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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与基督教思想体系的终结

作者:薛遒 发布时间:2019-05-11 09:57:3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致“文明对话”

  赵敦华高度评价托马斯时代:“13世纪经院哲学的鼎盛决不亚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哲学和17世纪哲学体系的气象。”(《基督教哲学1500年》)

  公元前4世纪,跃动着古希腊哲学的鼎盛,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象征,与中国先秦诸子相东西,浓缩着人类社会公有制向私有制剧烈变革时期在观念上“百家争鸣”的热烈。

  公元17世纪,呼应着中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曦以明清实学对“理学”的清算,培根、笛卡尔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在西欧世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代表,清算着托马斯主义,推动着哲学的繁荣,为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剧烈变革,开始了科学实证和舆论方面的准备。

  那么,13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它的代表托马斯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什么位置呢?

  公元前,柏拉图以善、秩序和理性,点燃起希腊精神的火炬。而在基督教世界,耶稣继承柏拉图,高扬神=善(爱)之旗;奥古斯丁则回归柏拉图,突出神=秩序(善的等级制)的观念;到了托马斯,更多地借助亚里士多德,开辟着神=理性之路。

  经过托马斯,基督教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

  奥古斯丁正视私有制的现实,明确“善的等级制”,确立基督教思想体系;而其流弊,则是基督教社团从鼓吹人人平等,反对私有制,渐变为与私有制合流,向“恶的等级制”畸变。“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看作‘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列宁:《国家与革命》)

  教会等级制遍布天下。“欧洲的封建化过程就是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会本身日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杨真:《基督教史纲》)

  一入教门,身价倍增!“在君士坦丁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基督徒的身份可以成为获取官职、权势和财富的敲门砖。……占统治地位的上流人士全是基督徒”。(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

  耶稣与孔子,遥遥相视,惺惺相惜!——伟人及其崇高成了“敲门砖”,演绎着人类对自身的愚弄!

  举凡集团、宗教、政党,即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浴血斗争者,一旦执政,便背离自己的初衷,成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俘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私有制对公有制的胜利,不是历史的进步吗?

  私有制的猛兽冲出原始公有制的牢笼,在自由的天地里,充分地展示自我,为历史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鲜活能量。

  公元11、12世纪,随着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西欧封建制度(=私有制)发展到顶峰。工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社会日益繁荣。与此相应,它的上层建筑——基督教步入全盛期。

  虽然此前奥古斯丁完成了基督教思想的统一,但教会集权并未形成,罗马主教的领袖地位直到奥古斯丁逝后200年即公元6世纪才得到承认。然而到了这一时期,教会气象已远非昔比: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通过改革扩张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12世纪,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进一步鼓吹“教皇权力至上”、“皇权来自教皇”,威满天下;13世纪,英诺森三世更加露骨:教皇是“世界之王”,“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稣基督本人的代理人。”(转引自唐逸主编:《基督教史》)

  英诺森时代,西欧各国世俗权力向教权臣服,教皇权势达到历史巅峰。

  上帝的权威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得到普天下从平民到王公的顶礼膜拜,基督教会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高踞于世俗君主之上发号施令。第一次十字军征伐就是在对教会的笃信与对上帝的狂热里开始的。

  经过安瑟伦的上帝本体论证明,从柏拉图一路走来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发展到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已经呼之欲出了。“仅把信仰作为永恒存在的真理来坚持是不充分的,我们还应当建立支持信仰的理性见证。”(理查德:《论三位一体》)

  理性的强化成为时代呼声。“上帝之城”为着经营世俗的庞大帝国,呼唤一个同样庞大的“精神之城”。

  托马斯主义,便是基督教世俗权力大一统的精神形态。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力压这一时期的各种“大全”脱颖而出,表现了基督教会踌躇满志的恢弘博大。

  从12世纪下半叶,亚里士多德开始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把世界的运动说成以“神”为终极目的,恰恰成为对神学的证明。但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系统化没有大功告成;它是一个理想,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呈现在背景中的理想。”(乔纳逊·伯内斯:《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引入亚里士多德来修改、论证、补充、丰富基督教理论,不但坚持了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即神学的追求,而且将亚里士多德思想系统化的工作臻于完善。

  这一系统化工作的成果,便是以托马斯主义为旗帜的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体系。托马斯主义,是人类私有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观念形态。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观更倾向于自然物体;于是,当托马斯搬来亚里士多德时,这个自然本体便不能不对上帝本体形成威胁。

  那么,两个倾向背离的本体能否统一呢?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选择了中庸,中世纪的托马斯也选择了中庸。亚里士多德维护了古希腊哲学的统一,托马斯为什么不能完成基督教思想的统一?

