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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探索】以“标准”检验“真理”是一种简单思维方式

作者:谢小庆 发布时间:2018-05-16 14:00:5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实践标准”问题在学理上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失败乃成功之母”是很简单的道理。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完全没有意义。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

  正是由于有人像哥白尼、开普勒那样执着地坚持长期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有人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大胆地怀疑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得以进步。

  文章在审辩式思维微信公众号刊出后,一位在读的大学生给我写信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例如,我从自己的家出发去上学,上学的路径是客观的。通过实践,我可以发现哪条路是上学的正确路径,我也可以检验哪条路是上学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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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复说:

  你的独立思考精神非常难能可贵。你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助于讨论的深入。现在,你面对的问题是:从家到学校,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最佳方式呢?是否存在一个“真理”呢?怎样发现和找到这个“真理”呢?检验这个“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检验这个“真理”?

  从家到学校的可能方式有6种:

  1, 步行;

  2, 骑共享单车;

  3, 乘公共汽车;

  4, 乘地铁;

  5, 乘普通出租(时间不确定,可能等候时间较长);

  6, 喊专车(时间比较确定)。

  从花费时间角度看,1最慢,6最快,其他几种方式介于1和6之间。

  从费用看,1最便宜,6最贵,其他几种方式介于1和6之间。

  一个人选择步行,可能既不是出于节约时间的考虑,也不是出于节约费用的考虑,主要的考虑是通过步行上学来锻炼身体。

  另一个人也可能基于“堵车”的考虑,可能选择步行、骑车或乘地铁。

  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一个人可能选择乘公共汽车。在可能迟到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选择喊出租车。

  现在,你面临的问题是从6种方式中选择出“真理”。假如你出于节约时间、节约花费、锻炼身体、避免堵车、避免迟到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考虑做出了选择,不难发现,你所选择是并不是“客观真理”,而是基于特定考虑因素的主观选择。不难发现,当你希望对你的选择是否属于“真理”进行检验的时候,有节约时间、节约费用、锻炼身体等多种“标准”。不难发现,你的选择,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真理”,仅仅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情景之下的一种个人选择。

  这位大学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着种种比“怎样上学”复杂得多的问题,例如: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择偶,是否开征房产税,是否开征遗产税,是否土地私有化,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发展国企,是否全国统一使用一张高考试卷,是否取消奥数,是否禁止校外培训机构……。与这些复杂问题相比,“怎样上学”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简单问题,也并不存在“客观真理”,也并不存在“普遍真理”。

  我本人的专业方向是教育和心理测量学,几十年从事考试科学化研究,几十年关注的问题是怎样对一份试卷的质量进行检验。在试卷的质量评价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在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教育测量研究领域,对试卷有效性评价的基本范式就是用“标准(criterion)”对测验的效度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是计算“标准”成绩与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例如,用大学在校成绩作为“标准”,检验大学入学考试(高考、SAT、GRE等)的有效性。用大学在校成绩这把作为“标准”的尺子,检验另一把尺子(测量一个人学习能力的入学考试)的准确性。(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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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用“标准”检验“测验”

  后来,部分是由于受到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的影响,教育测量学家们发现,被用于对测验效度进行检验的“标准”,本身的效度还需要受到检验。例如,用于检验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大学在校成绩,本身的效度仍然需要受到检验。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只要我们检验什么东西,我们就已经预先设定了某种不受检验的东西。(For whenever we test anything, we are already presupposing something that is not tested.)”。 教育测量学家们发现,“终极标准”是不存在的,有效性检验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逻辑起点。(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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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不存在“终极标准”

  教育测量学者逐渐放弃了以“标准”检验“效度”的考试有效性评价范式(paradigm),不再用“标准”确证考试的有效性,而是用“证据(evidence)”去论证(argue)考试的有效性,或者说,用证据去为考试的有效性辩护。这种考试有效性评价范式的转变,体现在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NCME)共同制定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1985年第5版 、1999年第6版 和2014年第7版中 。这一文件被视为国际教育和心理测量领域的学术规范。

  例如,一项关于第二语言水平的测试推出了一个经过改进的新版本。在关于这个《改进版》的有效性的技术说明中,包含3项有效性证据:

  1, 与学习年限的相关。学习时间越长的考生,成绩越好;

  2, 《改进版》成绩与旧版考试成绩之间的相关;

  3, 《改进版》成绩与任课教师评价之间的相关。

  实际上,以上三项都不足以被视为为对考试有效性进行检验的“标准”。

  就与“学习时间”的相关讲,人的个别差异很大,同样学习第二语言一年,有的人刚刚达到入门水平,有的人已经可以完成较复杂的交流任务。“学习时间”,不足以作为“标准”。但是,如果在一个较大样本中《改进版》成绩与学习时间之间没有相关或呈现负相关,这项考试肯定不会有人使用。

