的江浙了。

  “文山文笔塔网”设问:回到今天的时代,当我们遇到一点挫折,受到一点委屈时,我们应如何看待自身与国家?以前不久那位写作武汉日记的女作家为例,她也许自认为写了一些还算真实的故事,但彼时国家与人民正在全力抗疫之中,好比是在打一场全民战争,她不仅不出力,而且还在旁边说些风凉话,并且把风凉话说到了国际舆论场之上,给国家带来极端负面的影响。她的良心可安?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地位,由他人书写,但最终由我们自己负责。因为自己的恩怨、借着自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伤害民族与国家,历史终归会有一笔账是记在这种人头上,因为历史是由他人书写但由你负责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成为生命的原动力之一。今天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能为祖国奉献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是我们的荣幸。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杨焄则注意到,在漫长而繁复的古籍考辨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证据最容易让人信从的莫过于辨伪者发现了“重要的内证”,即在屈原的作品中竟然一再提及伍员。如《涉江》哀叹“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痛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更是希望自己能“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先秦文献中凡是提及伍员都会不约而同地表彰他能恪守忠君之道,甚至将他与因直言劝谏而被商纣王杀害的比干相提并论。如《战国策·秦策一》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荀子·臣道》曰:“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大略》曰:“子胥忠而君不用”;《庄子·盗跖》曰:“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屈原在行吟泽畔、忧谗畏讥时以伍员来自况,不但情有可原,而且顺理成章,似乎并无可疑之处。但辨伪者们却坚称其中大有蹊跷,因为依照伍员的生平行事,屈原绝不可能对他如此推崇景仰,《惜往日》数篇流露的哀悯同情恰恰证明它们并非出自屈原之手。大量先秦文献之所以屡屡称道伍员忠贞不二并惋叹其悲惨结局,主要是根据他在吴国的经历来评判的。但站在楚国的立场上看,伍员作为楚人却率领吴国军队入侵而几乎使楚国遭受灭顶之灾并引发吴、楚两国此后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故而彻底沦为叛国投敌、背主求荣的逆臣。辨伪者们对此言之凿凿:身为楚国贵族的屈原怎么会对这个历史上的国家公敌怀有丝毫怜悯,更不可能去追慕效法他的所作所为。如刘永济所说的“子胥于吴诚忠矣”,但“贻害楚国甚大,实乃楚之逆臣,屈子决无以忠许之之理”;尽管游士阶层在当时早已兴起,如果在本国郁郁不得志,完全能出仕他国而毫无顾忌,“屈子则宁死勿去,与当时风气相反,其不轻去就,盖由忠义之厚,宁肯许叛国之人为忠。”(《屈赋通笺》卷五《九章》)。但自汉代以来的其他学者难道就如此鲁莽灭裂而没能发现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破绽?《惜往日》、《悲回风》数篇并非没有可供讨论的余地,但以其中提及伍员作为重要内证来辨伪,虽然看似无可辩驳,恐怕却经不起仔细推敲。自朱熹的《楚辞集注》明确标举“忠君爱国之诚心”以来,屈原逐渐成为爱国诗人的典范。辨伪者们大概都受此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雪林的《楚骚新诂》曾针对辨伪者的意见逐条驳斥:“子胥于平王有杀父兄之仇,屠戮全家之憾,他的报复,是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以后代兴起的国家观念来批评他,并斥之为‘逆臣’,不知这种国家观念乃是现代西洋产物,中国从前是没有的。”身处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时代,游士频繁往来于不同诸侯国之间而“楚才晋用”之类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出生于鲁国的孔子便率领众多弟子在十余年间周游列国干求诸侯,甚至愿投奔反叛鲁国的公山弗扰公然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伍员时代不可能有在后世才日渐明晰的国家观念,即便是后来的屈原本人最终并没有去国远游,但在无端遭受谗谮放逐时也曾屡屡悲叹“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旧宇”;“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对去留之际应如何抉择同样充满着矛盾焦虑,不考虑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对古人过分苛求显然不足为训。当然,伍员出仕吴国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对付父母之邦,而且最终采取的报复手段也非常极端,实在有些骇人听闻。苏雪林尝试用“人类天然的情感”来加以诠说,仍然让人感觉未惬于心。不妨重核《左传》提到的一个细节:伍员在逃离楚国前特意去与好友申包胥道别,发誓有朝一日必定会报仇雪恨颠覆楚国。申包胥的回应是:“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在日后伍员率领吴军攻打楚国时,申包胥确实履行了此前的誓约,赶往秦国请求援兵,挽救了濒临覆亡的楚国。但令人费解的是,申包胥当初为什么要用“勉之”来勖勉鼓励伍员?