  托马斯用亚里士多德证明上帝,大大拓展了奥古斯丁的视野,使上帝的本体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证明。

  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与东方的朱熹在公元13世纪的人类社会,同时崛起两座高峰。

  朱熹借助佛、道,以“理、气”关系,在儒学框架内做形而上学思考,将儒学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托马斯借助亚里士多德和伊斯兰文化成果,以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在基督教框架内做形而上学思考,将基督教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

  异流同源,殊途同归。从董仲舒—奥古斯丁,到朱熹—托马斯,儒学思想体系与基督教思想体系肩负着相同的历史使命横空出世,在自我亵渎与自我完善的对立同一中发展壮大,终于可以君临天下,傲视群雄,成就自身的辉煌。

  托马斯的《神学大全》是这一辉煌的标志。

  《神学大全》用基督教观点说明自然和社会一切问题,是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百科全书。它贯穿神的恩典与人的信仰、神的至善与人的向善和对上帝回归的主线,建构起完整细密的神学体系,成为基督教宇宙结构的最终确定。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开宗明义:上帝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是存在与存在者的统一。上帝是最高实体。

  托马斯说:人接受了“神所启示的理性”,可以通过理性认识神;但从根本上讲,神是超越自然的,理性不足以彻底认识神。对神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上帝的本质就是存在。”(《论存在和本质》)

  理性,被置于神学体系内。“神学的目的,就其实践方面说,则在于永恒的幸福,而这种永恒的幸福则是一切实践科学作为最后目的而趋向的目的。所以说,神学高于其他科学。”(托马斯:《神学大全》)

  托马斯通过“后天证明”来论证上帝,但他的前提却是上帝创造万物,前提已经是结论。

  托马斯沿袭奥古斯丁神学理性化之路,在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框架内,进行更加广泛的哲学思考,从宇宙万物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证明上帝是最终推动者、第一原因、绝对存在者、至善至美和最高智慧。

  托马斯赋予上帝以“善”的使命。他坚定地主张:上帝的天命和终极目的是善。他强调“爱”的位置:“爱比信仰和希望优越,因为它是一切德性的形式和根源。”(《神学大全》)

  但是,“爱”绝不是耶稣式的泛化,而是奥古斯丁“秩序论”的延伸。“爱”的指向要适应君主集权的需要,适应等级制的现实。托马斯为此制造依据,他将古希腊哲学“自然法”中平等、自由和财产公有的内容予以变通:“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托马斯鼓吹君权神授,为基督教大一统的封建等级制造舆论:“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当奴仆。”(《反异教大全》)

  然而,托马斯的“等级制”绝不是简单的剥削与压迫,而是正义的“善的等级制”。

  托马斯坚持“善”的核心,强调统治者被授予统治权不是让他们谋私利,而是为了公众幸福:“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共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地,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论君主政治》)

  托马斯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要呈现出阶梯状的完美性,“阶梯状”是等级制的必然;“完美性”是善的指向。人类社会的“善的等级制”是上帝“阶梯状完美性”的体制形态。

  基督教的理论基石“三位一体”,诠释着“善的等级制”:穷人、富人与耶稣之爱的“三位一体”;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与善的等级制的“三位一体”。

  在私有制社会,人民和统治者固然有着截然相反的利益指向,也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需要通过双方的妥协与让步,构建统一的上层建筑,构建善的等级制。

  托马斯承袭奥古斯丁,把实现“善的等级制”的希望寄托于上帝在世俗的载体基督教会。他认为:“由于教会在沟通神人关系、拯救罪人的工作中居于特殊地位,因而教权高于一切。……教会是拯救人的灵魂的,故而应支配世俗权力。他还认为有形的教会应有有形的元首,这就是罗马教皇,这样在强调教会权力的同时,把教皇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见唐逸主编:《基督教史》)

  只是托马斯的美好愿望被基督教会“捧杀”。发展到顶峰的私有制以其外表辉煌的傲慢,在强化等级森严的同时,冷酷地阉割了“善”的灵魂。

  君临天下的基督教,蜕化成一个利益集团。主教们争权夺利,放高利贷,包揽诉讼,成了私有制的一个特区。他们与世俗君主朋比为奸,压迫剥削人民。一边是民众的苦不堪言,一边是贵族和僧侣的奢侈无度,上帝成了他们私欲膨胀的钱口袋。

  不仅教阶等级阴冷,即在世俗行会里,师傅的尊严也表现为阶层的优越而施行等级的压制;就是托马斯自己,也并不能挣脱私有观念的桎梏,在他眼里,妇女被视为只是给男人生儿育女的工具;而《阿登堡宪章》更血淋淋地立规:“男人有权打他的妻子,用匕首将她刺死,把她切开,从头到脚完全砸碎,让她血流满地……”(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

  私有制发展到顶峰的利令智昏,使整个基督精神名存实亡。在恶面前,善的等级制黯然失色。

  天国被世俗俘获。

  同中国的唐宋高峰一样,10-13世纪,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带来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反而刺激剥削阶级更加奢侈腐化。“原有领地中的收入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挥霍,因此,他们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使大部分沦为农奴。”(唐逸主编:《基督教史》)

  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剥削者为权力和财产的争夺,反过来破坏生产力。“将近1300年时,这一进展过程(封建社会的上升期——笔者)结束了,从大饥馑的1316年到15世纪下半叶,欧洲经历一个挫折和危机的时期。在许多地区,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

