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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梦 第六卷 天恩 第五章 政治浪人 2

作者:梅子 发布时间:2017-07-16 13:12:15 来源:新浪博客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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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基督教在华的最大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控制中国舆论;如何对中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学府取得更多管理权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背。”

西方人这种在做精英阶层“思想工作”的传统于今犹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除被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反将一军泄气地想退出联合国外,他们百多年的目标是一致的,努力也是连续的。

这就是产生汉奸卖国贼的外在原因。

我们无论如何该知道:改革开放的过程伴随着理想去魅,与理想去魅化相配套的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白猫黑猫轮”,三者构成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成为产生汉奸卖国贼的内在原因。“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没方向。“白猫黑猫论”就是怎么搞都行。一个牵扯到经济,一个廓清了政治。这两个论断,框定了中国,限定了改革开放的反人类反正义特征。这是颇有深意的,

我们应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发展与动力,完全是建立在人类最龌龊、阴暗的私欲之上进行的,它甚至靠谎言推动,为了“修”,而启动“私”,因为经过连续十年的“斗私批修”,对事实进行再加工,对数字连番篡改,这是确立私欲正当性的唯一选择和唯一现实的理论途径,可这一选择,就把产生汉奸卖国贼由可能变为现实。

必须指出,桃老他们那一带尽管颟顸却还珍惜并捍卫共产党红色政权,敢以冲锋枪与坦克车与自由派对话,这是难能可贵的,本质上属杜林论范畴。自由派就是推墙派,新自由派就是汉奸,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做大做强,为做大做强不惜牺牲一切、抛弃一切、毁灭一切,为做大蛋糕他们不但盘剥穷人,而且盘剥同道。严格说,中国走上这条路不是在桃老时代,它恰恰从桃老已不能视事开始,时间点在发改委成立,桃老一死就陷入疯狂,至今依然处于疯狂状态,汉奸,一批批出笼,并渐渐成为气候,呈尾大不掉之势。

众所周知,我国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并入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翻牌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就是说,这一权力相当畸形的汉奸衙门乃十四大产物,从那时起,以肥大代替强大,以发疯代换发展,以数字代表业绩,以圣意代入官意再代入民意,一步步把经济弹成一架发疯的钢琴,这十年除却一串靓丽的数字,根本就是在沙滩上建起了大厦,一推就倒,国家得外汇,美国得实惠,老百姓失血,生灵涂炭,民变四起,不得不动用军警维稳。

也就是说,在汉奸和西方敌对势力操弄下,自十四大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被西方像逮驴一样被赶进了胡同,回头很难,走下去更难,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下面我完全用卢麒元先生的理论予以剖析:我们先回到十年前。1992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将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桃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其中奇迹与危机都是猫盖屎。

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受风波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反过来就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更大规模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深知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这时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铁总理。铁总理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他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铁总理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杀贫济富,以最简单的方式实现财富集中,制造资本家。由此,他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铁总理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

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亦即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亦即桃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单以做大蛋糕论经济,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增长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1989年之后的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铁总理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他仍然缺乏处理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铁总理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他所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压榨;制造了大批汉奸卖国贼。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果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铁总理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就是所谓“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简称“改革教”。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空才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正被酝酿成为一场大灾难。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铁总理基本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2002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铁总理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负面影响,将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把不合理的摈弃掉,并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并因产生了大批汉奸,他们太依恋铁总理带来的既得利益了。

十六大之后,铁总理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房地产比重越来越大。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我判断,铁总理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2002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开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美国开始钓鱼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目前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蔚然成风的房地产新政。其政治结果,就是差点儿让敌特攫取最高权力。

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和农地流转理论。我老叶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亦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和农民无家可归流浪化?我们在筑城,实际就是在掘坟!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终归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与这一过程相连的,看上去是汉奸为躲开屠刀而打掉仅存的社会主义残余,实际却是催生无产者举起屠刀杀汉奸,灭九族,抄家灭门!有前面国企改制三千万工人下岗的血的教训,老百姓已不像先前那么好糊弄了,毛泽东给共产党累积的巨大威望,快用完了!现如今遍地群体事件,足以证明。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这,完全是发改委、央行、国务院汉奸罪证,亟待全国动员,对卖国贼血债血偿!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我尖酸刻薄地总结道:“问题,出在这里。”

我同时指出:“汉奸卖国贼与政府机会主义分子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现在,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否则就把全民族推向万丈深渊,成为九流殖民地!”