实际上这并不是为了顾念友情而随口敷衍其事,而是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血亲复仇行为的普遍认同。汤炳正的《屈学答问·屈赋以伍子胥自喻的历史背景》 由此着手加以阐发:“当时伍员的出走及其报仇伐楚,乃是氏族社会‘血族复仇’遗风的表现。因‘血族复仇’,是氏族社会压倒一切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是人们共同认定的道德准则。”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他还引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述印第安部落替亲属报仇的习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述易洛魁人为血族复仇的义务等作为旁证,用以说明“楚国当时也有类似的道德观念”。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大量资料可资参证且无需如此迂曲旁求,如《礼记·曲礼》直言不讳“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强调复仇行为乃为人子弟必须遵循的孝悌之道。《礼记·檀弓》记载子夏询问应如何对待杀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在的回应更是脱口而出:“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要求人子下定决心不与仇人共存于世且随身携带武器,随时准备手刃对方。《孟子·尽心下》也提到:“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足见当时私人之间血债血偿的风气极为兴盛。伍员的父兄无端蒙冤遭受残害,为他们报仇雪恨正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职责。申包胥充分肯定他试图颠覆楚国的计划又竭尽全力捍卫楚国的安危,看似自相矛盾而实则两者各得其宜,均无可指摘。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对伍员在父兄遇难之后隐忍苟活直至完成复仇大业的行为也有“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赞语,可见他对当时的这种风俗很熟悉。只是在采摭《左传》的记载时在不经意间删去了“勉之”一语,难免导致后世读者忽略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左传》 要稍事补充的是,汤炳正认为血亲复仇的现象只是“南方古老的氏族制度与氏族意识的残余”,但“汉人似乎已不甚了然”,只因“汉代对古人‘血族复仇’这一极其严肃的社会义务,已不完全理解”,此类断言恐怕并非实情而有待商榷。不少法律史专家已对此做过极为细致缜密的考察,如穗积陈重的《复仇与法律》、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都指出,血亲复仇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文明传统之中并被视作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美德且存续很久。中国从汉代开始就严令禁止私人复仇,但这种风气直至明清两代依然非常兴盛,人们对复仇行为充满着同情与赞美,法律在处置复仇者时也会给予特殊考虑。以此重审《涉江》各篇对伍员的称道与追慕,炎黄子孙就会有了解之同情而不至于跟风质疑甚至误解了。

  “品略”吧主“独特”认为,历代当权者要尽可能多的屈原们热爱祖国、朝廷、政府乃至某个部门,尽可能的减少伍员那样人物的存在,因为他们是真的猛士,为了国家与民族不惜肝脑涂地,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盗天火焚藩篱。所以,文史课本上只见屈原们而绝少看到伍员们,他们最多也就被写进戏文里当个消遣罢了。但二人自尽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总有人会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原真实鲜活的人物。如司马迁就给予伍员最客观的评价:“向令伍员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时至今日,爱国已成为流氓们的最后庇护所,也成为一门收益不错的生意,每年的五月还会以纪念伟大诗人的名义,全国放三天假,只有苏州一带还有老百姓纪念那个设计督造姑苏城的伍员。

  “个人图书馆”吧主“丹枫树”的《苏武慢》曰:“泽畔行吟,汨罗投水,单剩九章追念。唯申胥义勇,协吴伐楚,莠兰明辨……亡楚空悲,灭吴成谶,圣主永光金殿。”客观地说,屈原并不是一个昧于文赋的书呆子,《史记》称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博闻强志(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应不乏从政之具。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秦一统中国的前夜,贵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但爱国之情可疑。《史记》记载屈原的事迹十分有限:一是劝楚王杀张仪,一是谏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书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绍。从今天的观点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有可议之处。古代中国尚无现代国家之观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华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等称谓。分封制下虽然也是列国林立,但斯时之“國”义近“区域”,不过王侯之封地尔。