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传染导致全球乱局的偶然性

　　2020年NCP蔓延导致多国乱局是偶然的还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必然性?这不是务虚的哲学问题，而是全人类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NCP感染全球多数人口有没有必然性?

　　NCP迟早必然感染全球多数人口吗?世卫组织大咖们为此而先内讧了!

　　2020年2月初，世卫组织顾问、佛罗里达大学传染病统计与量化中心主任艾拉·隆吉尼表示，随着NCP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可能被感染。隆吉尼在追踪了NCP在中国的传播性后指出，这种病毒最终的感染人数或许会比当前的统计数字高出数十亿。他的模型基础是，每个感染者通常会传染给另外两到三个人，由于缺乏快速检测手段，以及一些病例的感染症状相对较轻，这种病毒的传播情况正变得难以追踪。隆吉尼说，哪怕能减少一半传播，全球仍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会被感染，除非NCP的传播性改变，否则监测与遏制措施无法再发挥更大的效力，发现并隔离病例将无法阻止NCP的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主管传染病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现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大卫·海曼则认为，做这样的预测还太早，因为那只是来自一个模型的预估，而这个模型还正在完善中。现在他们还不知道NCP的传播性，因此还没有答案，没有人可预估之后会发生什么。很多国家都正在尽全力遏制NCP的传播，减少人们与它的接触，这个工作应做下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NCP的传播性，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容易或是不易传播，不知道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效，也不知道症状轻重的比例或是具体的病死率，因此尚无定论。

　　被记者追问时，海曼的回应强调了各种偶然性。假如NCP真的感染了世界众多人口，重症与轻症的比例大概会是多少?海曼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目前究竟有多少轻症病例。相关病例的判断一开始是依据是否出现肺炎症状，而这些病例的病情往往都比较严重。上周，中国也更新了诊断标准，所以现在说症状轻重，或是病死率，都还太早。但它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季节性流感的确有些相像，只不过与流感相比，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更严重一些。观察症状轻重是不错的做法，但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比如一些伴随疾病，如糖尿病、肺部疾病等，关于这些病例自身的情况，还有很多问题仍待回答。”中国遏制疫情的措施如何?如果其他国家也采取这样的措施，可行吗?海曼认为，“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遏制疫情的传播。这些措施可继续实施，毕竟有些措施许多国家是做不到的，比如让人们待在家中，但中国能做到，如果中国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那就应继续。我无法去评判这样做的对与错，这是中国选择的策略。现在还没有其他国家采取这样的措施，大部分国家选择的是可行的隔离，如果人们不愿，会进一步沟通寻找解决方案。”非洲现在已发现了首例患者，您认为这会如何影响海外目前的疫情发展?海曼直言，“我不清楚，现在没人可预估。”海曼：“我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我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我就是魔术师了，你也是。”旅行限制会对疫情的传播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即便如此，一些国家仍然出现了病例，而且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本地感染病例。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相应的旅行限制，他们的病例是否也会输入其他国家，就与此次疫情前期的传播一样?海曼认为，“这取决于他们采取的遏制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无法预测。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有效阻止，欧洲各国有强大的卫生系统，在这方面也有多年的经验，希望他们这次能成功。但还是那句话，没人能预测，因为我们对NCP的传播性还没有充分的认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它会在人际间传播，比如在社会交往，或是近距离面对面接触时，还有就是，要是在医院里没有多加注意，比如没有及时洗手，医护人员也有感染风险。但我们的确还不知道NCP具体的传播性。我们也不知道，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每个人都希望是有效的，但现在没人知道。现在各国都在依据公共卫生方面的已知信息采取行动，并遵循一定的准则。”人口密度是不是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比如在欧美一些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情况会好一些?海曼承认，“如果NCP能在人际间传播，人口密度越大，控制起来就越难。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NCP的传播特性，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容易或是不易传播，尤其是在开放的空间，还要观望。当然，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普通人与病例接触的风险会更高。”

　　显然，隆吉尼与海曼之争远非必然与偶然之争等哲学问题那么简单。

　　二、2020年初多种病毒席卷全球是偶然的吗?

　　2020年初，中国、尼日利亚、巴西的各种病毒此起彼伏，偶然吗?

