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十年：农民工与低成本积累

 

 

 

　　中国的开放，就是跨国公司的外包，中国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成功，除了把毛时代的工业化成就转型服务于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外，最大优势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劳工成本极低的积累体制。

　　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首选中国，有两个关键的条件在起作用：一是资源密集型的基础工业配套能力，二是低工资劳动力的髙生产性特点。恰好这两点在中国最为成熟。

　　中国农村居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农村居民，能够在极低成本之下完成劳动力的生命再生产过程，同时，各种社会主义制度残余诸如农地公有制和低成本福利价格，早期都助推劳动力低成本。而毛时代的平等社会记忆以及较高的平均教育和体质水平，使得跨国公司找到了一个极高生产率和极低成本的劳动后备军，由此，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成为首选，中国也成本全球化时代的全球资本洼地。

　　恰好，经过改革四十年，农民工的两大低成本特性，以日益增加的速度消失或者被消灭。一是农村的残破和非必需支出的高速增长，彻底堵断了农民的返乡之路——再也不可能在故乡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了;二是建基于高居住成本和福利市场化的生产成本推进，显著拉高了劳工的生命维持成本。依据社科院田丰的跟踪研究，2006-2015年的十年，是农民工“逆成长”的十年，农民工的平均名义工资上升了400%，由此农民工的相对收入下降同时自我评价也降低。这个工资上升过程，落后于平均收入上升，也低于城市的生活成本推进速度，普遍的体验是工资越高但日子却越发难过了。

　　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在农民工两大低成本特性业已消失的今天，要以公权力越界作为的方式去维持低劳动成本，看来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维稳成本，并冒着社会矛盾的巨大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