因此,屈原所爱不过“家国”、“君国”而已。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一体”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一语道破其实质,“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在那种情况下,爱国即为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念念不忘“存君兴国”尔将国家前途、社稷命运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君在则国在君亡则国亡,对如此忠奸不分刚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满无尽的肓爱与愚忠。在“君国”危亡之秋,屈原虽遭流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以救亡图存,但他一味孤芳自赏牢骚满腹尔无所作为,楚王被骗入秦客死敌国,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尽。冗长艰涩的《离骚》充满了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的自恋与牢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只把自己当作“幽兰”、“申椒”,却把他人当作“萧艾”与“粪壤”。离骚者,牢骚也。太史公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自何来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旦牢骚达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注意到爱国也就可疑了。司马迁对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也不认同,“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同样是楚国人,伍员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则是另一种类型。楚平王宠信奸佞,暴淫无道,弃子夺妻,惨害臣僚。对此可有两种选择: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移民去也,更何况大难临头?二是除掉,在圣人的逻辑中,除掉暴君并不等于反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这一点上,伍员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投宋、奔郑、事吴,协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而迅速崛起。有学者认为伍员的政治生涯可用两个字概括:复仇。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够客观与理性,《史记》载伍员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三字,并不似《东周列国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几近兽群而禽聚矣”。为报父仇,鞭尸三百,有些过分。司马迁认为,“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伍员的出走对其母国楚国而言当然谈不上什么爱国,当母国也只是“君国”且国君暴虐无道之际,一般地提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意义。顾炎武也是将“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论述的:“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日知录·正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伍员时代“春秋无义战”且“春秋无义国”,“家国”、“君国”,林林总总都不过是野心家的“猎物”或懦弱者的“口食”。于是就有了连续数百年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文争武斗,掠夺攻伐,以致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梁启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与“国民”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如此之国,爱之何益?“君国”、“家国”之不堪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某些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正面作用,伍员没留下什么诗赋,其军事著作也已散佚,但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向被后人景仰。伍员不同于朝秦暮楚纵横捭阖的战国政客,反而对其所在国倾注了全部挚爱与智慧,以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来自越国的潜在危机。但夫差听信谗言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忠良,曾为吴国强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员竟被夫差赐死而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之遗言。细思极恐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等诅咒愈毒则爱国之情愈浓,爱之深恨之切也!