　　中国爆发疫情之际，其他的国家与地区也遭遇了不同的危机。美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流感疫情，1900万人被感染，1万多人失去了生命。现在非洲也爆发了致命的病毒感染事件，一种叫做热沙拉的病毒正在尼日利亚肆虐，有258人感染了这个病毒，其中已有41人因此而丧命，致死率显然很高。相比之下，最近在巴西的热带丛林里发现的某种神秘病毒还在“蛰伏”而福祸难料!

　　非洲的卫生环境与医疗环境很落后，抗击病毒的难度很大，搞不好这种热沙拉病毒还会进一步扩散，届时整个非洲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这还不算在沙特、越南我国湖南等爆发的3种禽流感，其中两种传染人。在进入2020年的短短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地就爆发了这么多的病毒感染事件，这不仅让人深思，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是不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的地球对人类的必然报复?

　　在最近几十年内，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重工业，这导致地球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甚至因此引发了温室效应。要知道，温室效应不断加强，将会带来五种直接危害。1、全球变暖;2、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科学家表示，由于全球气温上升令北极冰层融化，被冰封十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重见天日，可使史前致命病毒威胁人类);3、海平面上升;4、土地沙漠化;5、缺氧。

　　最近各种病毒不断问世且到处泛滥，是不是与温室效应有一定的联系?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年的冬天不是很冷，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可轻易地滋生细菌与病毒。所以，现在更应重视环境问题了。如果继续这样肆意无度的破坏生态环境，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遭遇更加严重的危机。有消息报道，最近有卫星给地球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地球的颜色从原来的蔚蓝色变成了灰蓝色，这是不是必然的?

　　NCP溯源以何种方式从动物进入人体，未来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虽然答案多是推测，但在一些研究蝙蝠的科学家看来，NCP的暴发并非偶然。

　　自然界中的病毒种类一直很多，偶尔也会跨越种群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动物，这就是病毒学家们担忧的病毒“溢出( spillover )”，而病毒溢出的方式有着各种可能，比如存在中间宿主，食用蝙蝠等野味，甚至可能源于中药。

关于NCP与蝙蝠中药衍生品的联系探讨(来源：sfam)

　　中药“夜明砂”用蝙蝠科动物的粪便治疗眼疾或解毒，来自德国的一位分子微生物学与基因组学专家 Trudy M. Wassenaar 在研究中推测，蝙蝠物种作为NCP的天然贮藏库，整个捕捉、处理、贩卖以及服用野生蝙蝠中药衍生品的链条可能为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提供了巨大潜在风险。非营利性研究组织 EcoHealth Alliance(生态健康联盟)的研究人员们研究发现，来自蝙蝠的NCP“溢出”事件或已在中国悄然发生了多年，一些蝙蝠种群中与 SARS 相关的NCP甚至无需额外的突变步骤即可感染人类宿主。该联盟主席、美国传染病学家 Peter Daszak 教授日前在 Biosafety and Health 撰文表示，在过去的十年里，联盟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在华南地区收集了超过 1 万只蝙蝠与大约 2 千种其他哺乳动物的样本，发现了 52 种新的 SARS 相关NCP与大量其他NCP。这些研究表明，野生动物源NCP是一种“明确与当前的危险”，许多NCP具有大流行的潜力，吃货们毫不顾忌地去直接或间接接触野味很可能是下一次病毒暴发的导火索。

　　偏好野味的吃货们也许会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各种吃野味的习俗，尤其是生产力较原始而普遍吃野味的地区何以罕见病毒传染?

　　三、NCP的引发途径更直接才是必然的吗?

　　NCP的引发途径到底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种研判更有偶然性?