我说:“当前中国只需考察人民币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就能推算出发改委汉奸是多么混蛋!我们只需计算一下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就明白中国不是在发展,而是在发疯!”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此相比,那些跳出分配问题,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那实际是汉奸圈套。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是怎样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也就是汉奸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能恢复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市场化下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这完全是痴人说梦!乃是汉奸卖国贼奉主子旨意画圈。

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世常、高铿农、历顾芬、刘仙鹤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目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金融殖民地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汉奸卖国贼。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的道路还没断,希望还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但祖国复兴的第一步,必然是全民拿起菜刀,把汉奸卖国贼全家杀死,因为他们不可能被教育好,因为品质是带遗传的,还因为他们全家无一例外地享受过卖国收益,所以杀死他们,不必手软!”我一拳砸在讲台上,结束讲演。

台下只几个人鼓掌,稀稀拉拉,他们显然是别单位来的,绝不会是发改委官员。

讲完了我就该走了。

是该走了。

被人笑着请进来,却又哭笑不得地送出去,我已成瘟神,我有数,但是,发改委这么有钱的单位对老叶就不招待招待?我老叶费尽心机地大半个上午就不赚点儿劳务费?正凝想间,金融司男男女女迎过来,金迪华司长对我说:“中午我请,吃个便饭”。然后往旁一伸手,一个大信封递过来,同时递过来的还有财务领款单,他说:“劳务费,还得麻烦你签个字。”这是例行程序,我唰地一下一笔签完,没想到司长又说道:“老叶,我对你十分尊重,可我必须告诉你,你在京先后工作五家单位,就发改委给你分了房。你骂既得利益者,你也是既得利益者,你分的房子严重超标,现在市值上千万!”

闻言猛然一哆嗦。当初机关分房,马泰和明远为此提前结婚,才在万寿路分得一角,才四十多平方,做饭都要搬柴油炉去楼道操作的那种,可我野风,在当时由于矫枉过正,见了女的就想跑,还找谁结婚和谁分房?至于后来进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记忆中分房机会不是没有,我放弃了,因为我没钱,因为我不想插队,因为比我困难的干部多得多,所以我无一例外地放弃了,从没要过。如果说我真有房子,在哪里?

我如果没有,金迪华就是威胁,难道不是这样吗?若如此,反扑可就开始了。

我正要解释,东方雪却对我道:“老七,在京你真是有房子,那时我公公还在,他把你没钱买房子回家说了,我婆婆就去找领导,硬是逼温总理特批从发改委给你补了一套,面积超标不少,超标部分按市值缴纳。钱是我婆婆掏的,产权在你六哥名下,如果没有后遗症,这房子随时都能过户给你。”

终于明白了。

我问:“房子在什么位置?”

六嫂答:“西二菜户营。”

我又问:“很大吗?”

六嫂:“跃层式。”

闻言猛然一哆嗦,那块宝地的跃层式,可不就值一千万?可它来的真不是时候。

“我他妈真贱,摆明是千万富翁,却要上街擦皮鞋,把儿子养得像螳螂似的。”

“怎么办?退回去吗?”

“不退。退回那就更说不清。”

“什么时候过户?”

“不过户。我尽快生个孩子给你们,你们把房子留给他(她),这就可以了。”

“这么做浪浪怎么办?”

“买了,边海的房子,在浪浪名下。”

“也许你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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