  王力认为,忠与奸、思与仇在中国古代是牵涉面广又影响深巨的重要伦理范畴,忠奸是借以区别直臣义士、佞臣贼子的尺度而主要与传统社会机构中政治斗争、臣子对君国态度相联系,复仇则是同人的天性相关联的情感冲动与社会现象。忠奸斗争与复仇的纠葛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体对忠臣的同情钦敬与对奸佞的痛恨揭露上,伍员既为忠臣又是一个复仇英雄,但其复仇对象偏偏又是忠臣屈原及其所爱之国与楚王,这就为我们探讨忠奸与复仇的关系提供了思辨的案例。

  “知乎”答友“刺脑-246”质疑,历代文人骚客争以风骚为情怀,国风乃众人智慧的结晶,离骚出屈原一人,但伍员等历代武人有话语权吗?文人学屈原,看不惯的就躲开,洁身自好、以死明志;君主捧屈原,受了委屈只会叽叽歪歪,一死了之特别贴心。而伍员忍辱负重、目标明确、执行力超强,文人学不来,统治阶层更不敢大肆宣扬。所以直至今日,大半粽子归了屈原。但中华民族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推崇复仇,谁得罪了咱也只愿哀叹一声: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朝堂坛兮。甩手走人,多潇洒……每逢端午节,炎黄子孙在怀念屈原磅礴风骨的同时也应顺带稍稍琢磨一瞬伍员,鞭尸楚平王,比骂楚怀王爽多了。

  欧阳洋博认为,伍员在爱国方式方面比屈原洒脱的多。据史料记载,端午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吴越一带的龙图腾祭祀,比屈原早了数百年。后来纪念的人物也颇多,但在皇权专制社会最终抛弃了其他而只余屈原一人,为什么屈原在皇权专制社会那么重要?很简单,屈原是个“忠君爱国”符号。古代中国并无现代国家的观念,当今国人理解的爱国往往是狭隘的、愚昧的封建忠君思想。(《史记》)《诗经·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实意是“天下为王土,土滨为王臣”要基于周文王那种“王道治天下”,得道多助而后才能万民拥戴天下归附。《诗经·鹿鸣》曰:“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天下归附于我是因为“王道”,而王道的本质是高尚的品德带来的人心所向,不因众人归顺而轻浮,不因权位在身而乱为。有好的君王才能有归顺的臣民,因为他们“是则是效”,时刻都以君王作为榜样。但若碰到如夏桀、商纣、楚怀王等昏庸无道的君王又该如何?孟子认为遇到昏君(如商纣、夏桀)时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推翻暴政建立君臣的良良伦理关系,如《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此言本应《诗经·鹿鸣》的“君子是则是效”,但皇权更喜欢“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吕氏春秋·恃君》曰:“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可见吕不韦也赞同孟子的思想,对愚君则想用禅让的办法使之退位,而暴君则应被老百姓直接推翻他或让他国明君以代之。这些行为都不是叛国,而是为百姓谋福祉,为天下谋安定。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首先是尊重并保护人民的生命,而鼓吹自杀殉国的行为值得反思(日本法西斯曾鼓吹“效忠天皇”乃至宁愿自杀殉国的武士道精神)。特别在国难民怨之时,百姓供养的那些政客更不可有弃国弃民、逃避遁世的态度。我们能纪念、崇拜、敬重那些保家卫国、为守护正义而战死沙场的英雄,但绝不能让逃避现实、没有尽职尽责的自杀者成为全民的偶像。若屈原真的爱国则应上阵杀敌,或“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或如商鞅、伍员那样另择明主,或如商汤代夏、武王伐纣废除昏庸无能的楚怀王后改革朝政腐败以解人民疾苦,屈原选择跳江自杀实际上起到的则是“楚奸”、“卖楚贼”的作用。所以屈原并不是热爱人民百姓而只是忠君,说到底也只是楚怀王的一个奴才而已。其中还有一个古今矛盾所在:若屈原带兵奋起击杀秦军则有碍于中国之统一,亦可谓之国贼。如同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将领奋起抵抗解放军阻挡统一,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秦军兵城临下之时屈原则去投江自杀,如果只有这样是爱国,那么没有选择自杀而是英勇抗秦的将士又是卖国还是爱国?抑或老百姓投江自杀不是爱国,有地位的人投江自杀就是爱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培养个人的志学与修身开始,直至心怀“天下”(平天下),这种“天下”观念导致先圣内心都有心系“天下”的情怀而绝不将认知限于故土之一隅”。“天下”观念对政治的折射则是儒家思想的“大同”,但大同社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与共产主义,其所看重的亦不是物质财富的平等;也不是精神信仰的大一统,而是人文精神中个人尊严、权力的平等;其“天下为公”更像是现代文明的公平、公正、公义的社会理念,因此社会先有“天下为公”而后才有顾炎武的“匹夫有责”,“天下”为私则“匹夫”可反也!