　　生态健康联盟与石正丽团队曾于 2013 年合作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宣布，研究人员从蝙蝠粪便样本中分离到一种活性的 SL-CoV。该病毒具有典型的NCP形态，99.9% 的序列同源性为 Rs3367，并能通过 ACE2 受体细胞入侵人体，这证实某些 SARS 相关NCP(SARSr-CoVs)可能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高潜力而无需中间宿主。2018 年，双方又在《中国病毒学》杂志上发表了新的探索，再次调研中国蝙蝠SARS相关NCP感染的血清学证据。在这项研究中，团队对住在蝙蝠洞穴附近的人们监测，样本包含 218 个居民，他们的生活区位于洞穴周边 1.1-6.0 公里范围内。样本中 81.2% 的人饲养或拥有牲畜或宠物，97.2% 曾有过接触牲畜或野生动物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有 9.1% 的人目睹了蝙蝠在房屋附近飞行。对于这些居住在蝙蝠群落附近的高危人群，检测结果是血清阳性率为 2.7%，这表明溢出是相对罕见的事件，也取决于抗体在人体内持续多长时间，在询问过程中，6 名血清反应阳性的受试者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没有回想起任何临床症状。来自生态健康联盟的流行病学与社会科学专家李泓萤对 DeepTech 表示，病毒溢出发生在自然界，但它的传播研究仍需几个因素协调，包括病原体暴露的生态、流行病学与行为决定因素，以及影响感染易感性的人类内部因素……如果我们知道一些风险，我们就可预防。过去十年，李泓萤团队对与蝙蝠栖息地有密切接触的居民监测，在那里同样发现了NCP感染与病毒溢出现象，虽然与当下的NCP差异较大，而且阳性率偏低，但这些实验室结果已显示出了潜在的危险信号。如果是直接接触蝙蝠或蝙蝠排泄物，风险可能更高。德国专家 Trudy M. Wassenaar 在研究中推测，新冠肺炎疫区武汉的食品市场可能已或一直在出售蝙蝠作为食物，此外蝙蝠及其排泄物经常用于中药，活的或最近死亡的受感染蝙蝠物种因其药用价值而被贸易商处理。在贸易链中，宿主的跳跃发生在受感染的蝙蝠与另一些哺乳动物之间，后者接下来可能成为感染源。即使在中国完全禁止在食品市场上出售活的野生动物，以传统医学惯例为由的蝙蝠交易与处理仍将是未来人畜共患NCP流行的严重风险。整体而言，引发NCP暴发的途径可能更直接，各类主动或被动式的“溢出”事件造成蝙蝠病毒进入人体，产生地域性或药用领域感染病例，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病毒大流行。

　　多数侵袭人类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SARS、MERS 都可追溯到一些特定的野生动物，但一直很少有分析工具可确定哪些宿主物种可能携带下一株席卷人类的病毒或哪些病毒可能直接跨越物种边界。

　　早在2017 年，生态健康联盟的生态学家与进化生物学家 Kevin Olival 团队对哺乳动物宿主与病毒的关系全面分析，表明了感染某一物种的病毒总数与可能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比例其实是可预测的，这项研究于 2017 年 6 月发表在权威期刊 Nature 上。团队创建并分析了 2805 种哺乳动物病毒关联的数据库，包括来自 15 个目的 754 种哺乳动物物种(占全球哺乳动物多样性的 14%)与来自 28 个病毒科的 586 种独特病毒物种。结果显示，与其他哺乳动物群体相比，蝙蝠、灵长类动物与啮齿动物具有更高的人畜共患病毒比例。

哺乳动物目与病毒科观察到的总病毒丰富度热图，数据集包括 754 个哺乳动物物种与 586 个 ICTV 认可的独特病毒物种(来源：Nature)

　　在啮齿动物中，布尼亚病毒、黄病毒与沙粒病毒的丰富度最高;在蝙蝠中，黄病毒、布尼亚病毒与弹状病毒的丰富度最高;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疱疹病毒的丰富度最高。生态健康联盟的研究也证明，野生蝙蝠(翼手目动物)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比例明显高于所有其他调研样本中的哺乳动物。

　　基于这些携带人畜共患病毒比例较高的野生动物分布区域，也一定程度上可预估全球新兴传染病(EID)事件的热点分布。Olival 参与的另一项研究建立了分析模型，试图对 EID 评估，结果显示，适合EID发生的地区在整个大陆上原本分布相对均匀。理论上，在热带森林环境及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EID 的风险指数会有所提高。但在自然环境条件基础上，人口密集地区例如欧洲、美国、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城市，EID 风险指数则会叠加。

　　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对全球健康、经济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暴发频率与经济的影响都在上升，但我们对疾病出现的原因理解是不完整的，科学家只是观察到几乎所有近年来的病毒大流行都起源于动物，主要是野生动物与家畜种群间的动态交互，以及在这样快速变化环境中的不太敏感的人们。

观察到的哺乳动物病毒丰富度：a，人畜共患病毒的比例;b，每个物种的总病毒丰富度，灰色为野生，红色为家养(来源：Nature)

　　生态健康联盟曾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在华南地区收集1万多只蝙蝠与近2千种其他哺乳动物的样本，发现52种新的SARS相关NCP、122 种其他β-NCP、350多种新型α-NCP与一种新的“谱系E”β-NCP进化枝，这些数据加起来标志着野生动物源NCP是一种“明确与当前的危险”，许多NCP有大流行的潜力。