  随着发展到顶峰的私有制步入下坡路,基督教思想体系也开始了自身的衰落。杨真在《基督教史纲》中写道:“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既是罗马教会神学发展的顶峰,同时又是他走向没落的开始。”

  当朱熹把孔子这轮太阳推上中天的时候,托马斯把耶稣这轮太阳推上中天。然而,推上中天的太阳,同时开始了落日西沉。

  从董仲舒到朱熹,沿着理性寻求本体依据之路走下来;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沿着理性证明本体之路走下来。

  两条路,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和以耶稣为核心的基督教思想体系,走到了尽头。

  在奥古斯丁之后,中世纪思想家们的本体证明不满足于柏拉图的抽象,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证”。拓展的理性证明,使上帝提升了自己;而理性证明的咄咄逼人,却反过来威胁上帝的存在。对实证的纵容,使实证侵入上帝的躯体,“实证”证实着上帝本体的虚妄,基督教思想体系在最完备的本体论证明——《神学大全》的七彩祥云里,开始了自身的跌落。

  赵敦华说:“托马斯对哲学与神学性质与任务的区分具有不可磨灭的创新精神。他是中世纪第一位肯定哲学独立于神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承认哲学家可以按照自然赋予的理性探索真理,这为哲学的解放开辟了道路。……托马斯之后的哲学沿着与神学相分离的方向发展。”(《基督教哲学1500年》)

  托马斯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神不只是信仰的对象,也是理智把握的对象。他在确保神学体系的情况下,分离并提升了哲学的地位。

  托马斯强调自然神学——从事实出发,“由结果追溯原因”,通过理性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推理来认识上帝;理性和信仰可以同时存在,哲学和神学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但哲学是理性认识,神学是天启认识。因此是两门独立的科学。

  托马斯从神学中分离哲学,迈出了哲学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科学”,努力维护“神学”的科学性,强调对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即理性论证信仰,哲学论证上帝。

  这样,他不得不让神学屈尊于被证明的地位;他使上帝在完美证明中提升,却促成了上帝“绝对真理”的崩溃;他用理性的后天证明使神学趋于完善,然而理性不甘于神学的束缚,最终打破了信仰的一统天下。

  因为,当信仰依赖理性来证明的时候,信仰便不得不向理性求宠;而理性的证明也必然地剥夺信仰的地盘,动摇体系的根基。

  托马斯在《反异教大全》中,坚持“神学真理的双重规则”,主张给予理性与信仰各自活动的领域,从而在维护上帝绝对权威的同时,将上帝的领域割了一半给理性。

  那么,既然理性可以认识真理,还要上帝干什么?

  尽管托马斯努力维护上帝的唯一性,但却不得不将“撒旦”——否定上帝的理性之魔,请进上帝神圣的殿堂。

  罗素看到了托马斯在本质上对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基督教会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如利用柏拉图哲学,托马斯犯了错误。

  那么,罗素是否意识到:托马斯同时也否定了哲学?也就是否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可以说,从奥古斯丁回归柏拉图,到托马斯回归亚里士多德,在神学体系内,完成了对古希腊哲学的全面回归。

  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回归。因为,亚里士多德追求科学的统一,却没有建构起哲学体系。他的实证科学,也由于束缚于哲学的框架内,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一般地说,尚未成为真正的科学。

  到了托马斯,当他构建起完整的神学体系时,就同时构建起完整的哲学体系;当他在神学体系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哲学的功用时,就连同哲学与神学一同发展到最高阶段。

  这个相依为命的哲学—神学体系的最高阶段,尽管把理性的思维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不肯突破体系的束缚。于是,体系成了思想的桎梏,体系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扯落体系的外衣,托马斯庄严的理性之碑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基。

  文艺复兴运动以对基督教思想体系及经院哲学的摒弃,开始了对基督教本质的回归。它强调“以人为中心”。人即上帝,上帝是爱,人应是爱的化身,而不应该是教会的奴仆。

  文艺复兴奠基在托马斯理论基础上。恢弘的教会理性地闪耀着恢弘的上帝之光。

  上帝的理性证明被托马斯发展到顶峰。“信仰被理性所代替,信仰变成了对理性的信仰。经院哲学家本想把理性当作信仰的奴婢,然而结果却使理性成为真正有实力的权威,信仰反而引退到幕后去,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观众,观赏着理性穿着他的袈裟表演另一出戏。经院哲学意味着中世纪哲学的勃兴,同时也意味着中世纪神学的衰落。”(赵林:《西方宗教文化》)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托马斯的名字,象征着勃兴的中世纪哲学,也象征着衰落的中世纪神学。

  准确地说,所谓的“中世纪哲学”,只是“理性”的代名词;而所谓的“中世纪神学”,则是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体系的别称。

  托马斯的悲剧,是他自缚于基督教思想体系之中,扼杀着理性的活力。

  托马斯的伟大,则是他培育着理性的灵魂,宣告了基督教思想体系的终结。

 

  薛遒

 

  (本书节选自《人类文明与轴心时代》,美国学术出版社201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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