  博主“江汉秃笔仙”承认自己自幼不爱伍员爱屈原,理由还自认为充分得很。后来看多了古文,按某些演义小说种的语气来说则是“世食楚禄反使人攻国,是不忠;父囚于殿召子而不往,是不孝;以一己私仇动兵戎然苦民生,是不义;掘死人之墓后鞭其尸,是不仁。”其后居吴,断颈前谓舍人曰“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这更是大不义了。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炎黄子孙是没有喜欢伍员的。相比之下屈原就让人喜欢的多了,这一点他的历史地位已证明。面对在道德立场与价值立场上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太史公却给出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太史公是个极具个性,不以历史成败论英雄,直言“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婿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他对伍员性格的评价是“烈丈夫”,这大概才是司马迁喜欢伍员的终极原因吧!司马迁自己也是一个“烈丈夫”,但写史者把自己的观点带到文字里是不妥的,功过是非自在后人,太史公也不应例外。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美之余也能看到司马迁把历史写成了文学。《史记》叙事不像《三国志》而更像《水浒传》,太史公更像一个文学家写了一本有很强的历史真实度的文学作品。

  欧阳洋博则引用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译文:凤凰高漂远逝,翱翔于千仞之上,看到有德的君王就下来辅佐;看到君王表现出无德的象征,就摇动翅膀,远走高飞,以保持自身人格的高尚。这样的做法潇洒如伍员能做到,而屈原却做不到。伍员父兄无辜被楚王杀戮而自身也遭受追杀,与楚平王结下血海冤仇后并未忍气吞声或简单的愤愤不平,而是借外力为父报仇,兄长的嘱托更坚定了他复仇的信念。他在逃亡途中遇到好友申包胥,“谓申包胥曰: 我必复楚国”公开宣言将倾覆楚国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样的决绝无疑是伍员所特有的,是屈原仅仅有想法却难以达到的。“忠不必用兮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伍员所做的是屈原想做却不能做的,屈原就不想像伍员一样快意恩仇?但由于出身限制与时代的变化而只能默默忍耐,借离骚抒发忧愤之情在心底向往伍员的潇洒。屈原歌咏伍员是基于其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而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与历代官方“主流”之认知相反,爱国大诗人屈原对伍员倾慕有加而不言其叛国,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两人同有赤子心,亦忠亦孝,因而相怜惜。先谈爱国:忠君要明确何为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这一概念常与忠君一词密切相连,爱国就是忠君,忠君才是爱国。直到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之后才有通常意义上的爱国思想,在这之前爱国的标准是不统一的,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伍员生活在一个仍在谋求争霸的时代,爱国基本等同于忠君。伍所处的春秋时期,君臣关系并没有后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样等级分明。君对臣的确存在着专制性,但君臣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有对等性的。《左传》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春秋时期君弱臣强、政权下移很平常,而且是被普遍认同的。因此当时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双方面的:君主若有德行上的亏损,臣下是能以此反对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况且诸侯之君不比周王而若其不义更可逃走?楚平王听信谗言,霸占儿媳,驱赶亲子,残害忠良,是为无道昏君,加上对伍员的父兄的残害,伍员与楚平王的君臣关系已然破裂,伍员杀楚平王为父兄报仇在道义上是被人认可的,何况他在复仇之后为吴国的强大也是竭智尽忠?伍员奔吴以后即勤勉行事侍奉两代吴王,夫差释越伐齐则多次进谏。夫差反而责怪伍员不自安恬逸而以妖孽吴国,前朝功臣理应安适养老,不该对现时的决策说三道四。