按人口重新加权后，模型预测人畜共患疾病EID事件的相对风险分布热力图(来源：Nature)

　　在一张预测热力图上，中国的 EID 风险值十分凸显，而高风险地区如果没有防控与预防意识是危险的。李泓萤曾与 Olival 一起参与蝙蝠相关研究，到中国采集样本。她发现，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村民可能有多种方式无意间接触到了蝙蝠的唾液或排泄物，甚至生活在蝙蝠巢穴附近。在调研中有很多人报告说：发现蝙蝠栖息在自己家中，有蝙蝠飞进了我的房子，我杀死了它或发现蝙蝠吃了院子里的果实。夏天时，有些蝙蝠藏身的洞穴可能成了人们缓解炎热的聚会场所，团队去洞穴搜寻蝙蝠采样时，通常会看到人们留下的啤酒瓶与水瓶。当询问当地人会抓蝙蝠卖给餐馆吗?有受访者回答是的，“据说蝙蝠可预防癌症”，“为生命提供营养”。总体而言，许多参与调研者表示，近年来野生动物的狩猎，贸易或消费活动有所减少;然而，当地仍有狩猎或食用野生动物(如啮齿动物，蝙蝠、野猫、青蛙、蛇与鸟)者，目的据说是娱乐、创收乃至保健。

　　从 2015 年 10 月到 2017 年 7 月，李泓萤团队曾调研来自云南(761)、广西(412)与广东(423)省的 8 地的共 1596 名居民，通过对血清样本中的蝙蝠传播的NCP测试，9 名参与者(0.6%)的蝙蝠NCP测试呈阳性，另有 265 名(17%)参与者报告出现过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或类似流感的疾病(ILI)症状，这些症状与家禽、食肉动物、啮齿动物或蝙蝠接触有关。

动物接触的分类与活动，右上角的红色数字表示在该组中血清检测呈阳性的人群数量(来源：ScienceDirect)

　　NCP扩散到人类，但多数国家视其为小规模疫情而未加重视，甚至认为个别感染病毒者不足以确定流行传播风险而值得当地卫生当局采取有力措施。

　　面对多数国家视NCP蔓延为偶然现象的国际大环境，中国怎么办?

　　四、从长远来看NCP有卷土重来的必然性吗?

　　放眼未来，NCP会不会继续以人类为宿主甚至有“东山再起”的必然性?

　　NCP暴发之前其实已有两次NCP在中国肆虐，均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事件与不同程度的经济损伤。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病毒都感染到人了。

　　SARS-CoV从广东传播到全世界，2003年感染了8千多人，致死率约10%，SADS-CoV则2017年袭击了世界各地的养猪业，导致2万多头仔猪或死或宰。

　　蝙蝠被认为是重要的NCP自然宿主，将NCP与蝙蝠研究联系起来，对于中国疫情防控而言有一定参考意义。研究者普遍认为，蝙蝠型NCP将重新出现，引发下一次疾病暴发。现在的最大挑战是预警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以便我们尽力防止灾难不断重演。2019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曾发表一篇论文展示蝙蝠NCP在中国的分布，揭示了中国蝙蝠NCP及其对应的蝙蝠宿主的地理分布。如下图所示，每个红色框代表在该特定蝙蝠物种中发现的一个 CoV 阳性样品，对于报告有 CoV 阳性样本的每个省都绘制一个点矩阵，指出蝙蝠种类与病毒种类的缩写。先后暴发过 SARS 与 SADS 的广东省用红色圆圈特意圈出，此外，云南、贵州、湖北的分布多样性与集群性都比较高，也可能是病毒溢出的热点区域。此次湖北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似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的分布(来源：VIRUSES)

　　为了预测下一次由NCP引发的疫情，石正丽团队曾在论文中列出可能导致NCP暴发的一般因素。第一，蝙蝠拥有大量高度多样化的NCP，众所周知，NCP基因组在感染期间会定期重组，而丰富的基因库可促进这一过程;第二，蝙蝠种类广泛分布并且生活在人类附近;第三，病毒是致病性与可传播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暴发 SARS-CoV、SADS-CoV 与如今的NCP似乎并不是巧合，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其他热点NCP尚未引起流行，应对其密切监视。

