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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济学的创立、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作者:萧绍良 发布时间:2016-09-14 19:30:12 来源:作者 字体:   |    |  

 

  2013年12月2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准确概括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强调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还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能否正确认识、科学对待自己的历史、领袖及其学说,历来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甚至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领袖及其学说。我国在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经济学界较少参与,而党史工作者又非所长,以致对毛泽东经济学的研究成为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继往开来的理论需要。近一个时期以来,甚至流行这样一些看法,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不懂经济、没什么经济理论、没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经济建设上是个外行”、“只抓政治斗争,不抓经济建设”、“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认识,甚至遭遇恶意歪曲和攻击,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不同的原因。因为毛泽东长期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手段,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一革命斗争实践虽然是长期的、曲折的、前仆后继、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但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全国人民充分肯定,而且连中外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是长期的、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挫折和教训。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客观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但是经济建设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一些人一厢情愿,只希望成功、取得经验和获得利益,不肯容忍挫折、失败和教训,说什么“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搞早了”、“三年困难是人祸”,等等。二是理论先后创立的原因。在武装斗争、争取胜利、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早已写出了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军事斗争和政治建设等方面的系统著作,而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似乎还没有写出系统完整而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论著;其实毛泽东的经济论述甚多,但缺乏整理。三是理论决策与贯彻执行有差别的原因。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贯彻执行者搞“左”了,或搞右了,甚至有的另搞一套,导致挫折或失败,结果把责任全推给领袖。上述一些认识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应当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明确担当,加以纠正。对于不学而无知者,是劝进学习的问题,是可以谅解的;对于别有用心者,应当予以批评。四是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及其第五纵队,见不得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恶意进行歪曲、诽谤和攻击,企图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阴谋推翻中国人民的红色政权。对于敌人的挑衅,对付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拨开迷雾,自现清明;抹去尘埃,焕发光辉。毛泽东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奇迹,更是创立了毛泽东经济学说的辉煌。毛泽东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研究而获得的科学理论,并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一系列经济智慧的光辉结晶。毛泽东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理论结构,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综合理论四大部分,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既体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内在结构与发展关系,又反映了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战略目标和经济任务,更反映了党和国家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重大举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正如中国学者潘国联在《毛泽东经济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深情地说:“毛泽东经济学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学就是承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大爱无疆的人文经济学,毛泽东经济学就是时刻为人民服务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谋略经济学,毛泽东经济学是实事求是高效率自强自立经济学....... 。”从人民的立场上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两弹一星的成功,国防力量的日益强大,直到今天庞大的中央直属企业群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数以百万计的实行政策性破产的地方企业,不都是毛泽东所亲自领导缔造的吗?难道说这些非凡的成就,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支撑而完成吗?没有卓越的经济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正确财经决策,难道说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那样的话,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岂不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显然不是,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不是什么神仙上帝,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忽视过财政经济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也拥有如同在政治军事方面一样高超的理论与措施,并且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给党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经济保障和发展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更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通读深谙中国史书典籍、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而且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他都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财政经济方面的资料,研究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重要著作和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过,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党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等方面,对经济学的关注相对来说少一些。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收拾半殖民地半封建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经济,百废待兴,经济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锁与“一穷二白”的国情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艰难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并且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注意研究外国的挫折和教训——引以为戒,等等。这一系列财政经济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国民经济实际对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经济决策和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经济实践中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以及《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

  毛泽东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纲,即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并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分析矛盾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规定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促进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毛泽东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由此决定了毛泽东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务实性,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是极力推崇用马克思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毛泽东指出:“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出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就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和综合的研究。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1958年和1960年期间,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重大事件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亲自组织读书研究小组,主要有田家英、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等同志,一起集中时间和精力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深入研读,并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和建设经验进行研究,发表了自己的一系列卓越见解和创新理论。这诸多批注和谈话的重要理论内容,随后就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汇编成为著名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既综合又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极为重要的经济学论著,是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刻苦钻研和大力宣传的一座理论宝库,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逻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及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理论,同时也指出了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家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经过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社会主义建设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等。这些见解,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经济学是积极扬弃斯大林经济理论而具有中国特点的经济理论著作。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许多严重缺点,尽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原则错误,但毕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等,有一定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成熟而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本国的经济实践加以创新和丰富,使之成为全面系统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毛泽东经济学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经济学著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前30年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奋斗,不仅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为实现中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对于我们继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向实现共产主义持续迈进,乃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仅举几例就足以证明: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当今世界正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涌动和冲击,例如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等,它们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必将把人类的文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他战略家和革命家的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不仅提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大跃进和技术革命的重要理论和战略决策,而且还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对我国科技、文化、经济和国防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早地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和自主创新的理论主张,很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跃进”何其正确,何其成功,建国后二三十年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建立了独立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其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新社会就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物质利益理论,而且他还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就是说,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仅是凝聚和团结千百万人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的根本体现。正是由此出发,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毛泽东还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的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三、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对领导人员来说,“绝不能做官当老爷”,“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管理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区别。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第四、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和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探讨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研究,得出明确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针对社会上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作用。

  第五、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和农业问题,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理论政策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封锁和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既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又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在全党面前突出起来,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后来提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的早期雏形和渊源。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在哲学、政治学和军事理论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在经济学领域里更加如此。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综合经济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探索和杰出贡献,是极其宝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新水平。毛泽东经济学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已引起世界包括西方的广泛关注、学习和研究。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的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不等式说明了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总结、继承、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超级经济学大师。又如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就对毛泽东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就有过一番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惊人的成就。”中国学者萧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明确指出:西方“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正确认识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以及贡献,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毛泽东经济学的理论,有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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