伍员回则称“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伍员并不是有意左右夫差的决策,而是忧心于吴国的命运,在谏言未被采纳的情况下竟以死争谏而没有逃往齐国,这与其由楚奔吴的选择可形成对照,原因恐在于其早先受知于阖闾而后遂忠于吴国了。再谈孝:儒家强调“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子胥父兄被杀对其家族而言无疑是一种耻辱,是值得同情的,为“雪耻”而复仇是一个有基本道德礼仪人的正义举动。践行“仁、义、礼、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一个人有同情心的根本,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观念的反映。可见,伍员选择为父兄报仇,从儒家为人处世的原则来看也是被认可的。正因为在忠君爱国观念上有相同的志向,所以屈原对伍员的亦忠亦孝是非常认同且极为赞赏的。屈原曾被君王信任,在昭氏掌权的时代能任左徒之职且作为特使出访,显然已受知于楚怀王。但楚怀王后来越来越昏庸,偏信谗言而一再疏远屈原。所以,屈原忠君又怨君。屈原的《惜往日》以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为正面例子而以伍员、介子推为反面例子说明时遇( 时运与际遇) 对君臣关系的影响,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屈原并非没有想过逃离楚国,只因其志向坚定而不忍为也。《惜诵》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 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相比之下,因时代、性格与地位出身的不同,伍员与屈原的忠君爱国观念表现有异。伍员比屈原更为洒脱,更为进步。伍员出现于春秋时期,此时周室衰微而战争频仍,但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为社会较为普遍地崇尚,因而对君主道德的约束与孝的观念的重视要重一点。伍员的复仇去楚投吴是有一定的道德支持的,屈原则生活于君德浅薄、诸侯力政的战国,其时崇尚的是朝秦暮楚的纵横之士。“忠君”的“赵家人”屈原其实是春秋末期的另类,“楚之同姓, 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百度”吧主“竹林萧萧听雨声”认为,总有一些自命不凡的野心家想改变这个世界,但事实会告诉这种人最终要作出改变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战乱年代胸怀澄清天下之志的屈原因为受到小人排挤而被流放到荒凉不堪的湖南省境内,某日在江边披发缓行,一渔夫问其何以满脸愁容。心气较高的屈原说:在这个混浊的世界上,只有我是清白与清醒的,所以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渔夫则说:即便真的是举世混浊,一个人该选择的也是去随波逐流而不是因为满腹才华却又落一个被流放的结局。你当然能指责渔夫的见识短浅,不懂什么国家大义。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义?人类向往天堂的所有努力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把人拖向地狱,伍员落难时曾被人追杀到江边,千钧一发之际见到江上有一个渔父乘船经过,他便上前求助,渔夫帮伍员摆脱了困境。事后伍员解下腰间的佩剑说:这把剑价值千金,送给您算作答谢吧。渔夫说:按目前的悬赏价格,抓住你不仅能得到五万石的谷物赏赐,还能升官到一品的位置。这些东西我都不要,能要你这一把价值千金的宝剑吗?看来这名渔夫也知道伍员是被陷害的,他这样做只是凭良心作事,并不图什么回报。是的,执意要求报答的施舍,不论什么样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善良之举。这位渔夫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正是这种薪火相传的基因与选择,我们总是血流成河的人间修罗场才会有让人割舍不下的地方。

  搜狐网“猫语者”感慨,本来伍员没有任何理由不爱他的楚国。如果屈原也是武将,自己被陷害后恐怕也不会坐以待毙。伍员逃走之前的伍家妥妥的楚贵族,既得利益者。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佞臣,反之亦然,费无极诱惑楚平王“扒灰”,换一个有人样的君主处死他一万次都不够,但他敢这么说,一定是因为提前对主子了解得透透的了。楚平王父子为此而交恶,“太子党”伍家遭到牵连。此时的青年伍员应是踌躇满志而为建设楚国发奋努力的,但灭门之险迫使他质疑伍家几代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国还值不值得尽忠。从此,满腔报国志变成一心报父仇,伍员心中再也没有“祖国”这个概念,抑或哪里能帮我报仇哪里就是他的祖国。春秋末年因同时“崛起”而“吴楚必有一战”已成“国际共识”,所以伍员投靠吴王僚被重用而有了复仇的可能,但他入吴第五年楚平王就死了。