　　截至目前，尽管致命的NCP在中国蔓延的确切方式以及如何从动物向人体入侵仍然是一个谜，但科学家普遍认为，这与城市人口密集流动以及混乱、管制松散的免费开放市场密切相关。在中国南方的部分城市乃至越南、印度尼西亚与东南亚其他地区都有所谓的湿货市场，其中有野生与驯养的动物交叉圈养，且几乎都是不太卫生的宰杀方式，这些因素都为病毒溢出提供了完美的混合环境，如果不加节制，每隔几年出现致命的新病毒或不可避免。在很多湿货市场中，蛇、蝙蝠或其他野生动物被一起堆放在铁丝网笼里，而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也普遍认为新鲜宰杀的活物更具营养。携带病毒的多种液体与分泌物交叉混合在一起，有助于产生新的病毒，尤其是当这些动物在顾客面前被宰杀时都有可能增加病毒感染到更多人的概率。此外，过去发生了疫情可能仅在局部区域造成影响;到了现在，随着流动人口激增以及航空、高铁、高速等基础设施的加速，蝙蝠病毒从丛林深处被带进市场之后，可能在几天内就有机会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

　　无论偏好野味的吃货们如何辩护上述推论的偶然性，世界各国修订更严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至少在目前看来是必然的了，何况中国有关部门已有定调?

　　五、病毒蔓延必然与全人类的行为有关吗?

　　从SARS到NCP，此类病毒向外蔓延必然与全人类的行为有关吗?

　　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在新世纪的近十年里，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多种新型的传染病，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登革热病毒，但这些新兴出现的传染病的名词都是来源于非洲。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传染病来自于非洲，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向全世界传播的?

　　这种病毒肆意传播时，很多人说此类病毒可能是数亿年前的陨石坠落导致外太空的病毒入侵地球的恶果，以至于人类现在一直找不到解决这些病毒的方法。但其实这些病毒是潜伏在一些动物的体内的，随着人类对于这些动物的肆意屠杀与破坏自然，这些病毒开始逐步的传染到人的身上。由此可见，非洲病毒肆虐的原因与人类自身有很大关系，并非只是非洲人要独自承担的责任。

　　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传播的主要原因或许是热带雨林被人为破坏导致池塘暴露，但这样的水源都是受过污染的，蚊子之类的病毒携带体就能籍此而随意在人体中传播了。森林中还有一些小鼠种或一些新型生物的体内也可能携带一些新型病毒，此类病毒的爆发与人类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这种温和的温度更适宜病毒传播。加上近年来的极端天气导致厄尔尼诺等给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带来洪水，一些自然灾害导致蚊子与裂谷热以及水传播的霍乱等传染病大流行。尤其是在肯尼亚与坦桑尼亚，这些病毒都很常见。非洲的经济相对落后，其土著食用肉质只能去捕捉丛林里的野生动物，这是他们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这些动物的身体内通常都会携带一些地方性疾病。人类食用或沾染了这种动物的血液就很有可能被传染。非洲土著的烹饪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他们只是简单的用火烤，不能保证去除这些动物体内的病毒。非洲经济落后的地区医疗水平相对来说也会落后，原始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更多，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是全球排名靠后的，他们生病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也让这些病毒在人群里肆意传播。但现在非洲的病毒传播已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了，而是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埃博拉病毒已在其它大洲肆虐，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也。

　　因为这场NCP疫情，中国的一切也被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空旷的城市、闭门的商场、罕有路人的街道以及严防死守、背水一战的态势，迫使大家宅在家里活在线上，每天一睁眼都要看看那串还在上涨的确诊数字，这场疫情能不能赶快过去?病毒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繁衍而实施对人类的无差别攻击，未来我们又会面对什么传染病风险?警世寓言，从来不嫌多。宅在家不妨看看2011年索德伯格的大片《传染病》，一切都那么的似曾相识。影片一开场就是“Day 2”，聚焦的是病毒传播。为了留下悬念，将病毒源头的“Day 1”放到片尾，最终起到点睛一笔，甚至还特写出了公司名字。原来整个闭环是这样的：人类企业乱砍乱伐，影响了生物栖息地，连长得都不想被人吃的蝙蝠纷纷逃走了，正在进食香蕉，牙口一松，香蕉掉了，没想到被猪吃掉，后面的连锁反应无须再赘述。