  就与“旧版成绩”的相关讲,编制《改进版》的原因恰恰是由于认识到“旧版”存在不足。“旧版”虽然不能成为“标准”,但两个版本之间需要具有较高相关。

  就与“教师评价”的相关讲,“教师评价”并不具有可比性,张老师心目中的“流利”与李老师心目中的“流利”可能想去甚远。而且,教师评价存在个人偏好带来的误差。

  尽管“学习时间”、“旧版成绩”和“教师评价”都不能被视为“标准”,但都可以作为测试有效性的“证据”。或者说,如果测试的使用者面对A、B两个备选的测试,如果测试A拥有这三项“证据”而测试B不拥有,使用者就会更倾向于选择测试A。

  “真理标准”或“理论(学说)选择标准”问题曾经困扰历史上的许多贤人智者,至少有老子、庄子、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主教、休谟、康德、马赫等人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近代以来,至少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斯特芬•图尔敏等人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体现当代“真理标准”问题思考最新成果的或许是斯特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提出的论证模型(argument model)。他用“主张(claim)”扬弃了“真理(truth)”,用“论证(argument)”扬弃了“检验(testing)”,用理据(warrant)扬弃了“证据(evidence)”和“标准(criterion)”。

  图尔敏1958年出版了《论证的使用(Uses of Argument)》一书,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以“三段论”为代表的传统逻辑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不同于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非形式(informal)逻辑,图尔敏将之称为“工作(working)逻辑”、 “实践(practical)逻辑”或“实质(substantial)逻辑”。图尔敏指出,在科学、法律、经济和医学等许多专业领域,基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论证意义很有限,实际上真正大量使用的是“实质论证(substantive argument)”。他指出,在传统的论证研究领域人们常常将注意力聚焦于“怎样论证才合乎逻辑”,却常常忽视“人们实际上如何论证”。在论证中,人们常常采用静态的“解剖学”方法,而不是采用动态的“生理学”方法。

  在图尔敏提出的论证模型中,论证不再是简单地收集证据或事实,而是一个持续的、层层深化的的过程。在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中包含资料(datum,D)、支撑(backing,B)、理据(warrant,W)、限定(qualifer,Q)、反驳(rebuttal,R)和主张(claim,C)等6个基本要素。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D)和支撑(B)共同构成了理据(W),在接受了反驳(R)之后,经过限定(Q),使主张(C)得以成立。

  图尔敏指出,仅仅事实(D)不足以成为支持一个命题(C)的理据(W),还需要一些必要前提的支撑(B)。一个有效论证只能基于一定的前提约定之上。根据同样的事实,基于不同的前提约定,可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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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图尔敏论证模型

  在一些很简单的情境中,对于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以标准检验真理”的简单思维方式来予以应付。例如,在仅仅存在一种上学方式——步行的情况下。这时,如果存在3条不同的路,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这种简单思维方式找到距离最短、耗时最少的路径。在预测一些简单行为时,例如预测经过培训以后的打字速度,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简单思维方式找到一种较好的预测测验,如手指速度测验。但是,当选择受到时间、花费、锻炼、堵车、迟到等多种因素影响时,当预测学习能力、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领导力等复杂心理特征时,往往很难找到普遍接受的“标准”,这种“以标准检验真理”的简单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

  在真实的生活中,对一个理论、一个观点的评价,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用点球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人们发现,评价辛亥、五四和罗斯福新政,很难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因此,“以标准检验真理”的简单思维方式很难说服论辩对手。

  我们今天实际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复杂问题,我们常常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面对这些复杂情景中的复杂问题,“实践标准”对做出选择没有多大意义。

  2013年3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周政华关于小岗村的报道,报道中说:“2012年,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西村创造的产值是13亿元,南街村是6亿元,而小岗村只有数百万元。”2012年,笔者自己开车走访了华西村、南街村和小岗村,我看到,华西、南街不仅在共同富裕方面比小岗做得更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将小岗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根据这些“实践”,能够得出“农业合作化正确”的结论吗?能够说服那些合作化的反对者吗?不可能。

  二战之后,东德西德、南韩北韩、大陆香港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些“实践”,能够让我们放弃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吗?不可能。

  迄今,青蒿素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根据这一“实践”,能够使方舟子改变“中医无效”的看法吗?不可能。

  在快速变化的21世纪,已往的“实践”无助于我们应付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他国的“实践”,并不能保证他国的“橘”不会在中国成为“枳”。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图尔敏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思路,帮助我们做出选择。这种根据图尔敏论证模型做出的选择,不是“真理”,不是正确(right or correct)的选择,不是合理的(rational or reasonable)选择,而是普乐好的(plausible)选择。

  综上所述,“以标准检验真理”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借助这种简单思维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当我们面对复杂问题时,需要的是“以理据论证主张”的复杂思维方式,即“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今天,审辩式思维发展是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人们今天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发展审辩式思维是中国教育的“短板”。

  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以前的“以标准检验真理”的简单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大大地阻碍了学生审辩式思维的发展。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作者: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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