按当时的说法,伍员父兄被害,费无极是罪魁祸首,楚平王听信谗言才戕害忠臣,就像岳飞被秦桧所害,高宗只是被蒙蔽了。伍员也知道费无极确实祸害了伍家,但如果不是平王色令智昏,费无极又怎么害得了伍家?新上台的“绿帽子王”楚昭王也无半字为伍家平反之意,所以伍员的仇恨不减反增。《吴越春秋》载伍员听说楚平王驾崩后哭着说:“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国有,吾何忧矣?”平王死了,我的愿望实现不了了,但只要楚国还在,我还怕没仇可报吗?显然,伍员认为父兄被害不只是楚平王与费无极的问题,整个楚国从朝廷到民间都要承担灭伍家满门的责任。伍员父兄被害时,面对倒行逆施的平王,满朝公卿竟无一个站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楚国的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也都没采取任何抗议行动。民怨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并没有路,站出来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伍员肯定会想到,伍家几代人为楚国呕心沥血,自己的父兄被害时民怨又在哪里?这时谁要是敢跟伍员说“民怨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他肯定会回敬一句“城破的时候没有一块砖是无辜的。”听说伍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申包胥派人到城里怼伍员,回复是“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我老了,来日无多,无所谓了,为了复仇,怎么极端就怎么来,您就甭跟我扯什么理中客了!其实伍员奔可反问:“伍家被灭门时天道在哪里,也跟你们一起躲到山里了?”申包胥批评伍员时只是说他过分、不忠,也没一字说他叛国。伍员死后一百多年,另一爱国者屈原也对他没半句批评,自己“怀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国如初恋”也不反对伍员“杀父之仇大如天,我打平王三百鞭”。《九章.悲回风》自称“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说明屈原只是把伍员当成吴国的忠臣,对他遭陷害心有戚戚焉,甚至剧透了要向他学习的结局,所以才对伍员前期的叛楚不吭一声。如果伍员陪他爹一起死,那又跟蝼蚁又有什么不同?他放弃小义而洗雪大耻,何其悲壮!他穷困潦倒、乞讨为生时,从未有片刻忘掉深仇大恨,克制隐忍成就功名不是刚烈男儿又岂能做到?

  从伍员到屈原所处的时代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国家”之类的观念影响文臣武将的所思、所著乃至所言、所行,舒鹏与曹大中等学者之争剪不断理还乱,其中的是非曲直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就结果而论,伍员与屈原对各自所处时代的君、臣、民、家四个层次的影响还是能分别比出显著的优劣的。屈原自尽未能让其“君”与“臣”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复兴”,更未能让其悲悯的“民”与自己的“家”过上好日子;伍员自尽后让其“君”与“臣”像自己期待的那样“亡忽”,更让其诅咒的“民”与自己的“家”(他死后家人无一生于楚国了)没能过上好日子。事实胜于雄辩,江浙人端午节纪念伍员却不纪念屈原是基于“原籍认同”吗?两湖人端午节纪念屈原却不纪念伍员是基于“利民认同”吗?中国各地的端午节至少曾纪念五个人:东汉的曹蛾被后人以孝女铭记,广西的陈临因爱戴黎民百姓而被当地人民纪念,越王勾践最早提出划龙舟操练水兵,至于伍员与屈原则毋庸赘述了。韩国人过端午节则有祭鬼神的奇葩理由,各祭各的吧!至于伍员、屈原是鬼是神,站在以上四个层次上则会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比较伍员与屈原的遭遇,从“国”到“渔”都要就事论事,对象不同则当事人的反应亦应有所不同。至于个人三观之别,儒家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因不愿失节而饿死的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老百姓则更多的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也非也?面对即时的昏君、奸臣乃至愚民的围攻,如果在乎的是自己死后官方赐予的“政治正确”名声则应学屈原,如果在乎的是眼前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促成的国泰民安则应学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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