　　这个循环就是这么偶然，一如偏好野味的吃货，2013年之前吃，之后还是如此，可惜的是无辜的非吃货。所以，这不只是一则寓言。如今，全球人口即将超过80亿，但凡有个别吃货在脆弱的平衡中投下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最终就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1976年9月，扎伊尔的一个村子同时出现几十例相同病例，病人但凡身上有孔的地方都在流血;然后，血液样本被采集并交给了病毒学家彼得·皮奥，后者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了一大群蛇形的病毒。经过现场勘查，病毒发源地是扬布库村，这个地方就这样一夜成名了。然而，为了不让村子背负恶名，皮奥用一条河的名字命名这个病毒为埃博拉。2013年12月，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一个小村里开始传播，在全球范围总共导致超过28500人感染，11300余人死亡，平均死亡率将近50%。即便是在今天，利用大数据也很难准确预测下一次埃博拉疫情将会在什么时间、发生在哪里。《传染病》是一部严肃的关于全球性恐慌的佳作，但“传染病”随时有可能再次爆发，吃货们咋办?

　　2020年的前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很快、很长也很沉重。若能重新选择，我宁可重启2020年。但这只是想象，时间不会逆转，未来只在当下，除了自保，我们更应深刻警醒。UCLA医学院心血管科主任芭芭拉·纳特森-霍洛威茨的《共病时代》强调的人与动物同源，我们并不陌生。古希腊神话中经常出现半人半兽的结合物，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也有人头蛇身的形象。人畜共病一直是人类社会普遍关注与恐慌的现象，从以往所熟知的狂犬病、疯牛病到近期肆虐的禽流感、埃博拉，无不在时刻提醒我们，人与动物之间在生病这件事儿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如此，我们更应想清楚和谐地球、平衡生态下城市化与吃货的底线在哪里?否则，下一次NCP式病毒蔓延就在不远的前方!当然，我们还要心存感恩，心存希望。灾难面前总会有逆行的英雄以智慧、勇敢、善良与牺牲精神化解人类危机，引领人类奔向光明，一如《传染病》里的Dr. Mears、Dr. Sussman、Dr. Ally。银幕之外更是如此，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不顾危险、不顾高龄亲赴武汉，还有那些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疾控与医护人员们，向你们致敬!出入汪峰的《大桥上》所唱，疫情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浮出地平线。

　　无论还有多少吃货心存侥幸偶然再尝野味，这种必然性毕竟是大势所趋。

　　六、预防下一次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必然套路

　　断然否定下一次NCP式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必然性是不是掩耳盗铃?

　　现实总是比理想更残酷。虽然关于蝙蝠病毒与相关病毒的研究投入了科研人员们的巨大心血，但NCP还是在全球感染扩散，尽管现代医学技术能分析蝙蝠起源的相关NCP的所有特征，但导致人类感染的病毒溢出机制仍不确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野生动植物贸易具有使人们接近野生动植物携带的病原体的固有风险，我们要立即思考以准备防止下一次NCP的大流行。对此，Peter Daszak、Kevin Olival 与李泓萤通过一份报告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第一，对野生动植物高危病原体加强监测力度。这也是疫情预警中最关键的问题，中国野生生物中的病毒株种类繁多，在人类中出现的概率很高，这敦促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需努力发现所有这些病毒，以便对它们分类，开发一个用于快速病原体鉴定与风险评估的参考库，并测试针对热点病毒的疫苗与疗法。

　　第二，监测与降低与野生生物接触的高风险人群的风险。少数人被NCP感染后可能避开监测，尤其是在中国医疗卫生能力较弱的地区或无人能及时求诊的农村。地方公共卫生当局可设计监测计划以识别生活在野生动植物多样性很高且新型病毒危险系数较高的区域，将与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频繁接触、以此为生计者与病因不明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症状的患者纳入监测范围，用这种有成本效益的方法识别新型病毒溢出。这种“暴发前监测”的策略可与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农业与林业等不同部门协调，与研究机构合作实施对野生动植物、家畜与人类的样本采集与测试，进而鉴定高危人群与潜在危险因素。

　　第三，加强野生动植物贸易与动物市场的生物安全保障。在中国的行为风险调查中确定，低水平的环境生物安全性与高水平的人-动物接触是人畜共患病出现的主要风险，特别是在当地的湿货市场与动物市场，尽管目前的强制性野生动物贸易禁令可能有助于疾病控制，但要防止未来疾病的出现，市场生物安全仍要在卫生条例、卫生设施与市场交易动物的来源方面得到更有力的监察。

