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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切忌说大话

作者:郝启荣 王利飞 发布时间:2018-04-30 09:02:45 来源:解放军报 字体:   |    |  

  宋濂在《龙门子宁道记·大学微》里记载:昔李元平初从关播,喜为大言,常论兵,鄙天下无可者。一日,将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缚之。

  一个夸夸其谈、鄙天下将领都无能的李元平,在驻守汝州的时候和叛军首领李希烈一碰面,就被其轻而易举地生擒了。这说明,言过其实、徒有其名的为将者,虽能使上司轻信其大话,甚至被重用,但关键时候只会被对手“一笑而缚之”。这样的结果既害人害己,又误国误军。

  宋濂还曾写过一个“尊卢沙”的寓言,一位虚构人物尊卢沙,好夸谈,竟然以他的夸谈唬住了关吏、大夫、上卿。从而得见楚王,又以夸谈谋得楚卿。但晋侯率诸侯之师打来时,他却变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了,最后只能说出割地求和的法子。楚王气恼,便割其鼻子,将其逐出朝廷。

  狂妄自大、吹牛浮夸,虽是大言者的本性,却是领兵打仗的大忌。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些曾经高谈阔论而无真招实策之人,又有几人能够逃脱失败的命运呢?战国时期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谡,都是引用兵法的“高手”,却惨败长平、失守街亭,“纸上谈兵”的雅号被人道说千年。

  “兵,死地也”,不能“易言之”。但是历史的教训,总会有人重蹈覆辙。后蜀将领王昭远好读兵书却大言不实,率军队从成都出征时,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之际,更是攘臂狂言:“吾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战败弃甲而逃,藏在老百姓的谷仓下面,悲痛嗟叹,眼睛哭肿,只是念诵罗隐诗“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快就被宋军俘虏。

  大话好说,牛皮好吹,平时无事指点江山、傲视天下,关键时候却是霜打的茄子——蔫了!哭有何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夸谈足以贾祸。”说大话的为将者,永远是说得惊天动地,就像扯把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吸袋烟。但事实一再告诫人们:“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

  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为将者不能做说大话的“瘾君子”,不能插着浪漫的翅膀乱摆龙门阵。即使能逞一时之能,得一时之位,却是花边的枕头难见真章,落下“一笑而缚”之类的下场只是早晚的事。换个角度看,一些人之所以热衷“大言”,夸夸其谈,除了作风虚浮,恐怕还与“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胸无点墨,靠什么博人眼球?胸无良策,凭什么蓄积底气?只能靠吹牛说大话吓唬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力本事绝不是靠大话撑起的,而是靠艰辛努力换来的。左宗棠曾在家书中提到初到江西督战的情况:“吾惜尝以未临前敌为恨。自到江西,往往策马督战。初犹皇戚,久则胆气愈壮,心志愈定,虽杀声震耳,矢石当前,而毫无怯惧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历练也,今而后可免纸上谈兵之诮矣。”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临战时也有畏惧,也有“不能”,但他找出破解的方法就是多深入一线战场,多练习胆气血性。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缩短“说”与“做”的距离,是为将之要。然而,一些同志却喜欢这番景象:对上表态慷慨激昂,练兵备战说得多、做得少;自我感觉常良好,“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如此表现,照见的全是形式主义的虚火、高高在上的官气,根本彰显不了纵横战场的能力。

  雷声大,不代表下大雨;大言多,不代表会打仗。佯装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智慧和能力,哪怕吹得再美、演得再巧,在“那一天真的来临时”,都会尝到苦果。鲁迅先生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以图虚名始,必将以得实祸终。真正的将才,绝不会在夸夸其谈上费思量,而是在练兵备战上下实功。

  “部队还是要练,要随时准备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千军万马看指挥。领导干部只有勤于实践、少说多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临战有良谋,临危而不惧,真正成为克敌制胜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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