　　李泓萤在回复 DeepTech 的邮件中提到，总的来说，在过往的调研中仍有很多局限性，由于血清阳性率较低，因此无法确切评估蝙蝠NCP溢出的风险，检测到的血清阳性少数案例也与蝙蝠直接接触无关，所以对于预防策略，只能笼统地说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增加环境生物安全。而疾病发生的很大驱动力之一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包括森林砍伐、农业集约化与野生动植物贸易，这导致动物与人接触的频率大幅提升，新型疾病出现与传播的可能性呈指数增长，大流行病在未来或将变得更加频繁与破坏性更大。

　　全球环境灾变在加速新型疾病的问世，人类不宜寄望于幸免的偶然性。

　　七、疫期全世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必然的

　　无论还有多少充满偶然性的病毒层出不穷，疫期全世界守望相助是必然的，因为人类截至目前还没达到大规模星际移民的水平，同舟共济别无选择。

　　日本、美国、韩国、意大利、伊朗先后爆发了更可怕、更魔幻的病毒剧情……重要的内容说三遍，不要轻慢，不要轻慢，不要轻慢!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传染路径也越来越复杂。比如，2020年2月19日伊朗首次宣布在国内发现NCP的确诊病例，但奇怪的是这两名患者从未出国，甚至连省都没出去过，也没证据显示他们曾接触过中国人，确诊不久就死了的他们根本无法查找感染路径……无法确认传染源，防疫就成了大海捞针，NCP真的是“流氓病毒”吗?

　　事后而言都是必然，当事之时皆为偶然。从SARS到NCP，历史轮回中有没有必然因素?当然有，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人类社会总体上是在从野蛮落后向文明进步发展的，这是个大方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前进的过程中有过倒退有过曲折，但那是暂时的，大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除了历史规律这个大趋势之外，历史事件更多的是偶然因素构成的，但偶然因素是受必然规律支配的。必然是高手刺向对手心脏的利剑，偶然是利剑出击时闪过的寒光。显然，杀死对手的必然是利剑而永远不可能是寒光。

　　从2002年12月河源市第一例非典感染者开始到2003年5月非典在北京宣告结束，甚至追踪非典治愈病患的日后生活乃至非典病毒的源头，在凤凰卫视在2013年制作的5集纪录片《非典十年祭》里都有清晰的记录。对于多数90后来说，非典的意义可能只是放了个大假，顶多还有充满杀毒剂的味道，此外就再也找不到太多回忆了。然而，一旦我们回顾这部纪录片，目睹非典的传播过程，就会发现历史其实惊人的相似。都是由野生动物传播而来，都是在春节期间爆发，都是NCP，甚至片中建设小汤山医院时，我们当下就在经历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奠基。但这部纪录片同样让所有观众感到后怕与惊悚，尽管它只是说出了实话。非典在当年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历史惊人的相似，却很难给现在的人带来教训。非典过后，很多国家的权威专家宣布野生动物是非典的来源，但NCP蔓延后还是能看到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报道。有人千辛万苦找真相，有人则从来不会记住真相背后的代价。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病毒是全人类与全社会的公敌，遏制病毒传染要靠全人类携手防范。病毒灾害是生物灾害中微生物灾害的一种，生物灾害还包括动物灾害与植物灾害，而微生物灾害是最危险与恐怖的灾害。这些非常微小与原始的病原微生物能以各种不同方式传播疾病，常常引起人或其他动物死亡。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与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在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下才能发现。微生物涵盖了有益与有害众多种类，许多与人类密切相关，据说约有1000多种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螺旋体、寄生虫等病原体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每一次爆发与流行都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14世纪欧亚两洲的鼠疫暴发，18世纪欧洲的天花、结核病肆虐，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死亡人数都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超过了任何一场其它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与阻碍了人类社会发展。微生物的危害在地球生命史上也是臭名昭著的，地球生命史上发生的生物大灭绝事件表明，有毒细菌与病毒对于生物大灭绝起着推波助澜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距今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其原因错综复杂，但有许多证据表明，绿硫细菌与硫化氢的泛滥在此次大灭绝过程扮演着极不寻常的角色。绿硫细菌是一种适合生存于厌氧、硫化氢丰富的透光带环境中的自养型菌类，古海洋中这种微生物的存在表示水体透光带有毒硫化氢的富集状态并且缺氧。当时可能是因为海洋透光层携带的有毒硫化氢“杀死”了大量靠氧气呼吸的海底生物，这种有毒气体达到富集状态就会向陆地扩散，直至陆地生物短时间内大规模灭绝。在当今世界，细菌与病毒带来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大。这只肉眼看不见的黑手随时在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就会出来带给人类灾难。不断频发的全球性的气候事件、影响广泛的地质灾害事件与我们人类的不当活动与生产方式，给了小不点的病菌有了可乘之机。温室效也可使史前致命病毒威胁人类，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北极冰层融化，被冰封十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重见天日，导致全球陷入疫症恐慌，人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的科学家近年来在冰层中发现TOMV病毒。全球气温上升令冰层融化时，这些埋藏在冰层千年或更长时间的病毒便可能复活而形成疫症。极端气候变化影响人们的健康，海平面上升等因素导致降雨量与温度的变化，可能扰乱自然生态系统，改变传染病的生态环境，损害农业与清洁水的供给，加重空气污染，引起动植物群落的重大变化，这些都对人体健康有更大的叠加负影响。重大地质灾害滋生越来越严重的生物灾害，地震产生堰塞湖，阻隔与污染水源，海啸后形成大片潮湿环境，非常适合蚊蝇滋生。当地的蚊子通常携带疟疾与登革热病毒，人被叮咬后可能出现高烧、呕吐、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大出血，威胁生命安全。人类曾大肆砍伐雨林，致使那些潜藏在雨林里的古老病菌不得不重新寻找宿主，人类就这样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之一。科学界倾向于视艾滋病这样的人类头号杀手为出自古老非洲森林，就像目前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山火诱发了数十万蝙蝠铺天盖地飞向人类居住区，给当代居民带来了极大恐慌与不安。人类长达数百万年的狩猎与采集生活很少有传染病流行，恰是12000多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从而让天花、麻疹、肺结核等来自家禽的传染病传到了人类身上。近代工业革命造成大量物种灭绝与环境污染，让人类面临了更多更可怕的疾病威胁。人类也是大自然生物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生杀予夺的资源。我们要保护动植物，与大自然协同演化，让人类真正成为促进自然生态平衡的主力军。

　　庚子年初NCP疫情从武汉向全国蔓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紧急动员全国各地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总体战，这场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胜利。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压不倒摧不垮。同时，这场战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病毒无国界，NCP正在向近八十个国家传播。对待人类共同的敌人，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独善其身。积极的态度、正确的思维、友善的行动、负责任的担当，是战胜病毒这个共同敌人的唯一选择。

　　《孙子﹒九地》曰，“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不同国度的人遇到危险应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既然“同舟”，那就只能休戚与共，共同面对大自然的挑战。80多亿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游离于这个共同的大家庭之外。在现代社会里，物理隔绝的藩篱无法阻挡人们日益密切的交互行为。习近平曾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不符合历史潮流。”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如此，对抗自然灾害、对抗疾病等人类共同敌人亦概莫如是。开放的中国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与热情召唤，没有各国人民的团结携手、合力挥桨，世界这条航船就不可能迎风远航。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同大自然顽强抗争的成长史，自然界中的病毒就有160多万种，我们发现的不到3000种，不到千分之一。病毒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于这个世界，埃伯拉病毒、H 9N 1流感病毒近年来纷纷侵袭人类。就在NCP肆虐期间，沙特还爆发了H5N8禽流感病毒，美国爆发了季节性流感。世卫组识在命名病毒时禁止冠以囯家与地区名，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病毒无国别，也没有政治文化符号，其肆虐是全人类的灾难。防御与应对病毒的战场上没有旁观者，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帮助。对此我们也投桃报李，对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携手同心守望相助围剿病毒。

　　NCP的蔓延既有规律可循也有相当的偶然性，何时来、会从哪里降下来，有时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挺身而出合作抗疫。自此次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同多国领导人通电话，表明中国人民的决心与态度;中国每天都向全世界发布抗疫进展情况，以公开、透明、坦诚的态度展现责任担当，“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克服自身困难，对日本、韩国等国家给予技术、物资上的帮助。世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赢得赞誉实至名归，我们看到中国采取了扎扎实实的防控行动，减缓了疫情扩散速度。”“中国所采取的举措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

　　无论NCP进一步蔓延有没有必然性，疫期全世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共同担当都是必然的。曙光就在眼前，全人类携手抗疫到底则必然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